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彪    每經實習記者 李明明    每經編輯 陳旭    

10月14日，中國迎來農歷的重陽佳節，這也是尊老敬老最重要的節日。

近年來，中國老齡化問題日益加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要求，自10月10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2021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這也讓人口話題再次進入人們關注的視野。

自2017年起，我國出生人口“四連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更是敲響了老齡化和低生育率警鐘。

日前，施行近20年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迎來第二次修改，主要包括三孩政策入法、社會撫養費及相關處分的規定刪除等。

三孩政策落地，地方層面鼓勵生育的政策也緊隨其后：攀枝花成為全國第一個實行生育補貼的城市；8月18日，北京率先落實住房優惠政策，多孩家庭可優先申請公租房，并在戶型選擇上給予適當照顧；甘肅省臨澤縣宣布二孩每年發放5000元育兒補貼，三孩每年發放10000元育兒補貼，連發3年；武漢將生育三孩費用納入醫保，男職工可享15天護理假津貼……

一時間，多地紛紛展開三孩支持措施的探索。

三孩政策對中國人口出生規模和總量會產生什么影響？如何推進鼓勵三孩生育政策？有專家建議的生一個孩子獎勵100萬元可行嗎？帶著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進行了專訪。

政策影響：三孩占新生兒比例有望從6%~7%提至9%~10%

NBD：全面放開二孩后，我國生育率一度明顯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國家進一步放開三孩政策，這對提升生育率會有什么影響？

王廣州：三孩生育政策的導向非常重要，不能單純地理解為只是可以生三孩。過去曾有部分專家認為，放開二孩以后生育率會出現井噴，實際上并沒有出現這種現象。

王廣州 每經實習記者 李明明 攝

根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調查，我認為放開三孩生育后，三孩占新生兒的比例最多增加3個百分點，比如原來三孩占比6%～7%，實施三孩政策后每年大體增加到占9%～10%。

今年政策剛剛放開，生三孩的比例會上升一些，可能是歷史積累的人群會有一定的生育堆積效應。但對出生率，只能說有助于穩定在1.5或1.8。

生育政策對生育調節肯定是有影響的，目前我國居民生三孩的意愿相對較低，所以從政策影響角度看，應該不是很大。

圖片來源：新華社

此前我們做的二孩生育調查顯示：我國育齡人群的理想子女平均為1.92左右，而日本是2.1以上。農業人口有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達到80%左右，非農業人口達到40%，不過實際生育二孩的數量要比意愿生育數量低。

目前，我國一孩和二孩的生育率都是比較低的，生一孩的人群生育年齡越來越晚，生二孩的比例也在下降。

NBD：大城市的生育狀況變化更為顯著，以北京為例，育齡婦女總和遞進生育率（消除年齡結構和孩次結構影響后的標準化平均終身生育水平）由1990年的1.2366下降到2005年的0.8925。這次放開三孩會有什么變化？

王廣州：我覺得總和遞進生育率基本上不會有大的變化，還是會維持原來的低生育率，我甚至還擔心，由于一孩生育率下降，不一定會看到三孩政策對整體出生率的正向效果。

同時，這次放開三孩政策對育齡婦女孩次（指該嬰兒出生時在其家庭所有現有子女中的排列順序）結構影響很小，幾乎微乎其微。我擔心各個孩次都比之前的數據還要低。

因為降低生育率的因素長期存在，比如低生育陷阱理論、獨居的生活方式、家庭規模越來越小、二次人口轉變、家長對孩子預期越來越高等。其中獨身、獨居戶比例越來越高，北京市甚至達到20%以上。

生育獎勵：公共政策應該體現公平原則

NBD：中信證券研報認為，放開三孩生育的效應可使新出生人數短期提升10%至15%。這或許有助于將生育率維持在1.5至1.8的水平。您認可這一觀點嗎？

王廣州：從增量的角度來看，會對生育率提升有點影響，但只能說有助于穩定在1.5或1.8，實際上真要實現穩定可能還有較大的難度。

我們有一篇文章寫過，即便全面放開生育（如果其他社會經濟條件不變），生育率大概率也只在1.4左右。放開生育后可能會階段性產生一定生育堆積效應，但疫情的因素導致這種可能性很小，疫情過后可能出生率較目前要稍微回升一點，但能否穩定還不好說。

現在育齡婦女的受教育程度來看，34.3%左右在大專及以上，到2050年前后預計將達到70%。如果高生育率的人群不斷減少，低生育率的人群越來越多，那么總的生育率一定是下降的。

NBD：2019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從性別比（男性與女性的比率）來看，一孩為109，二孩為113、三孩為148，二孩三孩男女性別比失衡更為嚴重。造成這種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放開三孩會改善這一現狀嗎？

王廣州：性別比失衡的原因我們20多年前就在研究。首要因素就是農村地區的性別偏好，而城市生育性別選擇性沒有那么強。

一孩、二孩、三孩性別比例失衡升高的趨勢在全國范圍基本都一樣，只是各地管理嚴格程度不同，打擊非法性別鑒定的力度不一樣。放開三孩之后，這種性別比失衡會有一些改善。

性別比失衡需要一個長周期的調整，也需要人的思想觀念改善。例如老百姓發現男孩生多了，會造成農村地區男性結婚難，天價彩禮現象頻發。這樣就會降低老百姓生育性別偏好，我看到河北的很多農村已經產生變化了。

NBD：您之前做了很多關于生育意愿的調研，影響人口生育的主要障礙是什么？如何破解此難題？

王廣州：不同的調查結果均顯示，影響生育最重要的障礙就是經濟因素，大概占70%左右。占第二位、第三位的因素是教育和照護，其實某種程度還是可以歸結到經濟因素上。

因此，我們做的影響二孩生育研究調查顯示，首要障礙是經濟成本，這也是一個全生命周期的主要因素，不僅僅局限在某個年齡段。此外還包括家長自己的就業機會成本。比如：擔憂生育、養育可能會影響家長升職、收入受損等。

這也體現了貝克爾的孩子價值理論，他說之所以人們不愿意生孩子，是因為大家對孩子預期價值的評估，即投入產出方面覺得不劃算。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人們養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不一樣，所以觀念就會發生一些轉變。

當然，要想破解這個難題，家長養育孩子的理念和育人方式都需要轉換。 每個父母都愿意把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帶給孩子，但是孩子和父母對“最好的東西”理解不同,此外孩子在家庭中是不是有參與權、話語權也很重要。

特別重要的是家長不要對孩子期望過高,這會帶給孩子沉重的壓力,也容易讓孩子出現心理問題。家長要能接受下一代可能不如自己。

NBD：有許多專家在生育政策方面積極建言獻策。比如經濟學家任澤平建議：一線城市生三孩，每人每月可獎勵3000~5000元現金。對此您怎么看？

王廣州：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體現公平原則。不能為了讓一部分人受益，而讓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

此外公共政策要有足夠支付能力來兌現，所以財政上需要對這些措施進行認真的測算。每個地區的財政壓力也是不一樣的。

我在2004年針對獨生子女費調研過很多地方，發現當年就有很多縣都發不出這筆費用，因為縣級財政需要支付的項目很多，比如要發教師工資，要建學校、醫院等，諸如此類很多公共事項需要支出，一些地區財政上已經存在一定的壓力。

實施獎勵措施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簡單，需要綜合考慮很多問題。比如一線城市要發多大金額，是發給戶籍人口還是全部人口，假如只發給戶籍人口也會造成社會矛盾。而給所有人發獎勵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人要涌入進來。

所以在制定政策之前，政府應該對政策可行性及可能帶來的危機作出科學的評估。比如過去某市舉辦大型國際運動會期間，當地政府出臺了免費乘坐地鐵的政策，但在執行中出現了客流太大嚴重超出預料的狀況，結果幾天后不得不取消該政策。

政策取向：不是只為獎勵生育三孩 而是要優化生育率

NBD：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國家采取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您覺得這些手段該怎么落實？

王廣州：有些政策其實是很早就有的。比如2019年我國將子女教育列入個稅專項附加扣除范圍，不過當時力度可能還不太夠，這次又提出來，還計劃再加大一些力度。

有些政策只要放寬松一些，就會產生比較好的實施效果，比如延長產假和陪護假。可是陪護假是否帶薪、帶薪的錢從哪來、是政府還是就業單位提供，這些還需要討論。比如瑞典的陪護假是帶薪的，并且由政府發放，但后來發現，國家的財政支撐不起這樣的花費。

還有些政策如果涉及公共資源配置和長周期的財政投入，實行起來就比較困難了。因為每年的稅收水平不同，國家也不能把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一件事上。

比如某地突然增加了人口，需要建學校、建醫院，可是建在哪？建多少？這些都需要規劃，并不是今天放開政策，明天學校就建好了。

除了生育津貼外，其他現金補貼也需要斟酌，因為我們并不知道補貼到多大的力度能解決多大的問題，還需要統籌考慮各地財政狀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做進一步的研究測算和政策論證。

政策實施最大的難題是如何界定，因為不同區域和人群面對的困難是不一樣的，比如對于三四線城市和人口流失地區，住房就不是一個大問題。

NBD：各地一些地方性的措施，比如攀枝花出臺生育補貼、甘肅臨澤生三孩補貼1萬連發3年、買商品房最高補助4萬等，這些措施有沒有全國推廣的價值？

王廣州：首先，各個地方在優化生育政策時，不能僅僅盯在三孩上，一孩二孩是基本盤，相比之下更為重要，這一點不能本末倒置。

其次生三孩的家庭畢竟是少數，不能因為沒有生三孩，就單單對生育三孩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為了多生三孩，而是為了整體的生育水平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

如果一孩二孩的生育沒有維持在合理區間，補貼三孩就相當于只補貼了很小的一部分人群，那樣即便力度再大，也是很少一部分人群獲得了公共資源，這并不是政策的初衷。

因為各地面臨的最基本的人口形勢和社會經濟條件是不一樣的，老百姓面臨的主要矛盾也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采取“一刀切”的一套政策來解決所有地區的問題。

對公共政策來說，做加法容易，而一旦要取消，引起的社會反響和爭議就會比較大。所以出臺政策前要審慎和充分調研，對各地執行政策的復雜性、差異性提前預判，不能忽略對政策有效性、可行性的論證和評估，只是簡單出臺一個政策，那是沒有實際效力的。

NBD：一線城市養育成本相對更高，目前我國一些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的生育率都在1.0以下，北京也推出多孩家庭可優先申請公租房等措施。對一線城市的鼓勵生育措施是否可以在住房、個稅 、戶口等方面有所側重？

王廣州：北上廣深的住房成本是非常高的，我國也積極倡導提供一些保障房的措施，但這些措施目前發揮多大的效果還有待討論。

超大、特大城市生育率更低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房價的問題，首要因素還是人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受教育時間拉長，導致結婚的時間更晚。

以北京為例，2000年前后，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已經達到29歲、初育年齡30歲左右，那么生二孩時就可能變成高危產婦了，很難再生更多小孩。

同時，由于人口過度聚集會對公共資源形成壓力，北京首先還是要確保首都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所以要把人口控制到一個合理的規模上。

現在特大城市也在有選擇地放開戶口。我覺得未來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可能取消戶籍限制，這方面的政策導向還是越來越寬松的。

至于個稅實施方面，國家還需要增加一些力度，但我覺得稅收對刺激生育的影響可能比較有限。人們通常不會因為能再減一些稅，就愿意多生孩子。

NBD：之前哪些地方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更為顯著？鼓勵二孩生育的有效經驗對刺激三孩生育有沒有借鑒意義？

王廣州：整體上生育政策全國是一盤棋統一放開的，但各地生育水平確實有所區別。這在一定程度上緣于各地傳統觀念可能不太一致，大家的響應程度也不一樣，有的地方仍殘留“多子多福”等老觀念。

總體上來講，東部地區生育率相對來說低一些，這跟它原來的計劃生育政策比較嚴有關。不過東部地區也不完全都是低的，比如潮汕、福建部分地方、浙江溫州等地可能與東部其他省份的生育率會偏高一點。

在鼓勵二孩生育方面，延長產假的效果是比較明顯的，其他比如消除就業歧視等，相對來說不容易量化具體的政策效果，還有一些經濟上的措施，也比較難以評估其具體作用。比如減免個稅的政策在全國都是一樣的，但每個人的感受可能不盡一致，因為收入和需要繳納的稅并不相同。

之前鼓勵二孩生育的一些地方政策，凡是給老百姓提供福利并減輕負擔的，我覺得都是好的政策。只是大家感受或有差別，影響效果也不盡相同。

政策干預：延緩出生率下滑進程 推遲人口負增長到來

NBD：隨著一系列政策推動，未來中國的生育率是否會長期穩定在1.3以上的水平呢？

王廣州：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生率也會從高向低，這是必然規律，人口學上也有兩次人口轉變理論來證明。

第一次人口轉變就是從傳統的平均生育子女數在6個孩子以上，轉變到更替水平附近。

第二次人口轉變就是從更替水平進入低生育陷阱和超低生育水平。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小家庭、不結婚等婚姻形式的多樣化，這就造成了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有些歐洲學者認為生育率低于1.5就進入低生育陷阱。所謂低生育陷阱，是指生育下降的機制形成后，由于價值觀的轉變、生存壓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會繼續不斷下降，很難甚至不可能逆轉。

目前，中國的生育率是1.3，已進入低生育階段，甚至是超低生育階段。而且母親跟子女之間的比例關系，打折下降的速度太快。

假定出生性別比1:1，而生育率是1.3，一個母親生1.3個孩子，相當于有0.65個女孩，那么母親跟女兒的比例是0.65，祖母跟孫女的比例關系再乘個0.65，就變成0.4左右了。

當前我國人口減少過快，再加上人口結構不均衡，已形成老年人多的倒金字塔模式，種種因素導致生育率恐怕很難一直保持穩定。

如果要想中國的人口總量達到一個峰值之后緩慢平穩下降，至少要把生育率維持在更替水平即2.1（足以維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數不增不減的生育率水平）附近，因為不可能正好維持在某一個點，總是要有波動的。

從國際上看，并不是所有國家的生育率都往1.3甚至更低的方向發展，比如北歐一些福利政策比較好的國家，2015年前后出生率大概是接近1.9。還有法國很早之前就鼓勵生育，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從1992年開始，生育率水平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之下。相對于日韓等國家，我國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更快。

出生率下滑就像人的老化一樣，這種規律性的變化可能是沒法避免的。但是我們要做的是減少其負面影響，干預它的進程，把人口負增長的年份適當推遲，使出生率朝著我們預期的方向發展。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