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余蕊均    每經實習記者 劉雅玲    每經編輯 劉艷美

自2013年1月住建部公布首批90個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名單至今，中國的智慧城市幾乎占了全球試點的一半。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汪玉凱看來，智慧城市的興起，成為實現中國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應該說這個成效是很明顯的，但仔細考量，這些年在智慧城市建設上花了這么多錢，我們的投入和產出到底成不成比例？”11月16日，汪玉凱在參加成都市經濟發展研究院主辦的“數字化轉型推進超大城市治理”研討會時表示，當前智慧城市建設各地差異很大，也暴露出一些突出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現明顯的重復建設，造成浪費。

以公共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為例，汪玉凱提到了一組數據，“很多數據庫的利用率不到20%，只有百分之十幾，用得好的也不到40%，而美國的數據庫利用率都在40%左右。”他強調，在城市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提升公共數據治理能力，首先應該加強智慧城市中的公共數據基礎設施的統籌，防止重復建設。

汪玉凱表示，雖然一些大公司與地方攜手共建數據中心，一方面的確能夠比較快地改變數字基礎設施短缺的現象，但如果不改變觀念、不改變數據治理能力，一味大手筆建設很多數據中心，“造成的浪費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大家也都得不到很好的應用。”

他提到，運用數據提升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水平，已成為數字時代的共識，在城市里注重數據治理，意義不可小覷。但在當前的智慧城市建設中，在公共數據治理方面，還存在另一些突出問題，比如從“三難”到“三通”再到“三跨”的目標的實現。

“過去叫‘三難’，資源互通難，資源共享難，數據互聯互通難；然后是‘三通’，指的是網絡通、業務通、數據通；現在是‘三跨’，分別是跨層級、跨部門、跨區域。”汪玉凱解釋說，要實現上述目標關鍵就在數字治理短板——短板背后的邏輯是政府部門相互分割，體制機制上存有障礙。

另一方面，公共數據治理也出現了新的“三低”，即整合度低、資源共享度低、開放度低。他以國家民航局開放每日航班動態實時數據為例解釋說，通過一個手機軟件即可為普通公眾提供便捷服務，如果沒有開放這一前提，數據就只能躺在“政府的庫里”，什么作用也發揮不了。

“所以公共數據資源如何由‘三低’變成‘三高’是關鍵。”在汪玉凱看來，公共數據治理難度的背后，主要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權力問題。他認為，開放政府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路徑，具體又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政府的信息要公開；二是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要相互開放；三是政府數據要定期向社會開放。

他最后還提到，這次疫情應對過程中，中國在數據利用方面的確上了一個大的臺階，但同時也暴露了問題，值得認真反思。“比如現在人工智能的刷臉，很多不是應用不夠，而是應用過度的問題；如何處理好這種公共數據開發利用和個人數據保護的關系；包括在處置過程中，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就把人扣了的現象。”

汪玉凱表示，當社會進入常態化治理過程中，如果這些現象還不斷出現，會嚴重影響城市的形象，也會影響到數字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_50030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