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程曉玲  淡忠奎    每經編輯 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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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城市視角衡量中國經濟發展，2021年國內城市經濟競爭力格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11月2日下午，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北京共同發布了《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9》（以下簡稱“報告”），對中國內地和港澳臺地區291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進行評價研究。

從最具競爭力城市來看，表現最為突出的是上海、北京、深圳、香港、廣州，這5座城市在綜合經濟競爭力、當地要素競爭力、經濟活力競爭力、營商硬環境競爭力以及全球聯系競爭力等維度包攬前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報告還以“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準與理想標桿”為主題，從中心區、都市圈層面對全球特大超大城市的現狀與特征、高質量發展與健康程度等方面進行樣本研究和提煉，結合國情推演出了我國超特大城市的合理區間標準。

綜合經濟競爭力：上海重回榜首，東降中升成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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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作為城市發展的基石，衡量著城市經濟發展的實力，是當前和短期的經濟績效的決定力量，也是城市未來和長期發展的關鍵基礎。

根據報告，2021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前10城市依次為：上海、深圳、香港、北京、廣州、蘇州、臺北、南京、武漢、無錫；11-20名依次為：杭州、成都、寧波、佛山、澳門、長沙、東莞、常州、廈門、青島。（完整榜單見文末）

這當中，上海超過香港和深圳，重回綜合經濟競爭力榜首，而香港和深圳各下降1位，不過依然維持多年來“三雄爭霸”的局面。

前20強中，除東莞上升兩名，廈門上升三名，青島下降三名以外，其他城市排名基本沒有變化。這也反映出頭部城市格局穩定，地位難以撼動。

從地域分布來看，“南高北低、南升北降”的趨勢依舊延續。南方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仍然在上升，北方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仍然在下降，其中南方161個城市的排名平均上升1.35名，北方130個城市的排名平均下降1.68名。

具體來看，南方城市有49個處于下降狀態，有29個城市保持不變，有83個城市處于上升狀態，并且上升的幅度顯著高于下降的幅度；北方城市有63個處于下降狀態，有12個維持不變，有55個處于上升狀態，且上升的幅度要低于下降的幅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東降中升”逐步成為新的趨勢。報告顯示，東部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略有下降，具體表現為，頭部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排名維持穩定，但是尾部城市的排名呈現下降的狀態，總體東部城市排名平均下降1.42名。中部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平均上升了2.25名。25個城市處于下降狀態，46個城市處于上升狀態。

“從城市群來看，中部成長的城市群，如合肥城市群、南昌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它的綜合競爭力排名均處于上升狀態，上升幅度較大。”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博士、《報告》主編徐海東在現場表示，這些城市群排名分別上升6.75名、6名、4.07名、2.36名，特別是城市群的非中心城市的排名處于總體的上升狀態。”

可持續競爭力：頭部趨于穩定，多中心省份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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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是全球城市面臨的永恒課題。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城市可持續競爭力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為：香港、深圳、臺北、上海、北京、廣州、武漢、蘇州、南京、廈門。

發達城市的可持續競爭力格局正在趨于穩定，香港、深圳、臺北、上海、廣州可持續競爭力基本維持不變；中西部城市可持續競爭力排名上升較快——成都（上升6名）、合肥（上升6名）、長沙（上升9名）、鄭州（上升7名）。

就省份而言，臺灣、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東等省份可持續競爭力處于前列，特別是江蘇的蘇州、南京、無錫居全國前15名，省內競爭力較低的淮安、連云港、宿遷也在全國分別排名第73、74、87位。

從各省份內部格局來看，多中心均衡發展的省份要總體強于單中心發展的省份。

例如，河北、福建、浙江的總體城市格局較接近扁平化的雙中心格局，江蘇、山東、廣西總體格局接近多中心的格局，這些省份總體可持續競爭力要顯著高于河南、陜西、湖南、山西、湖北、吉林、四川等單中心省份。

此外，在可持續競爭力的總體格局中，南北分化加劇的趨勢依然值得關注。以分項指標科技創新競爭力為例，報告顯示，2021年南方地區城市科技創新競爭力平均排名上升2.795名，而北方地區的科技創新競爭力平均排名下降了3.46名。

根據進一步研究發現，當前我國空間經濟演化在區域維度呈現出東西向和南北向的鮮明對比：

即東部高端要素聚集的同時，中低端要素向中部和西部擴散的“聚中有散”現象，以及人口、人才和產業在南方加速聚集的同時，未向北方擴散的“只聚不散”現象。

具體來說，首先，東部人口和經濟占比持續擴大，高端要素繼續聚集，中部崛起態勢鮮明，科創安徽引領發展，在“東中一體”共同進步中，“聚中有散”塑造了崛起和收斂；而經濟“南升北降”，產業向南部集聚，這種“只聚不散”則加劇了分化與差異。

超特大城市的健康標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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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公布最新城市評級顯示，我國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有7個，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特大城市有14個。

這21個超特大城市，常住人口達2.9億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0.7%；國土面積16.9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市轄區面積7.5%；GDP總量為33.6萬億元，約占全國經濟總量的33.1%。

“超特大城市怎么樣才能有競爭力？是不是光有人口就有競爭力？”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直言，一些個地方就是通過行政區劃調整做大城市，“人口上去了，經濟總量也上去了”，但城市競爭力應該有更多分項指標來衡量。

“以前說農民離鄉進城，先到四線城市再到三線城市，再到二線城市。現在不是，農民一腳就邁到超大、特大城市。因此，超大、特大城市能有一個健康的標準非常重要。”姚景源說。

這個“健康標準”應該是什么樣的？

此次報告以“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準與理想標桿”為主題，從中心區、都市圈層面對全球特大超大城市的現狀與特征、高質量發展與健康程度、歷史演化與未來趨勢進行樣本研究和提煉，提出一個創新觀點——“人口生存舒適最低需求理論”。

無論從經濟學、環境還是其他方面來說，人類生存、環境可持續都要有一個最低的標準，超過這個標準無論對人還是對環境都會產生破壞：

人口居住空間不低于30平米；城市范圍內土地開發強度不能超過30%；建筑物高度即容積率，結合全球城市經驗一般不宜超過2.5；單次通勤時間不超過60分鐘；城市住房用地占城市建設比例，經驗顯示值在25-40%之間。

由此，報告進一步推導出超大特大城市的理想人口規模、開發強度、開發密度等：

開發總面積最好不超過6000平方公里、半徑不超過45公里，理想值是3500平方公里；

都市圈的中心區最大容忍面積為700平方公里，理想值是300平方公里；

都市圈最大人口不超過2500萬人，理想值為1400萬或1500萬人，中心城區最好不超過800萬人，理想值為450-500萬人；

開發強度總體上不超過0.3，中心區不超過0.7；

都市圈或超特大城市人口密度最好在4000人/平方公里，中心區人口密度在15000人/平方公里以下。

對比來看，中國城市存在哪些問題？

報告認為，目前中國超大、特大城市存在人口規模偏大、中心區域人口密度偏高、經濟規模和經濟密度相對較低、產業層次相對較低、產業分工協作與多層嵌套欠缺、城市功能層級較低等問題。

這些問題又導致了我國超大、特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房價收入比普遍偏高、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嚴重、城市生活質量相對較低等。

“對癥下藥”，報告對超大、特大城市健康發展給出建議：應降低人口密度、開發強度，提高經濟密度，提升功能，擴大都市圈的空間面積，疏解低端功能，建高能級的城市。

特別是要制定多層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間規劃；建設多組團、多中心、多層級的城鎮體系；積極引導市場來推動特大和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更大范圍的公共產品優化布局；創新功能疏解的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