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張靜    每經編輯 文多    

隨著“碳達峰”“碳中和”的熱議，ESG投資已成為金融市場焦點。

ESG包含了環境、社會、治理三層評價指標，旨在為量化公司資產的非財務風險。ESG在國內的起點為2018年MSCI宣布將A股納入新興市場指數，此后ESG投資熱度不斷升溫，監管部門、上市公司、評級公司以及投資機構對此反應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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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金融市場逐漸形成了包括投資理念、監管政策、信息披露、評級體系和投資實踐在內的完整的ESG投資生態，但關于ESG披露標準，以及它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如何影響資產價格和估值、在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減排中的作用等方面，仍有諸多討論和爭議。

就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對話雷丁大學亨利商學院ICMA中心金融市場銀行項目主席兼總監，歐盟（EU）可持續金融高級別專家組的受邀成員Brian Scott-Quinn。

ESG投資遠未步入正軌

NBD：近年來，全球疫情持續、氣候變化、能源短缺等問題日益突出，使ESG理念成為全球經濟綠色轉型、減排減碳、可持續發展的共識。您如何看待ESG相關討論在金融市場中的重要性？

Brian Scott-Quinn：其實，我懷疑今天是否就全球經濟的綠色轉型達成了共識。在某些方面，由于歐洲石油和天然氣產品的短缺，導致新的高碳勘探項目繼續推進，我們一直在倒退。就ESG對金融市場的影響而言，現在有大量的“噪音”，很多基金或公司自己聲稱是綠色的。但實踐中，大部分是“洗綠”，即一家公司或基金稱自身是綠色的，但如果更詳細地探究其綠色的主張，結果卻不是真的。

NBD：在ESG標準方面，國際上已形成數十個ESG相關信息披露制度。主流標準包括GRI、SASB、TCFD、IIRC、CDP標準等。目前，ISSB已宣布將制定一個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基準披露標準，為投資者和資本市場提供涵蓋三個重要的ESG問題，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風險和機遇的信息。您認為制定一個通用的ESG框架重要嗎？為什么？

Brian Scott-Quinn：正如我們在國際上對傳統會計報告的規定一樣，制定統一的規則當然很重要。否則，公司和基金可以制定自己的規則，使他們能夠聲稱自己是綠色的，而實際上并非如此。所以ISSB制定的標準對于實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絕對至關重要，因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年仍在繼續上升。如果不大幅增加可持續資產和ESG類資產的融資，我們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NBD：如果有ESG披露標準的全球框架，您認為設計和實施此類標準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Brian Scott-Quinn：最大的挑戰仍然是缺乏數據和數據質量差。如果不就所需的數據以及對詳細數據收集基礎設施的投資達成一致，我們就無法獲得有用的ESG披露。數據必須非常詳細，以便公司能夠了解他們在全球擁有或購買的每個工廠的真正的ESG特征。

NBD：目前，ESG投資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如何，遇到了哪些問題和挑戰？ESG投資對金融市場有何影響？

Brian Scott-Quinn：我想說，在為實際資產供應的巨大增長提供融資方面，ESG對金融市場的影響非常有限，這些資產包括風能、太陽能、核能和合成燃料、氫生產、直接空氣碳捕獲（DACC）以及電動和氫汽車等。在全球范圍內，我們在為新的真正可持續資產投資的巨大增長提供資金方面，還遠遠沒有走上正軌。這是阻止世界變得對人類、動物和植物來說越來越不宜居住所必需的。

E、S和G評級更有意義

NBD：對于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如何通過ESG披露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貢獻，實現減排減碳？

Brian Scott-Quinn：對于金融機構，所需的是，基金減少出售其高碳資產，以實現“綠色”，而公司更多地投資于新的實物資產。就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而言，目前它們僅將年度投資預算的10%左右投資于清潔能源……如果它們不迅速提高這一比例，就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實現成功的能源轉型。目前，ESG披露不如投資公司和基金在新的真實清潔資產中進行實際投資重要。

NBD：您曾就ESG問題向多家國際銀行提供戰略建議，我知道您在銀行機構和金融監管部門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您能否分享下銀行ESG投資的建議？

Brian Scott-Quinn：根據我的工作經驗，不幸的是，銀行和投資者不得不依賴于公司所作的披露，而公司又依賴于能夠獲取所需數據的數據收集人員。在這之前，銀行和投資者實際上只是猜測一家公司是否真正環保和綠色。

此外，評級機構停止發布“ESG”評級，而分別發布E、S和G評級將更有意義。其中每一項都在研究公司行為的一個非常不同的方面。將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進行單一評級就像將蘋果、李子和橙子加在一起，然后被告知一家商店只銷售“袋裝水果”，但不同商店的比例可能不同。目前，每個ESG評級公司在E、S和G之間都有自己的偏好比率。例如，一家評級公司給特斯拉的評級很低，因為它在S和G上的評級不好，它給埃克森美孚的評級相對較高，是因為它優于其他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因此，評級實際上是相對于該行業的其他公司而言的。

這就像一個水果銷售公司告訴你，它的李子雖然很多都腐爛了，但比競爭對手的李子腐爛得少，所以它們的評級都很高。

NBD：如果各國要實現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您認為哪些領域的脫碳至關重要？關于資本市場和上市公司的ESG問題，您認為哪些公司需要出具ESG報告？

Brian Scott-Quinn：當然，答案是所有部門。但主要是能源、交通、農業食品和森林產品、材料、建筑和施工。應要求所有“大型”公司提交ESG報告。

NBD：根據您的研究，企業如何看待ESG報告？如何判斷企業ESG披露的質量？投資者如何識別真正的ESG公司？

Brian Scott-Quinn：識別真正的ESG公司需要大量知識和理解，唯一的方法可能是閱讀非政府組織（NGO）的詳細研究，這些組織試圖發現關于個別公司的真相。

IPR或影響資產估值

NBD：氣候變化造成的物理損害的影響，以及法規和技術的潛在變化，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公司業績？除了環境［E］，根據你的研究，E S中的“S”變得越來越重要。［S］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什么，［S］如何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財務業績？

Brian Scott-Quinn：環境［E］，我更喜歡歐盟的方法，這是一種“雙重”視角——公司對環境的影響和環境對公司的影響，該方法涵蓋E和S。S本質上是關于平等和公平的。因此，男女應該在包括工資等方面平等對待，不同民族應該平等對待等。此外，童工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NBD：ESG投資是否已經對公司資產價值產生了影響，是否會成為未來公司估值的重要指標之一？

Brian Scott-Quinn：如果高排放企業沒有通過減少排放來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日益嚴重的損害，而金融公司也沒有減少對這些企業的投資或增加對新清潔資產的投資，那么它們面臨的風險就來自于被稱為“不可避免的政策反應”（IPR）。這是政府和監管機構幾乎不可避免的反應，對于到那時還沒有特別認真對待氣候風險的公司來說，這可能會產生代價高昂的影響。就銀行和投資者而言，其可能會發現他們的投資組合持有許多定價錯誤（定價過高）的貸款、債券和股票，從而使它們面臨巨大的投資組合風險。此外，可能會有更多針對非可持續公司的訴訟案件。

NBD：您在《商業和投資銀行業務以及國際信貸和資本市場：全球金融業及其治理指南》一書中，討論了清潔能源轉型的融資和投資機會。我知道您是Penultimate Power UK Ltd（小型模塊化反應堆，也簡稱SMR）的融資顧問。您能描述一下SMR和氫能投資的現狀和前景嗎？

Brian Scott-Quinn：SMR，或者更確切地說，先進核技術，才剛剛開始起步，中國是唯一一個運行這種反應堆的國家。美國和加拿大落后幾年，但很可能會趕上。到2030年，我認為它們將開始對能源市場（熱力和電力）產生影響。

氫的發展速度非常快，但仍受到電解廠升級速度以及管道運輸擴大規模速度的限制。

NBD：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中國作出了明確的“雙碳”承諾，提高了ESG在中國的知名度。您如何看待中國在推動ESG發展方面的參與和貢獻？它可能對全球ESG領域的進展產生什么影響？

Brian Scott-Quinn：為實現承諾，中國國有公用事業公司已承諾在“十四五”期間大力投資太陽能和風能……它擁有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的可再生能源以及龐大且不斷增長的核電容量。當然，它也是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商。但問題是它仍然是最大的煤炭消費國，要消除這一點需要很多年。

NBD：您如何看待中國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有哪些不足？

Brian Scott-Quinn：我認為我沒有足夠的信息來回答這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型國有銀行仍然是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的大型融資提供者，因此它們是“融資排放”和“氣候融資”的主要貢獻者。

Brian Scott-Quinn簡介：

大學金融學者，國際資本市場協會ICMA中心的創始人和主席，教授銀行和金融科技。同時也是非執行董事（NED）和企業家。他提供專注于銀行和金融科技以及基礎設施/房地產融資和機構投資的高管教育課程，其中包括“能源轉型——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在減緩氣候變化中的作用”這一主題。

在其職業生涯的早期，他曾在資產管理、企業貸款、投資銀行和債務資本市場工作，早期的咨詢工作包括：西太平洋銀行（建立投資銀行部門），NM羅斯柴爾德（建立新的貿易部門），加拿大人壽保險（就其對結構性資產的擬議投資［CDO］提供咨詢），澳大利亞共同公積金（AMP）（就構建新的英國資產管理部門以服務第三方客戶提供建議），迪拜碩亞資本（為資產管理、股權IPO和交易建立新的IT系統），倫敦證券交易所（內部團隊新技術顧問），SWX歐洲（貿易點市場咨詢小組成員），迪拜證券交易所和DIFX（董事會成員奧薩馬·埃爾·安薩里博士的戰略顧問）等。

1978/1979年，他曾擔任瑪格麗特·撒切爾的第一任財政大臣阿貝拉翁豪勛爵（杰弗里·豪）的貨幣政策顧問。同時，他也是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二級債券市場透明度行業工作組的成員。歐盟（EU）可持續金融高級別專家組的受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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