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余蕊均    

每經評論員 余蕊均

9月20日，國家發改委通報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取得的成就。其中一組數據尤為引人關注：2021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分別達到25萬億元、24萬億元，占全國的比重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1年的22%、21.1%。東部與中西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比分別從2012年的1.69、1.87下降至2021年的1.53、1.68。

十年間，中西部地區不僅經濟份額在增大，人均GDP也得到穩步提升，這一關鍵性指標與東部地區朝著更加趨同的方向優化，意味著東西差距持續縮小，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逐步增強。

對于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來說，統籌區域發展從來都是一個重大問題。

著名的“胡煥庸線”，簡潔而清晰地勾勒了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基礎國情。本世紀以來，我們愈發清楚地認識到，遼闊的國土上并不是每一寸土地都適合人類生存和大規模開發建設。因此，不同的自然資源稟賦決定了各地區承擔的功能理應有所區別。

按照“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目標，未來中國要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三大空間格局。這里面，城市化地區的核心命題是如何高效率地集聚經濟和人口，既要集聚經濟，更要集聚人口，否則就會造成全國經濟布局與人口分布的失衡，拉大地區之間的差距。

事實上，這恰恰是造成我國長期以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關鍵原因——人口集聚與經濟集聚不同步。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東部地區以占全國39.93%的常住人口總量貢獻了51.74%的GDP，同期中西部的人口份額為52.95%，經濟份額僅42.88%。

這種“不同步”反映到階段性結果上，就是東部與中西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比雖有所下降，但距離“最優目標”仍有較大可壓縮空間。按照發達國家城市化經驗，各地區之間經濟份額和人口份額可以不盡相同，但人均GDP是幾乎趨同的，進而方能走向區域平衡。

筆者認為，促進人口流動是解決人口與經濟集聚“不同步”的一條重要路徑。未來在流動上下多大決心和力氣，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下一階段推動區域發展相對差距縮小的程度與成效。

公開報道顯示，一些城市群、都市圈此前已開始探索促進人才跨地區自由流動的新舉措。比如北京實行京津冀三地職稱評審結果互認，津冀兩地的職稱證書在北京職稱晉升、崗位聘用、人才引進、培養選拔、服務保障等領域與本市證書具有同等效力；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按照“三地最優、統一標準”的要求，給予外國高端人才最長工作許可期限，青浦、吳江、嘉善一地認定，三地互認。

互通互認的不應只是對高端人才的評定標準，而早就應擴大至對勞動力資源的全覆蓋。僅從政策端來看，從去年《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提出“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備條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實行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到今年《“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明確“鼓勵都市圈社保和落戶積分互認，統籌布局新建大型公共服務設施，促進教育醫療資源共享”，普惠性、覆蓋面有望加大，這將更有利于勞動力資源的高效配置。

當然，促進人口跨區域自由流動，本質上需要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對土地、資本、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而言，亦不例外。

眼下一個重要契機在于，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道路上，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區域可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建立健全區域合作機制。接下來還能集聚多少經濟和人口，市場會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