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丁舟洋    每經編輯 董興生    

黃建新、尹力、管虎、寧浩、張吃魚、徐展雄，這6位不同世代、不同風格的導演，十年來都做了共同的探索——拍攝主流電影。也因此，他們在剛剛閉幕的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導演論壇上進行了真誠分享。

導演論壇現場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隨著技術的變革、新人的加入，表達主流價值觀的電影呈現出的樣貌與之前大為不同。

“這十年，我最強烈的感受是，電影創作與技術已沒辦法分離了。”導演黃建新感慨道。2012年，他為電影《智取威虎山》做監制，這部電影堪稱中國主流大片技術躍升的一道分水嶺。彼時，適逢膠片拍攝向數字技術的全面轉型，從“膠片時代”成長起來的電影人們被迫全面轉變。“這對我們這一代創作者是巨大的挑戰，當時是很不適應的，我們奮起直追，要追上的不僅是技術，更是認識世界和探索世界的思維方式。”

而到了80后導演張吃魚，數字技術已經是他非常習慣的創作方式。“我還挺享受特效技術的幫助，綠幕上的創作像是一個空白畫板，讓我可以隨意揮灑。它拓寬了題材的跑道，產生了《獨行月球》喜劇與科幻的結合。”

越來越多年輕的創作者加入新主流大片的創作中，在談到這一趨勢時，作為《革命者》的監制，導演管虎認為：“只要是電影藝術，無論是主流大片，還是宏大敘事，都有很多的創新可能。年輕人可以和膽兒大劃等號，希望我們也是一樣。”

“電影創作與電影技術已經不分家了”

在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導演論壇”的主旨發言環節，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傅若清闡述了電影科技的蝶變。他表示，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格式電影系統——中影CINITY以高清電影技術引領電影業進入觀影新時代。CINITY高新技術格式電影系統于2019年推出，是我國電影行業取得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具有核心的自主知識產權。

“在今年6月的歐洲電影博覽會上，應《阿凡達》導演卡梅隆團隊和該片片方迪士尼的邀請，《阿凡達2：水之道》使用中影CINITY系統播映片段，獲得國際專業人士高度認可。”傅若清表示，“CINITIY還為《阿凡達》進行了全新的模板重置，我們邀請部分業內人士重看了CINITY版的《阿凡達》，大家看后甚至懷疑自己是看了一部全新的影片。”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傅若清做主旨演講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電影技術驅動電影創作，對此，黃建新亦深有所感。“對剛剛傅總（指傅若清）的發言，我有強烈的感受。”黃建新說，“這十年，電影創作與電影技術已經不分家了，我們的想象力因技術的發展而打開。現在我們在做電影時，每一步都與技術并行著討論，這和過去很不一樣。我最早拍電影時，完全是從藝術想象開始討論，然后把想法逐一與設計、美術溝通。”

十年前，正是黃建新在為電影《智取威虎山》擔任監制時，在拍“打虎上山”時，劇組“卡住了”。“必須技術完成了我們才能拍。”黃建新說，“我們為此做了近三個月的準備，一組八個人的團隊到廣州動物園拍攝老虎，捕捉老虎各種動作，再在電腦上建模。請林業部批了一棵樹，張涵予在樹上蹦了8天。”

影片中的老虎采用3D技術捕捉，張涵予對著一棵大樹跳上跳下做無實物表演。“蹦到第五天，張涵予就受不了了，說我到底演了啥？”黃建新回憶道，“后來我們做完效果合成后再把他叫過來看，張涵予都驚嘆，哇，我演得這么逼真啊。”

老版的“智取威虎山”（即《林海雪原》），“打虎”這幕戲用一個抬槍的鏡頭就交代了，但數字技術帶來了改變。黃建新透露，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總成本一億多，光是“打虎”這場戲就花了900萬元。“為了控制總成本，我們甚至拿掉了一場小的戰爭戲，因為我們覺得，這一場技術創新帶來的視覺沖擊能勝過一場戰爭。出來的觀影效果也印證了我們的判斷，技術創新幫我們在復拍題材時，獲得了全新的價值。”

黃建新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題材越宏大，越要聚焦身邊“小人物”

2019年，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取得了當年國慶檔最高票房，這部由7位導演共同創作的影片中的7個故事，取材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個歷史性經典瞬間。影片聚焦大時代、大事件，通過呈現普通人和國家之間看似遙遠實則密切的關聯，喚醒每一個中國人真摯深沉的愛國情懷。

寧浩是《我和我的祖國》關于“北京申奧”故事的導演，這無疑是一個“大題材”，寧浩的經驗是放在小人物上——一個由葛優飾演的好面子、愛吹牛的北京出租車司機。“在拍攝《我和我的祖國》時，我們7位導演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要聚焦普通人和尋常生活。”寧浩在導演論壇上表示，“現實生活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角度，所以我們創作者在創作時需留心觀察身邊事、身邊人。我常常跟編劇討論說，咱就拿身邊人物取材，而不要習慣性地從一些概念上取材。”

圖片來源：豆瓣

電影《云水謠》的導演尹力認為，在技術手法上，現在拍電影和過去有了很大不同，任何一個人拿著智能手機都能成為潛在的創作者。但電影的本質是什么？一定在于豐滿的人物。“好的電影是故事簡單，人物豐滿，不好的電影看起來熱鬧，但留不下人物。”

“現實題材的作品，一定會給未來若干年后的人要通過影像來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留下文獻價值，所以除了視覺奇觀，表達身邊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情感，仍然是我們中國電影人的責任所在。”尹力說。

無論技術如何轉變，尋找人物的共情、共鳴永遠是電影創作不可或缺的支點。

“我進入電影行業時，正趕上膠片向數字整體換代，我接觸創作其實是從數字開始的。”《獨行月球》導演張吃魚說，“綠幕給我帶來最大的便利是拓寬了題材的選擇，以前做喜劇，我們可能更多落在‘地球’上，特效讓我們能在太空‘著陸’。”

張吃魚說，盡管這樣的特效創作能在感官上給觀眾帶來新的體驗，但《獨行月球》要表達的情感和人物是不變的，“一個小人物，守護家人，守護家園”。

“先要尊重類型化，繼而挑戰類型化”

這十年，中國電影越來越“大”。黃建新認為，這和國際主流方向一致，規模復雜的大片更容易形成關注效應、形成市場焦點，中國電影的技術進步給電影插上了翅膀。“天地很廣闊，鳥兒能飛多高，我們要努力，導演是做具體工作的。”

種種具體工作中，黃建新、管虎、寧浩等知名導演都把“薪火相傳”視作重中之重。

在談到對年輕創造者的建議時，黃建新表示：“電影的類型化是合理的，類型化從人性的角度尋找最大公約數，這和創作不矛盾。但導演千萬不要被類型給弄糊涂了，不要為了套進某一種類型，就修理自己的獨創性，修到最后失去了作品的生動性。創作者的獨創性是電影最活靈活現的寶貴精神。”

“先要尊重類型的創作模式，沒有一個作品能滿足100%的觀眾，類型化能確保滿足絕大部分觀眾，所以第一是尊重類型化。”張吃魚說，“第二則是挑戰類型化，觀眾對高品質、個性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傳統題材和模式不能滿足現在觀眾，主流電影不僅停留在戰爭、傳記、體育競技，還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題材探索。”

青年導演徐展雄講述了他在拍攝《革命者》時，創新使用的多線程、多視角敘事方式。“在李大釗犧牲前的幾十個小時，他吃了一塊餅干，喝一口茶，想起曾經生活中的一段故事，以此來結構篇章，更像是李大釗的‘追憶似水年華’。”

能否跟觀眾達成互動，這種實驗性的敘述方式是具有挑戰性的。《革命者》的監制管虎與徐展雄無數次討論后，管虎鼓勵徐展雄冒險嘗試。“我覺得做一個宏大敘事的主流電影，有一點電影藝術的實驗性不是壞事。”管虎說，“年輕人不要束手束腳，創意是最寶貴的。年輕人可以和膽兒大劃等號，希望我們也是如此。”

導演、編劇、監制管虎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