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500747835

平臺經濟被認為已步入“強監管時代”。自2021年年初以來，平臺經濟反壟斷的監管重錘接連落地，多家大型企業因強迫實施“二選一”、大數據殺熟等問題被行政處罰，也由此，外界形容去年為平臺經濟“反壟斷大年”。

與此同時，外界也注意到，對于平臺經濟的壟斷問題，并沒有簡單地一“拆”了事。全國人大常委、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江小涓分析幾次處罰結果時指出，現在并沒有單純因為一個平臺“大”的問題而處罰，通常是考慮到其他問題，比如同業經營者的合并行為、自我優待等，處罰的每一項都是“有點講究”的。

事實上，由于數字經濟的特殊性，監管難題在平臺經濟發展中并不少見。在今日（7月31日）出席由北大國發院舉行的“平臺經濟創新與治理”研討會暨《平臺經濟：創新、治理與繁榮》發布會時，江小涓提到，數字秩序已然對所有秩序帶來形態改變，相對應之下，傳統社會管理將被超越，新的數字社會治理模式需要被架構起來。

她認為，在平臺經濟下，依靠外在監管者，難以應對平臺治理的需求。基于此，平臺自治將是平臺治理的關鍵。

數字經濟改變政府和市場邊界

上世紀90年代，印第安納大學政治理論與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與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夫婦，在面對環境污染等公共議題時，提出一種多中心治理的思路。他們認為，公共事務的治理應該擺脫市場或政府“單中心”的治理方式，建立政府、市場、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以應對市場、政府失靈問題。

在分析數字經濟治理問題時，江小涓重新提及這一理論。據她分析，其在政府、市場治理之間增加的“自主治理”，恰好在數字時代下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治理工具。

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令自主治理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以環境污染議題為例，在奧斯特羅姆時期，當公共池子較大時，個體排放引發的各方得失難以計量。但現在的技術已經能夠實現足跡追蹤，使得自主治理有了更強有力的數據武器。

而這些數據資源，也從過去主要由政府獨占，來到平臺企業手中。

江小涓展示了一組“挖掘機指數”。由于三大平臺連接了全國85%以上大型工程機械，通過挖掘機、混凝土攪拌站、汽車起重機、攪拌車等不同機械作業時長，能推斷出項目的開工進展，甚至由大、中、小型挖掘機的作業時長，還能了解哪類項目正在開工。這比起過去由政府自下而上統計的投資數據，能夠更為直觀和準確地顯示投資項目的情況。

“這意味著，政府原有的信息優勢和外部性優勢，變成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而非前提條件。”江小涓說。

當數字經濟改變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治理的主體開始下移。而平臺經濟作為新技術新模式所帶來的新問題，進一步降低了傳統政府和市場治理的有效性。

她總結了平臺監管面臨的4方面難點。第一，由于平臺經濟已經滲透進日常生活，無法簡單“關停”來治理，“大而管不了”；第二，新企業、新產品更新速度比過去增長數倍，“快而跟不上”；第三，平臺投資項目數量多且往往跨行跨界，“深而穿不透”；第四，在商業模式不斷創新下，“新而看不懂”。

對治理的需求也更為多元化。江小涓提到，新興短視頻平臺治理，不僅全球沒有先例，且不同平臺之間的邏輯也不盡相同，商業模式、盈利模式和違規風險點也存在差異。

在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調整下，一種新的結構正在醞釀。在她看來，這已經超過了監管部門數字化賦能的范疇，一種全新的數字化治理體系需要被構建出來。

平臺存在內在的治理壓力

事實上，平臺已率先一步探索自主治理。

據江小涓回憶，如今的幾個大型購物平臺都是在1995年之后幾年時間內誕生的，而有關平臺監管的第一部法規直到2009年才出現。長達十年左右缺少監管的“裸奔”狀態下，消費者是如何放心使用平臺進行消費的？平臺自治成為填補“空白”的重要方式。

一個原因是，平臺存在內在的治理壓力。她分析指出，平臺要處理的糾紛和問題數量巨大，一旦處置遲緩，損失難以估量，而如果長期存在平臺秩序不可信的問題，還會影響平臺的深遠發展。基于此，平臺不得不承擔起協調和監管職能，制定守則、標準、規則、程序等，成為產業圈中的“有形之手”。

以購物平臺為例，消費者既是購買方，又是數據提供方，比線下商場而言，消費者具有雙倍重要性。而平臺不見面的交易方式沖擊著傳統消費習慣，對買賣雙方信用要求更高，要讓平臺經濟良性運作，平臺理應站出來，以有效監管搭建其二者橋梁。

當然，平臺監管也并非總是有效。去年，多個平臺出現的“大數據殺熟”問題，讓平臺自主監管“蒙灰”，外賣、快遞平臺的“算法陷阱”更讓新職業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受到廣泛關注。政府應如何監管？這個問題仍需謹慎作答。

對于“二選一”壟斷問題，江小涓提出了一種思考角度：對于線下商業來說，同樣存在類似的“獨家代理”現象，“二選一”的問題在于其背后的操作，比如平臺對商家的導流行為、以及當二者協議未能兌現后的懲罰措施，這些可能是真正導致“二選一”出現問題的根源。

她特別提到了平衡監管的問題。對于大數據推送，不同消費者常常會給出不同的反饋，有的視其為增加效率的有效手段，有的則對其充滿怨言。對此，需要監管方在各方面訴求之間，找到相互制約、達到平衡的點。

總之，在實現對企業合規管理監管、對不同平臺特點進行分類監管等的基礎上，監管應當符合平臺經濟的發展邏輯。“平臺的特點是有算法、有智能，如果能用它的辦法使不同的消費者各得所需的話，就不要規定得太死，為了一個極端事件出一個極端的管理方法，反而損害了另一些人的利益。”江小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