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程曉玲    每經編輯 劉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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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全國人口為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為1062萬，出生率為7.52‰；自然增長率為0.34‰——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確認了這組數字。

一再“跌落”的生育率，背后是繁重的經濟包袱，用錢“刺激”的呼聲，越來越高。

長期呼吁“真金白銀補貼生育”的攜程集團創始人、人口學家梁建章整理今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意見建議發現，已有超過20人關注生育問題，其中，至少8人直接提及現金和稅收補貼。

建議直接發放補貼的，如全國人大代表、科力爾董事長聶鵬舉建議，對三孩按當地月平均工資20%發放生活補助到18周歲；全國人大代表、惠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黃細花則建議，國家財政每月參考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發放一定金額育兒補貼直到滿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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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補貼的可行性有多大？

中山大學嶺南經濟學院教授林江曾指出，如果是“蜻蜓點水”的補貼，對于決定不生二胎的人只是杯水車薪，很難改變他們的想法。但補貼多了對政府又可能造成過大負擔；如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所說，中國的生育補貼金政策做過預演，推算出一個非常龐大的數據，難以持續。

補貼到底對地方政府會造成多大負擔？我們不妨算一筆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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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浙江衛健委在調查問卷中設問，“假設政府每個月補貼1000元，你愿意生育二孩/三孩嗎？”此舉一出，有關這個經濟大省即將出臺生育補貼政策的猜測開始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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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浙江2019年人口出生率為10.51‰，在31省份中居于第13位，但在沿海地區省份中，僅高于天津、上海、北京和江蘇，居于第5位。

如果按照每月每孩1000元標準測算，會對浙江財政造成多大負擔？

以2019年數據為例。當年，浙江出生人口為60.9萬人。由于未公布準確的二孩數量，若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二孩”占比50%左右大致估算，浙江全年僅該部分新生兒額外的生育補貼金額就達到36.54億元。

但補貼可能并非僅針對新生兒。此前，已有四川攀枝花市和甘肅臨澤縣兩地實施生育補貼，均將補貼持續至孩子3周歲。若忽略逐年新生兒中二孩以及以上孩次數量變化，那么一年政府補貼將達到109.62億元。

另一方面，2019年，浙江全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7048.6億元，支出為10053.0億元。以此計算，上述補貼占全省公共預算收入的比例為1.56%，占全省公共預算支出的比例為1.09%。

另外，根據浙江省財政廳發布的2019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當年浙江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衛生健康支出總計為732.61億元，占總支出的7.2%。一般認為，生育補貼包含在衛生健康支出范疇內，照此計算，僅此一項就占了14.96%。

對比其他支出項，生育補貼的數額就顯得更加不容小覷。對于創新大省浙江來說，2019年全年科學技術支出也不過516.06億元，占總支出5.1%。而商業服務業等支出僅104.37億元，可能還不及一項補貼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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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浙江相比，面臨人口流失、老齡化嚴重的黑龍江顯得更為急迫。去年10月，黑龍江修訂《黑龍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提及“市級和縣級人民政府對依法生育第二個以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應當建立育兒補貼制度”。

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來看，與2010年相比，黑龍江常住人口減少646.39萬人，降幅高達16.87%，年平均增長率為-1.83 %。其中，全省13個市（地）人口全部下滑，省會哈爾濱減少63萬，是十年間全國唯一人口減少的省會城市，綏化、齊齊哈爾人口流失均超過百萬。

黑龍江省近年總人口及自然增長率變化 圖表來源：《黑龍江統計年鑒2021》

就在上個月，2月21日召開的黑龍江省委常委會會議，在審議《中共黑龍江省委黑龍江省人民政府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時提出，人口問題是“國之大者”，是關乎龍江振興發展全局的戰略性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員外流和人口減少問題”，“多渠道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等。

低生育率帶來的影響不可忽視。同樣以2019年數據為例，黑龍江生育率僅為5.73，居于31個省份最末位。

但要靠補貼拯救生育率，黑龍江顯然不比浙江財力豐厚。根據2020年各省財力排名，浙江高居前列，而黑龍江則居于末尾。

這也讓兩省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浙江已然如此，黑龍江又如何？

由于當地具體的補貼制度及金額還未公布，我們以各地出臺政策中出現頻率較多的500元/月、1000元/月來進行估算。

根據黑龍江省統計年鑒數據，2019年、2020年該省總人口分別為3751.3萬人、3171萬人，2020年人口出生率為3.75‰。由此計算，當地2020年出生人口在12.98萬人左右。

按二孩占出生人口50%的水平計算，如果對二孩每月發放500元補貼、共補貼3年，當地一年補貼總額約為11.68億元。

結合當地2020年GDP（13698.5億元）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152.51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支出（5449.4億元）數據，可以得出這筆補貼占GDP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分別為0.85‰、10.14‰、2.14‰。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衛生和健康”支出項（401.19億元）的比重則為2.91%。

如果對二孩每月發放1000元補貼、共補貼3年，那么一年補貼總額約23.36億元。補貼總支出占當年黑龍江GDP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分別為1.70‰、20.28‰、4.28‰，占當年“衛生和健康”支出項比重為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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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有觀點認為，1000元每月每人的補貼，對于現階段生育成本來說，可能只是“隔靴搔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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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梁建章、任澤平等人共同編寫的《2022版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下稱《報告》）對外發布。其通過對發達國家現行補貼政策研究分析，當一個國家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勵生育，生育率僅能提升0.1。比如，法國和瑞典分別拿出3%-4%的GDP鼓勵生育，推動生育率提升至1.8到1.9的水平。

盡管國情不同，但若以此大致推算中國情況，如果把生育率提高到1.3-1.4的水平，需要花費GDP的2%；提高到發達國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費GDP的5%，而要提高到更替水平2.1，更需要花費GDP的 10%。

《報告》認為，在這三種狀態中，當財政投入占GDP達到5%左右時，能夠基本實現中國大幅降低養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的狀態。

這意味著一種更全面的財政投入。它包括現金和稅收補貼、購房補貼、新建托兒所等相關投入。當然，也意味著更大規模的資金支持。

若同樣以此計算浙江、黑龍江兩省的情況，2020年浙江需投入的財政資金為3230.65億元，黑龍江684.92億元；2021年浙江財政資金需達到3675.8億元，黑龍江為743.96億元，分別占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44.49%、57.2%，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為33.36%、14.57%。

如此高的支出力度，顯然是地方“無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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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許能夠解釋各地政府在育兒補貼上的謹慎態度。

宋健曾指出，由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即使育齡人群基數在下降，也比普通歐洲國家一個國家的人口都要多。一旦開啟補貼，持續性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在數據面前，可持續性問題格外“刺眼”。數十年的持續投入造成的長期財政負擔已毋庸贅言，而一旦當前補貼并未對生育帶來明顯的帶動，補貼加碼就可能變成各地不得不進一步考慮的問題。最終的走向，或許就是按上文計算的、很難有地方政府能夠輕易負擔的高達數千億的補貼“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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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他領域財政支出的“擠壓”，還可能帶來系統性問題。如人口學者何亞福所說，如果老齡化進一步嚴重，將來國家財政很大部分要去補貼養老金。

這不是要全盤否定補貼，但對于各地政府而言，“把錢花在刀刃上”，還需要更細致的安排。

一種思路是從直接補貼變為間接補貼，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耀軍曾指出，真金白銀直接給錢，對于大部分地區，財政會面臨壓力，給的少又會不起作用。在嬰兒照護方面，將資金支持轉化為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可能比專門給錢好得多。

比起“一刀切式”地給錢，政府更應該直面的是一系列具體的問題：生育服務是否實現精細化治理？不同需求是否得到個性化的滿足？每一項問題的妥善作答，無不需要政府財力支持，一旦答好了，更有助于形成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這不僅讓錢可持續，更讓社會氛圍可持續。

當然，對于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仍然需要更理性的看待。國家統計局原局長寧吉喆曾指出，人口增速放緩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城鎮化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老齡化、少子化也是發達國家乃至一些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的問題。答題需要各國、各地攜起手來，一起面對、共同探索。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