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張蕊    每經編輯 陳旭    

圖片來源：新華社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會議要求，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

會議指出，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要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制造業、風險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

從去年宏觀政策的“精準有效”到“穩健有效”，該如何理解這一變化？相對去年有哪些新提法？《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就此對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一帶一路學院研究員萬喆進行專訪。

明年的經濟政策有望更為寬松

NBD：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相對于去年提出的“精準有效實施宏觀政策”，從“精準有效”到“穩健有效”，您如何理解這一變化？

萬喆：從精準有效到穩健有效，實際上還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過去講精準有效時，應該說整個宏觀的形勢和韌性都更好一些。現在講穩健有效，意味著明年的經濟工作要在相對更加寬松一點的貨幣和財政環境下進行。

去年講精準有效，尤其疫情發生一年以來，中國防控疫情比較得力，整體來說我們一方面出口比較好，一方面國內制造業還是在比較穩定的情況下運行。我國經濟韌性比較強，在全球來說也是一枝獨秀的。

但在2020年到2021年的時候，全球又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主要經濟體貨幣放水，導致全球的通貨膨脹率不斷升高，中國雖然自己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直都比較克制，但也會受到全球性輸入通脹的影響，包括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給企業帶來一定壓力的同時，也給整體的宏觀政策帶來了壓力。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的出口仍處在高位，但總體而言由于疫情在全球不斷蔓延、反復，給全球的供應鏈帶來很大影響，國內疫情的反復也給服務業帶來了不小的負面沖擊。

當前市場上比如從社會零售消費來看，恢復相對比較緩慢，要低于疫情前中期的預期，從今年整體情況來看，我們還是比較穩的，但內外部的壓力都在增大。

所以過去講精準有效的時候，實際上針對的是我們整體經濟韌性好，因此在貨幣和財政政策上的空間是非常寬容的，只需要比較克制的、在定點的進行一些精準有效的投放就可以。

現在在全球貨幣放水的大背景下，未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可能要走中性偏寬松，但是這個寬松的空間我們絕對是在前面已經留下了的，所以我們并不說它是一個“寬松”，而是叫穩健有效。

強化對“制造業、風險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非常務實

NBD：會議提出，要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制造業、風險化解等的支持力度。相對于去年而言，除了繼續加強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支持，強化對“制造業、風險化解等的支持力度”是新提法，對此，您認為這是出于何種考慮？

萬喆：這其實是非常務實的一個考慮。去年提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主要是由于很多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在疫情中遇到很大困難，他們一方面抗風險能力比較差，另一方面在實際當中得到的支持力度相對也比較有限。無論是“六保”還是“六穩”，首要都是就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商戶實際上是帶動就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提出來要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支持，到了今年這種形勢應該還會繼續，因為他們面臨的一些困難仍然存在。

而對于制造業來說，去年從上半年延續到下半年，因為全球供應鏈斷裂和生產訂單的轉移，中國的制造業實際上有一波非常好的行情。但全球疫情當中供應鏈斷裂實際上造成了訂單有一些淤積，而到今年又出現了部分海外訂單取消的情況，這給制造業企業今年的發展造成了一些困擾。另外“能耗雙控”對制造業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所以制造業在目前這樣一種狀態下，怎樣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如何對制造業進行支持，這是非常重要的，是切中了今年的痛點。

另外一個痛點是風險化解。比如說恒大以及其他一些房地產企業，包括我們看到有少量金融機構在前些年因為加杠桿擴張比較厲害，形成了一定的資產泡沫，雖然他們不會造成整體的系統性風險，但已經造成了一些小的風險點發生。

在這種狀況下，要謹防由于局部風險爆雷等對市場造成的負面沖擊，要正確引導市場預期，避免市場心理過于恐慌。

所以我認為制造業和風險化解是在今年出現的兩個新的風險點，所以這個提法是非常務實的，應該說時切中了今年經濟的痛點和難點。

既要促進投資拉動又要做好風險控制

NBD：會議提出，要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對于“適度超前”您如何理解？

萬喆：適度超前意味著財政政策明年也要進行適度的寬松，過去基礎設施建設在一段時間內確實對中國經濟整體的增長起了很重要的拉動作用。

現在一些地方由于疫情原因，還存在著一定的運轉困境。尤其是一些以旅游業、服務業為主的城市，疫情對他們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講適度超前，也就是說既要促進投資拉動，又要做好風險控制。這也是會議所強調的，要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關后門”“開前門”。比如金融機構與政府的關系要理清，政企要分開；同時，地方上的財政收支預算等都應該更公開透明。

另外，地方上需要基礎設施投資但又不能過分依賴，還是要更好地改善營商環境，吸引更多中小企業，進而創造財政收入的“活水”。

NBD：會議提出，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您認為微觀政策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萬喆：首先，在疫情防控方面，一方面要防疫，另一方面在疫情常態化的背景下，整個防疫機制可以更加系統更加科學，可以考慮減少一些制度性成本，比如一些軟件是否能夠互認互通，從而減少對商業、經濟活動的影響。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減小成本的方式。

另外，有疫情反彈的城市應對疫情也要張弛有度，不能夠太過風聲鶴唳而導致對經濟的影響過大。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基層加強治理的同時，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觀念仍然要堅持，要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

其次，目前在對各行各業進行監管方面的清理整頓過程中，還要注重創新活力，給創新留出更多空間，從而激發更多個體有創新創業的能力和意愿。換句話說，監管和創新容忍要同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