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憲

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世紀疫情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

在筆者看來，當前經濟形勢的復雜，表現在三個交織上。

表現在三個交織

其一，總量問題與結構問題交織。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基本是針對總量問題。對于中國，由于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的雙重轉型，結構性矛盾一直突出。金融危機后的西方國家，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也凸顯出來。原來講宏觀經濟均衡，就是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總量平衡。

現在人們越來越發現，GDP三種核算方法視角的三個結構問題，決定著一國經濟運行和發展能否沿著最優路徑前行。一是支出法的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結構；二是生產法的三大產業結構，重要的是制造業占比，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三是要素法的勞動和資本所得的比重，以及稅負問題。在這三方面，我國都需要完善。第一個結構中，居民最終消費和有效資本形成占比，一直沒有達到相對均衡的狀態；第二個結構中，先進制造業占比，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也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在第三個結構中，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占比，以及宏觀稅負，不能不說存在著比較突出的結構性矛盾。

其二，常態問題和非常態問題交織。在宏觀經濟學或宏觀經濟分析的框架中，嚴重的需求沖擊或供給沖擊，使經濟運行進入衰退或蕭條，就是非常態了。后人研究凱恩斯和哈耶克時，有一種觀點認為，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是面對大蕭條這個非常態的政策舉措，哈耶克講的市場自由，是常態下的情形，二者并不在同一個層面或視角看問題。遺憾的是，當哈耶克批評凱恩斯時，凱恩斯已經不在了。疫情是公共衛生危機，尤其是這場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經濟運行進入非常態，而且疫情的不斷反復，使經濟波動的態勢受到疫情蔓延和防控形勢的影響。在人類歷史上，非常態對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影響不可謂不深刻。

其三，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在宏觀經濟的框架中，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的關鍵區別是，短期價格彈性：價格對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及時作出反應；長期價格剛性：價格在以前的水平上固定不變。因此，長期中經濟的產出取決于資本、人口、技術、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源等因素，而這些因素并不受物價水平影響。因此，面對總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和總供給管理的發展政策著力點是不一樣的。2008年金融危機后，專家說，現在是短期政策即穩定政策長期化。這既有政策操作上的問題，也有現實經濟運行發生變化，導致短期政策被動地長期化。中國好在2012年以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了高度警惕，有效地防止了短期政策長期化及其帶來的不良后果。

如何破解復雜經濟形勢

在復雜的經濟形勢面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這里，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包括宏觀政策、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和社會政策。

長期以來，宏觀政策特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主要是總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對總供給管理的發展政策較少涉及。上述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和社會政策，是發展政策的范疇。

也就是說，破解復雜經濟形勢帶來的矛盾和問題，既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又要積極推進有效的發展政策。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的，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改革開放政策要激活發展動力，區域政策要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社會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線。

發展政策是國家履行經濟管理職能，調控國家宏觀經濟水平、結構，實施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指導方針。發展政策討論的所有問題都涉及到長期總供給曲線的移動，最具戰略性、根本性。

因此，筆者對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政策發力適當靠前”的理解，和目前看到的一些觀點不盡一致。這里的“政策”主要指宏觀政策，還是發展政策？筆者以為，在當下的背景下，主要指發展政策，即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等。在宏觀政策穩健有效的前提下，發展政策的發力適當靠前，將對中國經濟形成新發展格局，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響和作用。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