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憲

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湖北省武漢市考察時強調，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每經記者 李星 攝

筆者認為，這里的“自己”，很大程度上是指中國自己的企業和企業家。企業（家）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效率最高、成本最低，乃至收益最大。然而，我們的科技創新模式還存在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短板，比較集中的表現，就是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還未成為主流，科技創新還受到一系列本不應受到的阻力。落實總書記“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指示，就必須打破這些來自體制、機制和政策的障礙，提高科技創新的效率和效益。

多年來，中國的科技創新是沿著兩個路徑前行的。其一，科研機構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其二，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前者以“大院大所”云集的北京、上海為代表，那里的科技創新需求主要來自政府主管科技或與科技有關的機構；后者以深圳為代表，它的科技創新需求主要來自市場，也就是來自企業自身。早在2005年，深圳科技局作了一項調研，結果表明，深圳科技公司（華為、比亞迪、邁瑞等應在此列）97%都是通過需求導向模式開展創新的，極少有通過成果轉化方式開展創新的。這些年過去了，我們看到，深圳崛起了一批各種規模的高科技公司。中國的其他城市當然也有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但不像深圳那么集中。而且，深圳的高科技公司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深圳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創新和產業生態，產生了一批創新和新興產業集群。

創新是經濟活動，研發活動是其中的一項內容、一個環節。這是由“創新理論”和“商業史研究”奠基人約瑟夫·熊彼特定義的。他特別強調創新與發明的區別，創新不等于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只有當發現和發明被應用到經濟活動中才能成為創新。創新的倡導者和實行者就是企業家，他們把發明引入經濟活動并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企業家既不同于發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經營管理者，他們是富有冒險精神的創新者，創新是他們的天職。

熊彼特創新即企業家創新，是指對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里，重新組合可以是勞動與資本比例的調整，也可以是技術、人力資本這些新要素的加入。后者是和科技研發有關的活動。在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影響越來越顯著的今天，科技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了體現這一重要性，也表現出對科學家、工程師所從事創新工作的尊重，這些年來，人們似乎約定俗成，將企業家創新和科學家、工程師創新并列，都包括在我們講的創新或科技創新之中。但是，創新的本質是不能也不應該發生偏差的。

深圳的企業（家）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與熊彼特創新是一致的，它從一開始就將創新作為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不存在將科研活動轉變為經濟活動，也就是將研發成果轉化為產品或服務的問題。關于深圳創新的四個90%——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來自于企業，實際上反映了深圳按照經濟規律組織創新的事實。這里的經濟規律是，任何經濟活動，包括創新，都要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才能有最大化的收益。除了國防的研發需求，極少再有可以不計成本的科技研發和創新。

社會分工理論告訴我們，某項工作或活動要放到最適合做這項工作和活動的組織中，才能取得最高的效率和效益。事實和經驗證明，只有企業這個組織才能最有效地從事科技創新并將成果產業化，才能將技術和研發能力轉變為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近二三十年來，與創新有關的組織發生了與社會分工有關的深化，出現了專司投資創新項目的創業創新投資（創投）基金。也就是說，與創新有關的主體，除了創業者、企業家、科學家和工程師，又增加了投資家。這一專業化的深化，大大分擔了創新主體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創新投入的來源問題。這些年來，創投基金也創新了投資方式，主要是從財務投資到戰略投資，直接持有創新公司的股權，甚至參與創新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事實上，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產業投資投項目，也不存在成果轉化的難題，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奔著這個成果而來的。所以，從社會分工引出創投基金，也意在說明，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創新項目，都是盡可能減少中間環節，不走所謂轉化的道路。

曾有專家在分析深圳為什么形成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時說，市場化進程能夠成為深圳創新的主導因素，關鍵在于中國創新實踐的特殊背景。筆者認為，如果說多年前這個特殊背景是深圳的“專利”，那么，時至今日，這個特殊背景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一般化了。我們不能再以深圳是特區為理由，不去推進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這位專家的分析是在講深圳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形成的一個原因，這完全是正確的。他還指出，深圳一開始就避開了成果轉化的模式，因為當初中央給深圳的定位是改革開放的窗口，并不曾奢望深圳成為一個創新的城市。但是，體制機制政策對了，在區位、文化這些充分條件的共同作用下，深圳成為了世界級的科創中心。這可以說明不少與科技創新有關的問題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