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盤和林

數字經濟迎來飛速增長，但同時，涉數字經濟競爭類案件增勢明顯。據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數據，2019年受理涉數字經濟競爭類案件63件，而2022年僅上半年已受理169件。數字經濟不當競爭冒頭，導致競爭行為的正當性邊界模糊，如何規范新型市場競爭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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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初，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首次發布了競爭壟斷十大典型案例，其中過半案例涉及數字經濟領域。直播瀏覽器干擾體育賽事正常播放、軟件公司擅自抓取微博后臺數據，種種花樣迭出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被呈現在廣大人民群眾面前。

從本質上來說，不正當競爭是一種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和商業道德的行為，基于這個本質和數字經濟的特點，筆者將該領域的不正當競爭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流量和數據的惡意獲取。這一類實際上是一種惡意的流量爭奪，數字經濟時代，流量變得越來越重要，許多主體開始采取不正當手段獲取數據流量，并阻礙其他平臺的正當流量獲取。比如未經授權濫用個人信息來獲利，在平臺未開放數據中惡意爬取等。

第二類是惡意的定價行為。這一類是企業平臺借助自身的壟斷地位，采取惡意的低價策略掠奪市場份額，對消費者進行價格歧視大數據殺熟等。

第三類是惡意的自我優待。比如強行捆綁銷售，對其他平臺的信息限流等。

第四類是惡意拒絕交易。比如平臺依靠自身的技術強行拒絕與其他平臺的對接，平臺入駐商戶只能二選一等。

第五類是扼殺式并購。這一類是指大公司利用數據收集和處理的優勢識別潛在競爭威脅，然后通過扼殺式收購消除這一威脅，直接將具有潛力的初創企業扼殺在搖籃里。

在進一步對數字經濟領域諸如此類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規范時，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難點需要重點突破。

首先，是對不正當競爭或者說是壟斷的認識問題。數字經濟本身就帶著規模經濟的屬性，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目的是為了資源的流通，但我們并不能抗拒正當的資源集聚和規模效應，對于可以促進創新、帶動要素合理集聚，提高數字經濟效率的競爭行為應當給予支持。

其次，正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行為有一個邊界界定的問題。比如筆者前面列的幾類不正當競爭行為中，作為企業，采取一系列的自我優待策略是正常的，如何界定什么是正常的自我優待，什么是惡意的自我優待，這就需要相關監管部門進一步明晰。

第三，是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一個識別問題。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的競爭行為變得越來越隱蔽，對于監管部門來說更加難以識別，此時需要行業自治和政企合作，用業界的先進技術來提高政府的數字監管水平，從而讓制度更有約束力。

在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法治規則的完善。法治規則是規范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用戶行為的關鍵，同時也能起到很好的引導預期的作用。

鑒于數字經濟時代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復雜性，筆者認為完善數字經濟領域的法治規則，要從以下兩方面切入：一方面正如前文提到的，數字經濟不正當競爭行為識別的難度越來越高，僅僅依靠政府的技術迭代速度是遠遠不夠的，因此需要調動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到監管中來，比如利用行業自治，設置內部人舉報獎勵等，在行業內部形成一個自我監管的機制；同時疏通用戶申訴渠道，允許競爭對手的訴訟，為廣大消費者降低訴訟成本等，從而形成一個高效機動的外部監管體系。只有強化監管，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及時識別處理，才能讓法治規則真正意義上落地。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立法，可以考慮通過典型案例的方式，對法律條文進行細致解釋，讓執法者有的放矢，幫助各方達成法律共識，也讓法律具備可執行性。典型案例還能夠激發相關學界的研究，有助于法律體系與時俱進不斷更新，適應數字經濟本身的快速發展。

（作者系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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