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于健

每經特約評論員 盤和林

市場監管總局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十年來，我國市場主體總量實現歷史性突破，凈增超1億戶。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企業正不斷為我國經濟發展積蓄新動能。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8月底，我國登記在冊市場主體達1.63億戶，相比2012年底的5500萬戶，凈增超1億戶，年平均增幅12%。其中，企業從1300多萬戶增加至5100多萬戶，接近美國和歐盟企業數量之和。千人企業數由11.4戶提升至36.1戶。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四新經濟”企業達2300多萬戶，占全部企業的46.4%，“四新經濟”年新設企業也由2012年的74萬戶持續增長至2021年的384萬戶，不斷為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積蓄新的動能。個體工商戶從4060萬戶增加至1.09億戶，邁上歷史新臺階。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術的發展，全球已經進入到了智能化、數字化和信息化時代，美歐的“再工業化”、德國工業4.0，都說明當前全球已經掀起新一輪的產業變革和科技革命。發展“四新經濟”是未來我國在全球競爭中搶占制高點的重要戰略舉措，通過新科技突破、新產業興起、新業態誕生、新模式應用，培育新市場主體，為經濟增長帶來新活力、新動力，這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當前階段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

什么是“四新經濟”

當今，正處于一個信息技術革命全面滲透和深度應用的階段，催生了大量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和新模式。

新技術，主要指可實際推廣、替代傳統應用和形成市場力量的新技術，而不是簡單的產品技術或實驗室技術，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技術、生物科技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等。

新技術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將加速社會發展的進程，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改造、革新傳統產業和部門，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新技術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轉變，新技術隱含的發展理念就是綠色發展和包容性發展，強調生態文明、營商環境、市場需求。

新產業，主要指以新科學發現為基礎，以新市場需求為依托，引發產業體系重大變革的產業。新一輪的產業和技術革命，極大豐富了產品市場，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消費選擇，尤其是疫情暴發以來，消費者、生產者、管理部門產生了新的需求，推動了新產業和新產品的井噴式爆發。當前新產業包括人工智能、共享經濟、低碳經濟、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等基于新的科研成果和技術應運而生的部門和行業。其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基于新技術形成的新產業，比如生物工程、電子信息、海洋空間、新能源產業等。第二類是基于新技術對傳統產業加以改造而形成的新產業，比如通過新技術對傳統鋼鐵行業改造形成的新材料產業，利用新技術改造傳統商業形成的物流產業等。第三類是將新技術推廣應用，跨界融合或者產業分化形成的新產業。

發展新產業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尤其是全球經濟衰退趨勢比較明顯的現狀下，新產業能有效滿足市場需求，增加有效供給，通過內需穩住國內經濟，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新產業一個重大的意義在于推動政府和市場觀念的改變，新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有助于突破跨行壁壘，為市場營造寬容、開放的市場環境。

新業態，主要指伴隨信息技術升級應用等，從現有領域中衍生疊加出的新環節、新活動。其顯著特征是新技術等要素參與到生產的過程中，實現與不同產業的融合互動，促進產業變革轉型。比如疫情下，基于生活工作5G新基建和數字互聯網技術的線上教育、線上辦公、線上醫療、線上看房等一系列線上產品和服務，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技術構建的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農業等產業新業態。

經歷過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基于數字科技和信息革命的新業態有助于轉變產業發展方式，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擴大供給的同時，提高供需的匹配度，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進而幫助傳統企業和行業變革轉型，促進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化。

新模式，主要指以市場需求為中心，打破原先垂直分布的產業鏈及價值鏈，實現傳統產業要素重新高效組合。產業模式應是在當前最有效生產力條件下，資源的合理配置，其決定了在市場競爭過程中，企業或者經濟體在產業鏈或者全球價值鏈上所處的位置。傳統產業發展模式通常是生產同質化產品，通過控制成本來增加企業的收益，這種粗放的產業發展模式通常會在產業競爭或者國際競爭中難以取得優勢，使得企業或者是行業處于價值鏈的底端，而大數據和3D打印技術，通過對消費大數據收集和分析，可以對產品進行個性化設計，改變商品的生產模式，打破“二八定律”對消費者商品選擇的限制，同時有助于幫助企業突破規模報酬遞減困境，將產品生產從“減式生產”轉為“加式生產”，增加其在國內市場或者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因此，當前產業的發展已經從比較優勢逐漸向競爭優勢轉變，貿易、政治風險，加之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低附加值的產業發展模式不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競爭優勢，全球產業體系向合作性和替代性產業的產業體系的轉變，為我國帶來了新的機遇，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節點上，培育創新型驅動的競爭性的產業是實現全球價值鏈重塑的重要途徑，能為我國高質量產業發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四新經濟”的制約因素

不過，當前我國“四新經濟”的發展還面臨一些制約因素。

其一是人才培養不足。“四新經濟”的發展，技術是關鍵因素，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需要的人才需要接受過專業的完整的教育，擁有專業的知識技術，能夠推動科技的創新和發展，但目前我國人才結構不合理，同質化勞動供給豐富，但是高精尖人才匱乏，高素質勞動力和專業人才供給不足，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與激勵制度有待完善。

其二是管理不匹配。雖然目前多地已經規劃了“四新經濟”發展的藍圖，并在各行各業開展“四新經濟”的建設，但傳統的管理機制和管理模式對“四新經濟”的推進形成了阻礙。比如以批代管、偏重目錄的行業準入管理機制，對許多四新行業和企業形成了準入限制。傳統模式下政府各個部門相對獨立的監管系統，使得橫向信息共享困難，而“四新經濟”使得產業從線下擴展到了線上，監管部門對市場行為的監管難度增大，市場風險不斷疊加。

其三是存在資本瓶頸。“四新經濟”終究是一個新業態，其資金回報周期較長，存在較大的風險，因而在部分領域資本投入熱情較低，存在著一定的資本瓶頸。此時我們需要充分調動多元資本市場，利用科創板、新三板等細分市場，結合債券等金融服務為相關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調動社會閑置資金，優化資源配置，為“四新經濟”發展解決融資難問題。

“四新經濟”的政策建議

對于“四新經濟”的未來發展，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精準把握現實環境。在貿易、政治風險、國際疫情嚴峻復雜、世界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國內外發展環境的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因此我們必須做好應對復雜環境變化的長期準備，把發展的重點放到國內市場，擴大內需，調整投資結構，刺激有效需求，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其次，結合地方資源稟賦和產業發展規劃，融合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抓住“四新經濟”帶給城市、行業“洗牌”的契機，重塑商業發展模式、城市發展模式，推動新技術與應用的融合，推動新產業與消費需求優化升級的融合，推動新業態與產業轉型升級的融合，推動新模式和企業、城市發展轉型的融合。

同時，轉變政府經濟工作的思維和方式，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充分調動市場活力，激勵創新。“四新經濟”的一個重要定位就是“市場”，政府催生的新產業項目，不利于調動市場活力和積極性，阻礙科技創新的激勵和科研成果的轉化。政府應該積極營造寬松的市場環境，給市場更多的空間，主動根據“四新經濟”的發展特點，創新政府管理服務模式。同時與高校以及研究機構合作，為科技創新發展提供支撐與保障，同時打通國外科技通道，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提高中小微企業創新活力，深化產學研融合。

最后，建立多元、有效的市場監管體系。“四新經濟”的監管，如果僅依靠單一政府監管體系，一方面會給相關監管部門帶來工作難度和工作壓力；另一方面，激勵市場主體，建立多元監管體系，能充分利用行業協會、企業、媒體等多方社會力量，最大化監管成效。同時，充分利用互聯網數據，通過大數據分析建立市場監管平臺，有利于對市場進行精準監管，提升監管的專業化程度和效率，可以有效降低市場風險。

（作者系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