每經特約評論員 李志青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20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作出中國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鄭重承諾（以下簡稱“3060目標”），并在2020年12月的全球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具體地細化了碳減排目標——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3060目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國家戰略決策，既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和全面考量氣候減緩和氣候適應能力的科學判斷，充分彰顯了我國順應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全球大勢的大國擔當。為此，有必要在數字經濟等社會經濟發展前沿領域全面推進與碳達峰碳中和的有機融合和協同，數字經濟助力碳中和可謂意義重大。在此背景下，首屆中國數字碳中和高峰論壇將于9月7日在成都舉行，本屆論壇也以“數字助力，綠色發展”為主題。

第一，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數字經濟必須及時響應碳中和戰略，推動實現碳中和數字化。

根據統計，我國2020年GDP總量中大約有三分之一與數字經濟直接或間接相關，凸顯在后工業化時代里，數字經濟在各行業、各領域的廣泛應用。可以說，數字經濟的發展極大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國家碳中和戰略適時提出，數字經濟和碳中和同步成為經濟發展的“風口”，這兩個風口之間必然可以產生“火花”，推動形成一個更大的發展浪潮。事實上，從各類企業和機構的市場表現來看，碳中和已經在牽手數字技術和產業。表面上這是數字經濟在碳中和領域尋找合適的應用場景，實質上，這是碳中和目標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戰略溢出”。也就是作為重要戰略決策，碳中和在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或供給）有價值的需求，通過自身的數字化進程為數字經濟創造新的生命力。就此而言，數字經濟發展必須也理應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服務好碳中和戰略，以此拓寬和提升自己的發展空間。

第二，數字經濟要注重解決碳中和過程中的難點與痛點，以數字化來提升碳中和的發展效率。

碳達峰碳中和過程牽涉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包括技術、產業、能源、金融，等等，其中必然面臨不少挑戰。就以碳排放標準體系的建設這一最基礎的工作為例，這是開展碳減排和一切排放測算的基礎，歷史上一直存在底數不清、計量模糊的問題，尤其是在廣大的中小企業排放主體上，缺乏高效低成本的統計和測算方法及工具。在此，是否可以發揮數字經濟的積極作用，借助數字經濟領域成熟的數字技術和工具，如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來推進碳排放標準化體系的建設，使得各產業形成碳減排度量和測算基線，進而提高碳配額分配到交易等方面的效率。應該說，目前數字經濟領域也已經注意到碳中和領域的這些痛點和難點，也作了不少嘗試，比如構建了碳排放因子庫等，但真正能夠將碳排放與碳交易以及碳金融相結合的底層數字技術還不多見，數字經濟應該重視并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

第三，數字經濟助力碳中和過程中也要重視自身的碳中和問題，以低碳的數字化來為碳中和目標減負。

與制造業等產業相比，數字經濟本身對生態環境資源的依賴度不大，主要是人力資本和技術的投入，無疑屬于綠色低碳產業。但數字經濟的聚集性較強，往往在很小的空間里有著非常密集的設備設施投入，比如大型的數據中心或者超級計算機等，而這些設施設備的運行往往需要耗用大量的電能。據研究測算，全球所有數據中心加起來，電力消耗總量已經占據了全球電力年使用量的3%。到2025年，全球數據中心使用的電力總量按現在的電力價格來估算的話，年費用將會超過百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將達到6%。這樣一來，在無法很快改變電力能源結構的條件下，數字經濟本身就是一個碳排放大戶，這顯然是與碳中和戰略背道而馳的。因此，碳中和數字化也應對數字經濟的碳中和提出要求，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數字經濟的能源利用效率，促進數字經濟的節能減排。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有必要加強與綠證市場、碳市場的結合，通過綠色金融機制來提高自身碳達峰碳中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