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吳林靜    每經實習記者 石普寧    每經編輯 劉艷美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巨大的歷史性技術變革過程中，這種技術變革必然會使得國家治理的方式發生根本性轉變。”7月31日，北大國發院政治學長聘副教授席天揚在北大國發院“平臺經濟創新與治理”研討會暨《平臺經濟：創新、治理與繁榮》發布會上表示，大數據和數字技術進入國家治理，治理邏輯本質上從一種人格化的管理體系轉變為非人格化的管理體系，從依靠人的治理轉變為依靠數據的治理。

借用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的觀點來看，非人格化的制度依賴于規則，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在公共治理當中，利用大數據的非人格化管理體系，有沒有好處呢？席天揚以健康碼舉例說，在疫情常態化防控背景下，健康碼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促進陌生群體之間的信任，維持社會基本正常運行的機制，“但同時，應該看到這種依賴于數字技術和大數據的管理體系，對國家治理也帶來了潛在挑戰。”

挑戰有四個方面。

其一是權責不對等。通過對大數據的占有，公共部門對私人的權利在不斷擴張，然而，公共部門的責任卻越來越小。“因為它的行為變得更加隱秘了。”席天揚稱，“在大數據數字技術治理下，有可能我們不知道誰做決定，誰來負責。”

然后是糾錯成本高。此前就發生過“健康寶彈窗”事件。從概率上來講，以大數據與算法為支撐的治理方式發生偏差的概率較小，但一旦有錯誤發生，難以用個體的力量去糾正系統性的偏差，這種糾錯的代價是巨大的。而且，除了數字技術本身出現差錯，還要注意人為的“惡意行為”。

數字化鴻溝也是挑戰之一。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32.7%的老年人不知如何下載APP，農民數字素養得分僅為18.6分。疫情期間對數字技術的大量采用，在方便了生活的同時，也將部分弱勢群體拒之門外。“未來的公共治理，尤其在提供數字化的公共服務上要警惕。”席天揚表示。

最后一個挑戰表現在系統的穩健性。在疫情防控中，發生過多起因系統崩潰而造成健康碼長時間失靈的事件。隨著大數據和數字技術的普遍采用，服務器的穩健性也日益凸顯。席天揚指出，由于技術或非技術原因導致的系統錯誤，對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都會產生重要影響。

谷歌文本語料庫的數據顯示，2000年以后，從全球范圍看來，公共政策的討論中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熱度在不斷上升。技術數字賦能，正成為全球國家治理的關鍵詞，如何應對這些挑戰，也就成了政府部門亟需更新的知識技能儲備。

針對上述挑戰，席天揚提出了三條應對措施。

首先，政府采集數據需要構筑企業和政府兩重防火墻，只有企業的防火墻是不夠的。席天揚認為，對于相關企業在APP中過度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的問題相關法律法規正變得越來越完善，但是，私人數據到企業終端后，政府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可以接入、使用這些數據，應該有一定的正當程序。

其次，公共治理導入私人數據不應該成為默認權利。席天揚表示，在公共治理中，從不同的領域導入私人數據的邊界在不斷擴張，比如公交系統跟健康碼相連。“這種行為是不是要經過一定的授權？它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是合法的？它的邊界在哪里？”

最后，擁有數據的政府部門也需要數據/算法審計。席天揚將之歸納為“合法、透明、問責和回應性”。具體來看，數據/算法審計的關鍵詞分別指的是：數據的存儲與實用程序應當合法；算法的邏輯應當透明；使用數字技術治理導致的不良后果應當有問責；對公眾的重大關切應當有回應。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_30661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