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謝陶    每經編輯 唐元    

在剛剛過去的第14個“全民健身日”，全國各大城市競相開放大型體育設施，掀起了一股運動風潮。

在成都，共有114個公共體育場館向群眾免費開放，多個場館向市民派發全民健身優惠券；在北京，包括國家奧體中心各場館、首都體育館場館群在內的多處體育場館免費開放......

不過，短暫的運動風潮過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作為全民健身及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體育場館如何才能實現可持續運營？其開發建設如何才能避免陷入盲目無序與大拆大建的窠臼？

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與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國家體育產業基地評審專家王裕雄教授就上述問題進行了一場深入探討。

王裕雄先后參與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產業“十四五”規劃》等政策文件的起草論證工作。

在他看來，雖然遭遇疫情沖擊，以數字體育和“體育+旅游”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發展方向依然是中國體育產業的主流。“未來需要充分利用場館改造開發來引領城市更新，這一過程中特別需要注重‘一館一策’。”

體育產業具有正外部性 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是當前主流趨勢

NBD：根據您的觀察，疫情前后中國的體育產業發展呈現出哪些不同的趨勢特征？如何理解我國體育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國民經濟的平均勞動生產率？

王裕雄：“十三五”時期的前四年，即新冠疫情發生之前，全國體育產業增加值的年均實際增速達到了16.5%，比同時期GDP的年均實際增速高出了10個百分點。疫情來臨，全國體育產業名義增加值下滑明顯。

從產業發展規律及產業發展的階段特征來講，在沒有遭受黑天鵝或者灰犀牛沖擊的情況下，中國的體育產業還應該保持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趨勢。后疫情時代，中國體育產業必然要經歷一個重回高速發展軌道的過程。

從疫情前的情況來看，中國體育產業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路徑，最關鍵的表現是體育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從歐盟等國家的情況來看，其體育產業勞動生產率顯著低于國民經濟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我們體育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國民經濟的平均勞動生產率，這說明這些年來我們體育服務業其實是向著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方向發展。其背后的原因很復雜，人們很擔心的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也并未在體育服務業領域出現。

我想后疫情時代，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以數字體育和“體育+旅游”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發展方向依然是主流。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數字體育得到了快速發展，以互聯網健身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在體育產業領域的應用會進一步加快。

此外，疫情導致居民的體育參與需求持續上升，為基于社區的小微體育服務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機會。而這更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方向，其真正發展起來尚需一定時間。一段時間內體育產業技術和資本密集的趨勢將更為明顯。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NBD：剛剛您講到了體育產業當前的主流趨勢。那么在這些趨勢背后，有哪些主要的驅動力量？體育產業作為一個具有強“正外部性”的產業，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怎樣的輻射帶動作用？

王裕雄：一般來說，體育產業主要包括參與性體育產業、觀賞性體育產業和體育用品制造業等。截至目前，我國體育產業增長的主要驅動來自參與性體育產業。

從“十三五”時期前四年的數據來看，代表觀賞性體育產業的競賽表演業在體育產業中的比重只提高了0.1%，而代表參與性體育產業的體育健身休閑活動在整個體育產業中的占比從“十二五”期末的2.4%提高到2019年的7.4%。從體育產業高度發達的美國和歐盟等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其體育產業中參與性產業和觀賞性產業的體量相對較為均衡，整個產業的增長由二者共同驅動。

競賽表演業主要包括職業聯賽以及其他各類賽事。近幾年，已經有一批一、二線城市提出要建設賽事城市，具體的名稱可能不同，這些賽事城市的建設對于促進我國競賽表演業的發展無疑有重要價值。目前這批城市正在抓緊進行頂層設計，包括成都在內的數個城市已經出臺了賽事體系發展規劃。從頂層設計的角度以及實際推進的力度來看，成都應該說是走在了前列。

體育產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特征就是正外部性。當然，體育產業包含很多細分產業，并不是說所有的細分產業都有正外部性。而這其中正外部性最強的可能就是競賽表演業，通過舉辦賽事，一方面可以為城市帶來客流，賦能相關產業特別是旅游產業的發展；另外一方面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品牌資產。

用體育場館改造引領城市更新 場館運營需“一館一策”

NBD：國家體育總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我國體育場地共有397.14萬個，較2020年增加25.8萬個，增幅為6.95%。但我們觀察到許多城市在新建大型體育場館時，忽略了城市本身的肌理及產業的布局，容易陷入盲目無序與大拆大建的窠臼。如何才能有效避免上述問題的出現？這一過程中又面臨哪些現實挑戰？

王裕雄：除了較少的特殊情況外，大部分體育場館不應該也不能與居民區有太長的距離和車程，而應出現在相對成熟的社區和商圈。

這意味著大多數場館開發都來自于對現有場館的“兩改”，或者是對已有的工業廠房和商業建筑的改造、對各類空間的重新利用和開發，這也是當前政策支持的方向。大多數場館開發都應以“滿足居民需要”為原則，過去那種遠離老百姓（不僅僅是物理空間上的遠離，也包括心理空間的遠離）、“高大上”的場館不宜再出現。

困難來自于多個方面。在技術層面上，包括如何實現功能改造來更好滿足經營需要、如何實現與周邊建筑和街區面貌匹配和融合等。經濟層面和利益機制上，包括如何協調不同經濟主體的利益、如何實現商業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調發展等。

盡管面臨眾多困難，但過往成功的案例告訴我們，克服這些困難是值得的，充分利用場館改造開發引領城市更新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而這正是體育所能發揮的獨特作用之一。

圖片來源：“新都區文體旅游局”微信公眾號

NBD：大中型體育場館是一座城市體育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在您看來，未來成都如何更好地對體育場館進行商業化運營開發？對于提高體育場館坪效、時效有哪些可借鑒的思路？

王裕雄：嚴格意義上講，體育場館商業運營的規劃，其工作在場館選址、設計階段就應該開始了，因為選址和設計需要滿足未來運營的需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話，還應該讓未來的運營方參與場館的設計。

具體到商業運營，每個場館的選址、適合的運動項目、體量、建設標準、所倚靠的商圈都不同，只能是“一場一策”“一館一策”。有些場館可能以觀賞性的文體娛活動為主、有些則以滿足居民參與性體育需求為主，不一而足。但無論什么情況，要想獲得商業開發上的成功，就得千方百計提高場館運營的坪效、時效和人效，打破時間和空間的約束。一般來說有以下一些原則性的思路。

第一是高度重視各類無形資產開發，特別是大型場館。在已有的成功案例中，包括冠名權在內的各類無形資產在其全部經營收入中往往占有很重要的比例，這就要求我們高度重視場館無形資產的培育。這種思路與僅僅把場館當做物業和地產來運營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是按照“體育+”的思路布局除了體育產業業態之外的其他業態，例如餐飲、購物、娛樂等。從消費者的角度看，這是為了提供更好的體育消費場景，提升消費體驗。從供給側的角度看，是把不同坪效的業態成功組合在一起，解決體育業態坪效低的問題。

事實上，與一般的商業綜合體相比，體育商業綜合體有一個獨特的特點。我們都知道在一般的商業綜合體中，不同業態之間的技術經濟指標，比如坪效、人效和時效一般是比較均衡的，但很多體育業態的坪效則相對低一點。

從商業模式來看，體育業態和一般服務性業態在商業綜合體中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別。如何分布不同的業態，還涉及到比較復雜的組織結構問題，因此在研究一般商業綜合體時我們常常將其視為商業空間，但研究體育商業綜合體時，我們更傾向于將其作為商業組織來進行分析——因為要解決坪效補償機制問題。

舉例來說，一些著名的體育商業綜合體，像是迪拜Sport Society提供體育、零售和大健康服務業態；波士頓Life Time Center除了提供體育運動項目業態，也提供健康、營養、形象管理、理療等方面業態。仔細分析，這些不同業態在坪效、時效方面差別很大，只有將它們融合在一起才能中和體育運動項目業態的低坪效問題。

當我們解決好時效坪效等問題，回過頭來看時，就會發現從商業運營的角度看，體育場館其實只是整個商業模式的一個基礎性載體。實際上很多經濟和價值創造都已經完全超越了場館本身，場館已經成為了一個產業生態體系的“培養基”。

封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