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文科建設的時代背景

目前，我國的學科門類已拓展為14個，即文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以及教育學、藝術學、軍事學和交叉學科。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分別屬于工學、醫學、農學中單一的一個學科門類，新文科則不然，占全部學科門類的三分之二，包含8個學科門類：文史哲、經管法和教藝。其中，文史哲是基礎文科，經管法和教藝是應用文科。

周知，文科教育是培養青年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主戰場、主陣地、主渠道。文科教育振興關乎高等教育振興，而高等教育是興邦強國的“戰略重器”，因此，文科教育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同時，文科教育更是國家加強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撐。新時代、新形勢、新階段和新格局下，迫切需要加強新文科建設。國際上，美國希拉姆學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概念，旨在強調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倡導文理交叉，致力于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人文和社會科學課程中，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跨學科學習，以培養多元化創新型卓越人才。

2018年中國官方首次正式提出“新文科”概念，同年8月，中央文件明確指出，要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簡稱“四新”），以進一步提升教育服務能力和貢獻水平。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個部門聯合在天津召開“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啟動大會，大力推進“四新”建設。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在山東大學召開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設，并描繪新文科建設“施工圖”。我國“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以及相關建設政策的出臺，是響應國家構建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學派，促進文科教育創新發展的戰略舉措。如何在宏大的學科視野和寬廣的歷史經緯中，全面準確地把握新文科的內涵特點，特別是體系性地提出新文科構建方案，是當前必須直面的時代課題。

本文從七個維度闡述新文科建設的七大體系，即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教學體系、教材體系、話語體系和評價體系，并在揭示它們相互間內在邏輯關系的基礎上，提出“鉆石模型”。

一、理論體系

新文科理論體系建設，應重點突出人文性、價值性、交叉（融）性、系統性、時代性和中國性。

（一）人文性

一般而言，所有學科可以分成三大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類分別以“物”“事”“人”為研究對象，追求物理要“對”、事理要“明”、人理要“通”。新文科范圍博大，涵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大類。之所以強調“物”“事”“人”三類研究對象，旨在揭示新文科的根本因素——人。人文科學直接研究“人”，社會科學雖然研究的是“事”，但事因人而起，天下無無關人之事，因此其本底還是“人”。人文性乃至人性是文科——自然也是新文科，必須研究的歷久彌新的深刻問題。人如何成為人？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諸如此類的靈魂拷問不容回避。如何弘揚新時代的人文精神，這也是需要持續追問和必須作答的現實問題。此外，在生命科學高度發達和人工智能（AI）日新月異的今天，生命的形態和“人”的概念已大為拓展，除了碳基生命的自然人外，還有硅基生命的機器人和“元宇宙（Metaverse）”中的數字人。因此，新文科理論建設還需要深入探究“廣義人”的人文性，為塑造日益科技化、數字化、虛擬化下的人類文明未來做好理論武裝和倫理儲備。

（二）價值性

價值性思想性與知識性學理性相統一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命脈。概言之，自然科學注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具有客觀性、普適性和普遍性；文科則注重價值理性，價值理性具有主觀性、民族性、理念性和意識形態性。當今人類所處的時代開放而多元，各種調整、轉型和變革使人們價值選擇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空前增強，諸多價值尺度和價值供給所帶來的困惑迷茫前所未有，“純”和“正”的道統價值不斷被功利價值消弭、稀釋或曲解，主流價值邊緣化、生活意義碎片化、精神生活虛無化，以及由技術“異化”而導致的人的異化等幾成通病。因此，新文科建設的著力點，需從過往注重探討人文社科所涉對象的規律性，轉向更注重對社會價值觀的重塑，尤其應揭示理性背后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弘揚知性美德和善意，從而為理工科乃至為國家和社會提供思想指導與價值引領。

（三）交叉（融）性

學科交叉和科際整合，已經成為助推學科建設的重要手段。新文科的交叉融合主要體現在：傳統文科自身交叉融合，傳統文科與社會科學交叉融合，以及文科與理科、工科、醫科、農科交叉融合等等。實際上，管理學就是一門典型的交叉學科，它廣泛吸收多學科的精華和養分，不但和研究“物理”的自然科學、研究“事理”的社會科學，以及研究“人理”的人文科學等局域性科學密切關聯，而且還從系統學、信息學、控制學和非線性科學等學科獲取滋養。新文科理論建設要突破“小文科”思維，構建“大文科”視野。

（四）系統性

早在20世紀40年代，隨著科學研究領域的分支日益細化，各學科之間互相影響滲透的現象愈發明顯。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這三門學科就幾乎同時產生，耗散結構理論、非線性科學、協同學、運籌學、混沌理論、分形理論、突變論、超循環論等交叉學科（或名“橫斷學科”）也紛至迭出。這些學科的產生對人類思維和科技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奠定了多門新學科的基礎。以系統論為例，它包羅萬象——所有的研究對象即可當作一個系統，并根據不同的原則和情況來劃分系統的類型；但它又未碎片化——系統論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法和清晰的目標。新文科學科眾多、內容龐雜、繁復浩大，應自覺借鑒并遵循系統論的思想，注重整體性、整合性、系統性和統攝性，從新文科建設伊始就搭建好理論體系的底層邏輯，打牢其學理根基。

（五）時代性

這是新全球化格局對新文科理論建設的迫切需求。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提出：“我們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傳統文科必須適應時代變革，符合新時代對學科理論和實踐的要求，與新科技革命形成合力，調整優化學科的場域、主題和方法，使之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闡發新理論，為跨文明交流提供新支持，為高質量創新發展培養新人才，進而擔當新時代賦予的新使命。當前，要特別注意把握已來，面向未來，強化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要求，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為新實踐提供理論支撐。

（六）中國性

建構新文科理論體系應吸收外來，不忘本來。既要借鑒汲取世界各民族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優秀理論成果和最佳實踐，堅持守正創新，貢獻學術新知和學理創見，不斷擴展人類的知識疆域和理論邊界，更要扎根中國大地，厚植華夏文明，堅定文化自信，著力闡釋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提升中國學術話語權。新文科理論體系建設要著力觀照中國現實生活，回應社會關切，反映時代巨變，描繪時代精神圖譜，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中發現理論主題，捕捉創新靈感，深刻解讀中國歷史性變革中蘊藏的內在邏輯，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同時，未雨綢繆，高瞻遠矚，為未來學術研究開辟道路，為更廣領域更深層次的改革開放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學理支持。

二、學科體系

在“雙一流”建設的背景下，新文科的學科體系建設被寄予了更高的期待。實際上，“雙一流”——一流大學、一流學科，本身就特別強調學科。根據《教育大辭典》中對“學科”的定義，學科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是學術或知識的分類，指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如自然科學中的化學、生物學、物理學，社會科學中的法學、社會學等；二是“教學科目”，簡稱“學科”或“科目”，即教學中按邏輯程序組織的一定知識和技能范圍的單位，如程序設計、力學、計算機科學等；三是知識或學習的一門分科，尤指在學習制度中為了便于教學，將之作為一個完整的部分進行組織和安排。由此可見，狹義上學科是一個學術或知識概念（對學術或知識“分門別類”），廣義上則是一個組織概念：通過學科把辦學的各種要素集結和組織起來。

學科是大學發展的“綱”，綱舉目張。學科是辦學的“根”和“本”，抓住了學科，就抓住了根本。如果學科“根”不深“本”不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就不會枝繁、葉茂、果碩。一流大學建設高校重在一流學科基礎上的學校整體建設，旨在以一流學科為抓手全面提升人才培養水平和科研創新能力。之所以把“一流學科”與“一流大學”并列且冠以“雙一流”，就是為了突出和強調一流學科在一流大學建設中的龍頭地位和支撐作用。不僅如此，學科還是科技創新的學理基礎和重要平臺，決定科技創新的方向與特色。高水平學科是聚攏一流人才、打造一流平臺、實現一流教學、產出一流成果的最好抓手。因此，新文科建設中的學科（體系）建設至關重要。如何建設新文科的學科體系？以下主要談三點。

（一）深化傳統學科

傳統學科（含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及“冷門瀕危”學科）在快速發展中通常存在兩大瓶頸，一是研究內容更新慢，不能與時俱進地展現重大議題全景，二是研究范式轉換慢，不能隨議題應機選擇最先進適宜的方法。以政治學為例，隨著十八大以來新概念、新議題、新要求不斷涌現，亟需在傳統政治學基礎上，深化學科內涵，賦能新政治學。比如，結合“命運共同體”“縱向民主”（相對于選舉民主、議會民主、協商民主等“橫向民主”而言）“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人民城市”“雙碳減排”“人工智能”“科技倫理”等概念，加強對國際政治、地緣政治、新民主政治、田野政治、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城市政治、生態環境政治、智能政治、倫理政治等學說和理論進行穿透式深度研究。

（二）培植新興學科

新興學科大多來自傳統學科間的融合升級。融合方式包括：傳統文科自身交叉融合——所謂文史哲不分家即是明證；傳統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交叉融合，其代表是PPE，即哲學（P）、政治（P）、經濟（E）“三位一體”；文科與工科交叉融合，如能源與氣候經濟、設計與藝術哲學；文科與醫科交叉融合，如生命倫理學、醫學信息學；文科與農科交叉融合，如生態文明建設與管理、農業經濟學；文科與理科交叉融合，如計算法學、大數據管理與應用、金融科技、商業智能等。在自覺嫻熟地使用這些方式的基礎上，培植（戰略性）新興學科更值得提倡的方式是，加強對未來趨勢和發展態勢的研判和洞察，面向國際學術研究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以終為始、以行為知、知行合一地超前培育。

（三）打造學科集群（平臺）

現代學科呈現出既高度分散化、又高度整合化的趨勢，在高分化和高整合的辯證統一中，學科從單一學科、跨學科走向超學科。實際上，人類知識生產的組織已然從個體和獨立轉變為團體（集體、團隊）和聯合（聯盟）。在當前的學科建設中，各高校都非常明確各自學科建設的重點，都十分注重學科平臺體系、學術組織體系和學術人才體系的全面建設。選擇學科群建設方案來引領全校學科發展，成為各高校的自覺行為。學科集群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為學科群內的各學科，有著內在深刻的學理邏輯和深度交融的學術聯系，比如經濟學本身就是管理學的三大基石之一。正是學科間的相近性、支撐性、互補性，以及自然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態，才使得學科融合發展和跨學科協同創新成為不可逆轉的大勢。因此，應順勢而為涵養學科群協同共育生態，進而搭建學科集群平臺以及由此延伸的產學研合作平臺。

三、學術體系

大體而言，新文科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分別屬于宏觀層次、中觀層次和中微觀層次，分別對應“道”“法”“術”三大范疇。當然，理論體系、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三者的邊界并不清晰，“道”中含“法”，“法”中有“術”，“術”中弘“道”，不可分割，但各自的側重點當不相同。謝伏瞻認為，“學術體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觀點、理論、學說、知識、學術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本節重點從研究范式、文科“質性”、有組織科研和學術傳播四個方面，討論新文科的學術體系建設。

（一）變革研究范式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現有的研究范式（方法、工具）對新事物、新現象、新成就、新問題力所不逮，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又對學術研究方法變革提供了強大推力。以管理學為例，其研究方法除熟知的基于哲學、心理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學科，以概念抽象、學理思辨及邏輯演繹為主要特征的規范性研究，以及基于社會學、行為科學等學科，以實驗研究、預測研究、案例研究、經驗分析、田野調查、隨機實地實驗（Random field experiment）等為主要特征的實證研究外，現在越來越多地基于系統科學、運籌學、數理統計學、數據科學和大數據技術、聚類分析、人工智能（AI）等學科，以數學建模、模擬仿真、數據挖掘為主要特征的量化研究。實際上，根據圖靈獎得主詹姆士·格雷（Jim Gray)的觀點，科學研究已經歷了從“實驗歸納”，到“模型推演”，再到“仿真模擬”的三次范式革命，現在方興未艾的“數據密集型科學發現（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正是演進中的第四次范式革命。

同時，得益于腦科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認知心理學、認知神經學等學科的飛速進步，現在已知“前額葉”成熟需要大量復雜的學習與綜合訓練，這些學習與訓練的程度、方式與強度對前額葉成熟程度有重大影響。而且，前額葉成熟指標（理性）涉及注意力集中程度、組織思想解決問題、思考與預期未來、戰略與計劃、平衡長短期目標為長期目標延遲短期享受、根據情景調整行為，以及管理情緒控制沖動、處理復雜信息同時執行多項任務、學習適當社會行為和抵制不適當社會行為等。這些認知對企業管理、戰略管理和人力資源開發等學科的研究范式將產生巨大影響。

（二）彰顯文科“質性”

眾所周知，質性研究是相對于量化研究的一種方法，主要是通過對研究現象發展過程及其特征的穿透式分析和整體性探究，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對象的本質和演變規律。本文借用“質性”這一術語，不僅是再次強調文科內在的、內涵的思想性和價值性，更意在提示和警醒新文科建設中不要追求“新”而忽視“文科”本身。周知，新文科的最大特點是文理交叉，然而多年來重理輕文、重定量輕定性（質性）的情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觀。在這樣的背景下，若不注重文科質性，新文科中的文理交叉或將“喧賓奪主”導致文科愈發式微。

畢竟，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若“文科”是“體”和“質”，“新”則是“用”和“文”（紋）。彰顯文科“質性”，是要在新文科建設中突出文科自身的中心地位。在我國新設置“交叉學科”門類中，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和國家安全學是其下設的兩個一級學科。如果說“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是地道的理工科，“國家安全學”則是新文科。國家安全固然要靠高科技和“撒手锏”等硬實力和銳實力，但也要具有集全球視野、全局觀念、戰略思維、政治意識、對策博弈、運籌帷幄于一體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軟實力和巧實力。

（三）聚焦有組織科研

堅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并重、鼓勵自由探索和服務國家目標相結合，在開展專項調研的基礎上，突出需求導向，強化有組織科研。一要著眼于未來的新文科高質量發展，聚焦國家重大需求開展聯合攻關；二要盡快將新文科實驗室、重點研究基地和平臺建設提到議事日程，按照基礎研究型、智庫功能型、交叉創新型三類模式進行分類管理，打造咨政和決策支持主力軍；三要積極推進智庫建設，優化智庫體系，組織智庫平臺和專家學者開展前瞻性、跟蹤性、儲備性、基礎性、長期性政策研究；四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和新文科案例中心建設；五要探索實行重大前沿領域、重要項目“揭榜掛帥”等制度，圍繞新興前沿領域，打造以中青年為主的文理交叉人文社科創新團隊。

（四）強化學術傳播

學術傳播對于學術體系建設至關重要。目前，國內文科學術期刊和出版都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難以滿足文科學術思想交流、傳播與創新的需要，急需增加新文科相關期刊，以及在已有文科期刊中增設新文科板塊，以提升學術期刊的傳播能力。此外，還要鼓勵興辦一批哲社類外文學術期刊，特別是有國際重要影響的外文期刊。據統計，在全球3000多本SSCI期刊中，英文期刊數量占據70%以上，來自中國大陸主辦的期刊不足20本，與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的學術地位（質量和數量）極不相稱。

四、教學體系

教學體系是新文科建設中的題中之義。教學體系建設應基于理論體系，并在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的共同支持下發展。同時，教學體系通過教學效果為學科學術體系的革新提供有價值的反饋素材。新文科的教學體系應致力于打造價值塑造、人格養成、能力培養、知識探究“四位一體”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通過知識性與價值性、學理性與現實性、建設性與批判性、理論性與實踐性、統一性與多樣性、主導性與主體性、灌輸性與啟發性、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的有機統一，把學生培養成為有社會擔當和健全人格、有職業操守和專業才能、有科學素養和人文情懷、有歷史眼光和全球視野、有創新精神和批判思維的“五有人”。新文科的教學體系建設需回答誰來教、教什么、怎樣教、如何學等關鍵問題。

師資方面，為適應新文科交叉（融）屬性的要求，教師應努力成為復合型人才。換言之，成為通識型的專才，或專家型的通才。在當今這個ABC（AI、Big data、Cloud：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時代，新文科教師尤其要加強自己的信息素養，理解全球化時代從“數字化”到“數智化”再到“數治化”革命的關鍵推動力，自覺運用數字技術拓展教學內容和研究領域，力求實現現代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教研的深度融合。此外，術業有專攻的新文科教師還應具有團隊精神，樂于并慣于通過組建教學團隊，和多學科背景的教師一道合開一門課，共同指導學生（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

專業、課程建設方面，一是持續做好現有專業、方向、課程的更新、優化、改造、提升和賦能，同時加快新專業、新方向、新課程的探索與增設。高校應積極響應市場需求，鼓勵跨學院聯合建設新專業；還應激勵教師開發新課程，使新舊課程形成相互銜接的課程體系。二是在優化課程結構時，著重推動多知識模塊、多發展面向的通識教育。通過常態化制度化地開展經典“悅讀”活動，使學生從經典中邂逅高貴靈魂，感受非凡智慧，洞見深邃思想，進而品味科學之真、人文之善、藝術之美。除此之外，還應積極構建“全方位、立體化、智慧型”教學信息化服務平臺，推進“微專業”建設，重構專業知識與能力框架，支持學生建構式學習。

課堂變革方面，以課內與課外、校內與校外、國內與國外、線上與線下“四結合”為途徑，以專業與通識、教學與科研、科研與產業、理論與實踐“四融合”為手段，打造全要素、全方位、全時空“五課堂”。具言之，用好“第一課堂”這個主陣地、主渠道，通過師生深入互動大力提升課堂質量；用活“第二課堂”，激發社團、公益和各項興趣小組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如生活技能培育、社會實踐體驗、公益志愿服務、就業能力拓展、勞動文化建設等，切實將“手腦并重”的理念落實、落地、落小、落細；打造“第三課堂”，盡力把（國內）校外的各類社會實踐、實習、實訓和義工等活動開展得豐富多彩；創造條件開辟“第四課堂”，使盡可能多的學生有機會通過留學、游學、訪學到海外學習、交流、考察、實習，或出席國際會議、參加國際競賽；用足賽博空間（Cyber space）中的“第五課堂”，即e-learning學習平臺，借助易班（E-class）、慕課（MOOCs）、云學習、“翻轉課堂”等載體和資源，開展交互性更強的網絡在線學習。上述“五課堂”共同構成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泛在”課堂。

教師教育方面，需盡快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從只重視傳授知識和培養能力，向傳道、授業、解惑三者并重轉變。師者，原本“傳道”（價值塑造、精神熏陶、靈魂滋養）是第一位的，然而多年來的應試教育，卻使傳道被嚴重弱化甚或被漠視了。須知，教學的目的絕不只是傳授知識，還要培養能力，更要弘揚精神、塑造靈魂。換言之，“精神成人”遠比“專業成才”更本質、更重要。二是從“教的范式”向“學的范式”轉變，真正彰顯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從根本上講，教育質量的高低和優劣，不是教師教得有多好，而是學生學得有多好。在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中，學生通常缺乏自主、積極、愉快的學習體驗，被動學習必然導致效率低下、能力不足。這樣的教學方式尤其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競爭力。

學生學習方面，教育機構應牢固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充分發揮主動性，主動汲取知識、構建知識、發展能力。教師應以培養學生創造力為根本，激勵、鼓舞學生自覺學習、個性化學習、探究式學習，力求自主提出真問題，解決難問題。對學生自身而言，要從“學會”向“會學”（Learn how to learn）躍升，這是驚險的一跳，但確是千值萬值的一跳，一旦躍升成功，必將終身受用。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學生要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最重要的時期，自覺涵養人格，砥礪品行。同時，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教導，正確認識世界和中國發展大勢，正確認識中國特色和國際比較，正確認識時代責任和歷史使命，正確認識遠大抱負和腳踏實地，這些要求和新文科所注重的價值性完全契合。

五、教材體系

教材是教育教學的關鍵要素，是立德樹人的基本載體。2021年10月12日，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教材委員會主任孫春蘭在全國教材工作會議暨首屆全國教材建設獎表彰會上強調，“教材建設是國家事權，要充分體現黨和國家意志”。新文科教材建設，要整體推進不同學段不同層次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專業基礎課程、核心課程和相關公共課程建設，加快構建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立足學術前沿、門類齊全、學段銜接的哲學社會科學教材體系。為此，要重點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修訂已有教材

致力于打造一批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乃至經典教材。在更新現有文科教材的過程中，要注意突出在理論體系建設部分強調的“六性”，即人文性、價值性、交叉（融）性、系統性、時代性和中國性，使得在教材的“舊干”上也能發出新文科的“新枝”。為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做好課程思政，切實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還需精心將有關的思政元素渾然天成地融入到教材的正文、延伸閱讀文獻和/或實踐案例中。以《戰略管理》為例，教材中的這些思政元素包括（但不限于）：戰略思維、底線思維、穩中求進；系統觀、大局觀、義利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科學精神、法制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契約精神；商業倫理、職業操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改革開放、守正創新；以及“兩個大局”“三新一高”“五位一體”等等。此外，還應將黨和國家的意志和大政方針政策自覺貫穿于教材，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發展是第一要務，以及雙碳戰略、專精特新等。

（二）新編（新）文科教材

根據新設立的新文科科目，組織編寫出版一批適應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發展的新文科教材，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和而不同的競爭性新文科教材體系。以“政治學與人工智能”為例，自啟蒙運動以來，政治哲學對“人”的設定成為人類設計國家、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礎。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基因工程等技術的興起，技術又脫離原本的“為了人”的現代目的，而走向“控制人”的超現代目的，隨之產生的是人本智能、智能政治、智能治理、智能政府、智能正義和智能法治等內涵豐富的智能政治學議題。有關“人工智能”時代如何治理國家的新文科教材尚屬空白，亟待填補。有必要說明的是，新文科教材未必“全新”，選取經典文科教材，組合、整合、結合成“新文科教材”當是可行之舉。比如，開設PPE專業的絕大多數高校，使用的仍然是傳統的哲學、政治、經濟教材。其中哲學方向要修讀哲學通論、道德哲學、邏輯基礎，政治學方向要修讀民主理論、制度設計，經濟學方向也要修讀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數學等傳統教材。

（三）加強新文科系列通識教材建設

通識是關于人的生活的各個領域知識和所有學科準確的一般性知識，是把有關人類共同生活最深刻、最基本的問題作為教育要素的知識。通識教材應致力于破除傳統學科領域的壁壘，貫通中西、融會古今、文理結合，綜合全面地呈現知識的總體狀況，幫助學生建構知識的有機關聯，形成知識的整體觀和通透感，以培養學生打通科學、人文、藝術與社會之間經絡的素養，避免知識的碎片化，避免因過早偏執于某一學科而導致的學術視角狹隘。新文科系列通識教材建設應充分利用學科交叉的建設背景，鼓勵多學科學者共同撰寫、出版具有個性特色的必修課/選修課教材，逐漸形成全球性通識、地方性通識、一般性通識和自主性通識等多個層次的教材體系。

（四）加強新文科數字教材、外文教材和輔助（配套）教材建設

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直接生成（或將傳統紙質教材轉化成）適用于各類電子終端的互動性電子教材，不斷開發多種形式的互補配套產品，如多媒體教材、網絡教材，以及相關的數字化課件讀本、實戰模擬軟件和實時鮮活的沉浸式場景案例（庫）。為推動中國教材走出國門，還需要教師、學者撰寫能講好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立場的外文新文科教材。

六、話語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新文科的話語體系，要在理論體系、學術體系的基礎上，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世界影響的標識性學術概念，并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發展優勢、文化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同時，力求做到政治話語學理化、學術話語大眾化、中國話語國際化。以下從話語設置、話語闡釋、話語傳播和話語“使認同”四個方面，展開討論如何建設新文科的話語體系。

（一）話語設置

一般地，“官方話語”由政府以發言人等方式來設置。但通過NGO等多主體在國際公共輿論空間尤其是政經場域發聲，設置一些重要話語/議題則更值得推崇。此外，采用研討會、報告會、國際會議/論壇、沙龍等，也是非常好的方式。此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毋庸諱言，話語設置與設置主體的實力和地位高度關聯。實際上，近幾百年來，西方就奉“實大聲宏”為圭臬，視“從實力地位出發談話”為當然，對區域和國際重大事件（務）搶先定調性、帶節奏。時至今日，國際話語（議題）的設置權和國際傳播的主動權，仍由西方國家掌握。以此次俄烏沖突為例，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從一開始就將俄羅斯定性為“帝國擴張野心”支配下的“侵略者”，是“惡與善的較量”，還強迫他國選邊站隊，與美國亦步亦趨。同時，對不參與制裁俄羅斯的國家大肆誣蔑抹黑，甚至妄稱這些國家“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試想，如果其它國家也有設置話語表達方向的強大傳播學術能力，霸道“雙標”、偽善自私的美國（等國家），恐怕也不敢如此肆無忌憚地制造話語陷阱、操縱世界輿論。

（二）話語闡釋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也產生了與之相匹配的重大理論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重量級學者群，這是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設、講好中國故事的最足底氣和最大資源。高校、研究機構、智庫與媒體應組成話語創新共同體，共同發力闡釋好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奇跡背后的原理、道理、學理、哲理、法理和事理，為世界知識界、思想界、學術界貢獻學術新知，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為國際公共話語空間提供中國語料。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主編的《中國經濟學手冊》，系統梳理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標志性經濟學理論成果，這不僅推動了有別于西方經濟學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也通過學術話語的闡釋加強了學科的話語體系建設。

（三）話語傳播

在話語傳播中傳統媒介仍不可小覷，但鑒于媒體深度融合已成為重要趨向，通過與主流電視臺、著名通訊社特別是頂流新媒體、融媒體合作，則可使話語傳播效果更佳。此外，新文科話語傳播應更注重發揮專業智庫和學術組織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鼓勵哲學社會科學機構參與和設立國際性學術組織，支持和鼓勵建立海外中國學術研究中心，支持國外學會、基金會研究中國問題，加強國內外智庫交流，推動海外中國學研究。”關于學術組織、研究機構在傳播中的作用，在此舉一個例子。世界公認的兩大學術領域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數據庫SSCI和A&HCI都來自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它們作為評價學術成果的第三方機構和傳播樞紐，規訓著全世界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在話語傳播中還要充分發揮智庫的作用。實際上，智庫在政界與學術界架起了知識和權力溝通的橋梁，那些能轉化為智庫服務的學術思想，擁有（可以）定義國家身份、利益取向的特殊話語權力。智庫自身能以知識產品為媒介促成政府和國際組織決策，設置全球議程，引導國際輿論，甚或掌控國際話語權。

（四）話語“使認同”

在話語設置、闡釋、傳播之后，最重要的是獲得包括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和情感認同在內的廣泛認同，而最理想的情形則是“他者”自覺自愿的真心追隨和效仿。以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為例，“意見”指出科技倫理是開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等科技活動需要遵循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并特別強調科研活動中的基本價值取向和倫理原則，包括尊重與無害原則、客觀性與公益性原則。中國的此項舉措在全球位列前茅，相信這樣一個追求科學倫理正義、充滿科研正能量的政策一定會得到全世界的認同。再以此次俄烏危機為例，在3月18日中美雙方領導人視頻通話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尤其呼吁各方應該共同支持俄烏對話談判，談出結果、談出和平。我國以世界和平和地區安全與發展為核心的主張，已得到了世界多國的廣泛認同。

七、評價體系

科學的評價體系是加快推進新文科建設的重要保障，面對國家對新文科建設的高質量要求，迫切需要遵從學科發展規律，推進對教學、教材、學科、學術等評價體系的總體改革。新文科的評價體系可以圍繞結果評價、過程評價、增值評價、綜合評價四個維度展開。

（一）改進結果評價

新文科建設結果評價的衡量標準是學術質量、社會影響和實際效果，其根本是看經過若干年建設后新文科是否真正發展起來了。以經濟學為例，現今它已成為一門“顯學”，可曾幾何時并不受人待見，后來經過持續努力特別是數學加持，才獲得現在的顯赫地位。可見，發展是硬道理，“立”起來是硬指標。對中國的新文科結果評價，一方面要看是否得到國際學術界和同行的廣泛認可和推崇；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則是看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否增強，文化軟實力是否提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否得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國民的理論思維、知識素養、人文精神是否有長足進步，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是否形成，如此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是否從堅定“四個自信”的意志，變成實現“四個自信”的現實。實際上，新文科作為人文和社會科學的集群，其理論的建立、學科學術的發展、教學的開展、教材的出版，最終目的都是要為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服務。在新文科體系的中微觀層面，基于同樣邏輯的結果評價，應將教學體系中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檢驗學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

（二）強化過程評價

新文科是個既古老又時新的學科，需要不斷迭代優化、推陳出新，與時俱進，這就意味著需要全過程評價來展現新文科建設的階段性、過程性、歷時性和演變性。與常用的靜態結構性評價過程不同，過程評價是動態性、立體性、全面性的，體現對評價對象（理論、學科、學術、教學、教材等）的可量化、全周期、多角度、重反饋的評價思維。強化過程性科學評價，需注重質性評價與量化評價的有機統一，在關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建立基于數據的分層次、分階段的動態評價。因此，強化過程評價，既要注重科研、教學和學習、管理過程的數據采集與應用，又要強化所有過程的評價結果與反饋，以便及時做出調整和改進，從而為過程評價的制度制定和成效評估提供科學依據。

（三）探索增值評價

增值評價特別強調新文科的階段性“邊際貢獻”，即過去傳統學科不能或難以詮釋的現象在新文科的理論中得以解答，使得新文科學科的可解釋性、可說服性、可預見性得到增強。以對新文科建設工作者的評價為例，增值評價側重于其一定階段性的“成績增長幅度”，不僅體現了建設過程的變化和增長，還展現了全方位能力的“成長維度”。對高校教師來說，既要注重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的評價，也要注重創新創業教育的評價，以及在教與研之外的社會貢獻評價。對學生來說，增值評價尤其需注重對德育、美育、體育、情感、思維、創新等核心素養的成長性評價。對學校而言，增值評價中固然要看整體辦學質量的優劣（橫向比較），更要看到學生、教師和管理者辛勤付出后取得的進步（縱向比較）。這種基于綜合效能理論的增值評價，對評價對象而言更公平更公正，用好增值評價對于改革評價系統大有裨益。

（四）健全綜合評價，推進評價系統化和多元化

綜合評價不僅是運用多個指標進行每一個方面的整體評價，更要考慮新文科建設的各個方面，包括理論發展、學科發展、學術發展、隊伍建設、平臺建設、話語影響乃至評價自身。具體到新文科教學體系中對教師的評價，應探索將學術會議、論壇報告、調研訪談、決策咨詢、教學教研、課程思政、創作作品等方面的高品質成果，像高水平著作、論文一樣作為教師的代表性成果。同樣地，對學生的評價也不能“唯分數”，應盡可能基于“全息”、從德智體美勞多維度進行綜合評價。綜合評價還體現在評價主體的多元上。目前，政府主導對高校學科建設評價的情形雖有明顯改進，但教師、學生、家長、社會、企業、第三方評價等評價主體的參與力度還遠遠不夠。最后，健全綜合評價還需在評價方式上革故鼎新。比如，對通過交叉融合產生的“（新）學科”綜合評價，要突破傳統的學科評價框架，全過程按照獨立的交叉學科為單位進行管理，邀請“大同行”專家，盡量避免傳統同行專家采用傳統學科思維左右評價結果。

八、七大體系的內在關系及鉆石模型

基于以上對新文科建設七大體系的論述，本文提出新文科建設體系的鉆石模型（圖1）。在這個模型中，理論體系建設是這個模型的核心，全面、整體指導、連接著教學、教材體系和學科、學術體系。其中教學體系、學科體系、教材體系和學術體系又相互連接、彼此加強。從教學體系來看，其發展依靠學科體系的完善和學術體系的精進——前者為教學提供厚重扎實的視域和底色，后者為教學提供新鮮前沿的知識和方法。反過來看，教學體系的改革和創新又能把育人所得反哺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

　　圖1 新文科建設體系鉆石模型

從教材體系來看，其發展得益于學科體系的完備和學術體系的先進——前者為教材提供歷史經緯和知識底蘊，后者為教材提供前沿靈感和方法啟迪。反過來看，教材的編纂和發展又能進一步完善學科體系，豐富學術脈絡。評價體系和話語體系乃相對獨立于五大體系外的兩大體系，分別以虛線連接五大體系。五大體系的發展，離不開評價體系的精準導向和動態牽引；同樣，話語體系的構建為五大體系的發展鼓呼賦能。

作者簡介：

徐飛，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二級教授；辛格，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來源：新文科理念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