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態文明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據生態環境部統計，與2013年相比，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64%，汽車保有量增加132%，但PM2.5平均濃度下降56%，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減少87%。北京市PM2.5濃度從89.5微克/立方米下降至33微克/立方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從58天下降至8天，創造了世界特大城市大氣污染治理的奇跡。 在水環境質量方面，2021年，全國地表水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為84.9%，比2012年提高了23.3個百分點；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為1.2%，比2012年降低了9.7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我國深入開展全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專項行動，累計完成2804個水源地10363個問題整治，有力提升涉及7.7億居民的飲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近些年，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科研人員的不懈努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水污染防治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在加快完善水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方面有哪些變化、還面臨哪些挑戰？ 帶著這一系列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工程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侯立安進行了專訪。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飲用水安全保障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同時要重視新污染物 NBD：從您的視角來看，近些年我國在水污染治理及飲用水安全等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 侯立安：近年來，我國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如長江流域水質發生了明顯變化，2020年實現劣Ⅴ類水體“清零”，干流全線達到Ⅱ類及以上水質。水環境管理體系逐步完善，先后建立和實施了生態文明目標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河湖長制、排污許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系列制度，制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等多部相關法律法規。 工業水污染防治不斷加強。截至2020年，全國統計調查的涉水工業企業廢水治理設施共有68150套，化學需氧量去除效率97.3%，氨氮去除效率為98.3%。城市黑臭水體治理全面落實。截至2020年底，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2914個黑臭水體消除比例達到98.2%，城市里的“臭水溝”“黑池塘”基本消失。 農村水環境綜合治理持續推進。截至2019年，全國80%以上行政村的農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處理。農村污水處理工作和改廁工作全面推進。地下水污染防治得到重視。2018年，生態環境部建成了約12萬個地下水污染“雙源”清單。2021年我國還頒布了第一部關于地下水污染防治和水資源環境保護的法規——《地下水管理條例》，有效保障了地下水水位和水質安全。 由于飲用水安全是關系人民群眾健康的重要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傳統水源污染帶來的飲用水安全問題，從政策規劃、標準制定以及關鍵技術研發等方面多舉措并行，構建了飲用水源污染防治與安全保障體系，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我國飲用水安全現狀得到了明顯改善。2021年，監測的876個地級市及以上城市在用集中式生活飲用水水源斷面（點位）中，達標率為94.2%，比2016年提升了3.8個百分點。 此外，隨著新污染物在飲用水源中頻繁檢出，給飲用水安全保障帶來了新挑戰。黨中央、國務院也予以高度關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開展新污染物治理”。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提出6個方面具體措施，為飲用水中新污染物去除提供科學依據。 主要河流水質明顯改善數據來源：同花順iFinD NBD：我們注意到，此前關于新污染物的表述出現在多個重磅文件中，水中的新污染物有哪些特征？ 侯立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及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了“新污染物治理”的重要性。 水環境是新污染物的主要載體，超過90%會進入自然水體。新污染物在水循環系統中，通過徑流、擴散、滲濾等多種途徑進入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飲用水源的污染，對水生生物、生態安全和人身健康構成了潛在威脅。 新污染物通常有濃度低、種類繁多、性質復雜等特點，其來源、區域污染特征與遷移轉化等環境化學屬性也較難辨明。新污染物的暴露途徑復雜，特別是對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積性的新污染物，即使以低劑量排放到環境，也可能危害環境、生物和人體健康。 由于新污染物涉及行業眾多，產業鏈長，替代品和替代技術研發較難，治理難度大，傳統的污水處理技術難以對其有效去除。因此，需要大力發展高效、靈敏的新污染物檢測技術實現污染物識別和清單研究，以及開展新污染物生物毒性和健康風險評價體系研究，為發展綠色、高效的新污染物實用去除技術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指導。 新污染物治理面臨底數不清等問題 NBD：在水污染防治體系中，您為何格外關注飲用水的安全保障和治理？ 侯立安：飲用水安全是水環境安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國計民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為貫徹落實健康中國建設這一重大戰略，我國正在多舉措實現從“有水喝”到“喝好水”的巨大轉變，“安全飲水、健康飲水”已成為新的民生熱點。 由于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安全、健康飲水面臨發展方式粗放、思維觀念落后、治理速度滯后于污染速度等問題，要實現飲用水的安全無害，面臨“從源頭到龍頭”諸多挑戰，其中源頭污染是當前飲水安全亟待解決的難題。 據2021年《中國生態環境質量公報》，全國地表水監測的3632個國考斷面中，III類水質以下斷面占15.1%，海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存在輕度污染，監測的1900個國家地下水環境質量考核點位中V類水質點位占20.6%。 除了傳統水源污染問題外，飲水安全還面臨著新污染物污染。當前，新污染物治理面臨著底數不清、清單研究困難，現有識別檢測技術短板明顯、風險評估體系建設難度大、常規水廠凈水工藝去除效率低等挑戰。因此，重視飲用水中傳統污染物和新污染物的高效去除，對實現“安全、健康飲水”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NBD：水體中的新污染物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哪些地方容易成為新污染物的“聚集地”？ 侯立安：隨著工業、農業、養殖業等行業的快速發展，在生活污水、工業廢水、養殖業廢水、農業廢水、醫院廢水等水體中，都能不同程度地檢測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抗生素、內分泌干擾物、微塑料等新污染物。這些廢水未經有效處理進入污水管網，最終進入城鎮污水處理廠，成為新污染物的匯聚地。 城鎮污水處理廠的傳統處理工藝難以完全去除新污染物，在二級出水甚至三級出水中仍能夠檢測到這些新污染物。目前，我國尚未制定針對大多數新污染物的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還沒有嚴格控制新污染物的排放，導致污水處理廠出水成為新污染物進入自然水生環境的發散地，由此進一步通過環境遷移和轉化擴散到其他水源中。 污水處理能力大大增強數據來源：同花順iFinD 加快完善有關新污染物的限值飲用水水質標準 NBD：新污染物對飲用水安全保障構成較大威脅，您認為下一步應該如何治理？ 侯立安：由于當前新污染物治理面臨著污染種類又“新”又“多”，且其環境遷移轉化途徑不清晰、健康風險不明確、常規處理技術時效低、相關政策法規不完善等問題，尚缺乏切實有效的新污染物防控技術與治理手段。 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應加強新污染物治理的頂層設計，加快完善新污染物限值法規標準，建立高品質飲用水水質標準。我國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的研究正逐漸興起，亟須開展防控研究，以提高防控總體水平和能力，為我國飲用水安全保障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提供決策依據。 要明確管理目標，科學落實《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大力發展高效、靈敏的新污染物檢測技術，實現污染物識別和清單研究；開展新污染物生物毒性和健康風險評價體系研究，構建新污染物的風險評價與控制技術體系。開發綠色制造技術，有效削減新污染物的源頭產生和排放，減少新污染物的環境存量。 加強開發綠色、高效的新污染物實用去除技術，如新膜技術；借助大數據、物聯網、機器人等新技術，建設前瞻性的“智慧水廠”，實現水廠從生產、到運行、維護等全方位、全過程的信息互通和管理有序，提升水廠運行的安全水平及可靠程度，保證飲水處理系統中新污染物的精準防控。 NBD：除了完善法律和加強監管以外，要防控新污染物，從技術端又該如何發力？ 侯立安：新污染物濃度低、種類繁多、性質復雜，導致其來源、區域污染特征與遷移轉化等環境化學屬性不明，應借鑒國外化學品管控制度，強化新污染物的源頭控制。在其識別理論與方法、去除原理等基礎研究上優先開展相關攻關，建立快速、高效、靈敏的新污染物實時監測系統，加大新污染物監測力度和普查水平。 通過國家科技計劃加大力度設立“新污染物防控”重點專項，打造綜合性研究平臺，實現科研和工程成果數據共享。充分發揮政府和相關行業的主導作用，建立適應國情并與國際接軌的國家、行業和團體標準體系。 與此同時，依托面向2035年的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技術，可以選擇存在新污染物風險的自來水廠，構建“預處理+強化常規+實用型去除工藝”的多級屏障處理技術，開發綠色、高效新技術，對各項生產參數進行優化，對常規自來水供水工藝改造升級，最終實現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從基礎理論到關鍵技術、再到工程應用的整體提升。 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還需吸引社會資本廣泛參與 NBD：在實現美麗中國的過程中，農村是環境保護的“短板”。您如何評價近年來鄉村水污染治理的成效？ 侯立安：自2018年以來，農村人居環境得以明顯改善，扭轉了農村長期以來存在的臟亂差局面，村莊基本實現干凈整潔，但水污染形勢仍然嚴峻。相比城鎮污水而言，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礎薄弱且分散。截至2021年底，農村現有污水處理廠2199座，處理能力為122.04萬立方米/日。全國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僅28%。同時也存在過分依賴政府投入，市場化運營機制、PPP模式等雖有卻很薄弱的現象。為此要推廣成功經驗，建立可靠、可復制的農村水污染防治模式和做法，如浙江的“五水共治”、巢湖的“全域農村污水治理”、淄博的“廁所革命”等。 NBD：當前我國農村水污染治理還面臨哪些主要挑戰？ 侯立安：當前，我國農村水污染治理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是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水體污染依舊嚴峻。這一點前面已經作了介紹。二是農村污水處理率不高，管理維護能力較弱。據統計，農村每戶每天污水排放量在0.3噸~0.4噸，治理所需的工程設施，每戶投入需要4000~6000元，價格貴。另一方面，長效運維管理負擔較高，導致基層管理力量薄弱、運維資金投入嚴重不足，資金缺口較大。在這種情況下，部分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存在年久失修的狀況。 三是過分依賴財政投入，缺乏市場化運營機制。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項目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財政補助資金的支持，投入途徑單一，對于民間資本的吸引不夠，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政府承擔的農村環境保護任務艱巨。此外在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一般優先考慮自來水、道路硬化，然后再到污水和垃圾處理，因此往往造成污水處理項目資金不足。 四是農村污水排放標準尚不完善，相關規劃有待提高。目前，從國家層面，尚無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水污染物排放標準，部分省市在指標限值設定與水功能區關系、指導產品設計標準化、收集系統建設、驗收和運行管理等方面還有一定缺失，存在個別地區標準偏高、一刀切的現象。 五是標準缺位，技術選擇偏離實際需求。由于尚未出臺農村生活污水排放標準，農村地區的出水水質和對工程的設計、施工、評價、驗收都只能依照城市標準規范，由此造成了實際運行成本高等問題。 NBD：下一步，加強農村水污染治理需要從哪些維度發力？ 侯立安：針對我國農村污水治理，應充分吸收國內相關成果，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要從源頭控制入手，創新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技術，結合先進的管理模式，推動我國農村污水治理工程的發展。 要統籌考慮農村生態環境承載力、農村經濟與產業發展，加快推進縣級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編制和完善；健全農村水污染治理的標準體系，分級分期實施，從頂層設計推動國家標準的實用性。 要全面推廣農村“河長制”管理模式。河長制是面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任務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破解我國新老水問題、保障國家水安全的重大制度創新。通過將河長制扎根到農村，通過村民監督河長的責任落實情況，河長監督當地的村民破壞河流的行為，就能實現農村垃圾不入河、污水不入溪，真正落實農村環境污染防治。 污染源頭防治，解決農村水污染問題。針對水環境污染的現狀，積極落實《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持續推進化肥農藥減量增效行動，強化農村面源污染，切實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持續改善水環境質量，推進水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保障農村水安全。 此外，借助互聯網、機器人等新基建，研發農村水污染在線監控設備，實現農村區域生活污水未處理排放、垃圾直接入河等行為的實時監控；立足于新材料、新能源，加強農村污水處理工藝組合和工藝優化研究，創新農村水處理新技術，研發流程短、設備少、易管理的技術支撐體系，在治理農村污水方面要因地制宜得到相應技術支撐，切實解決農村水污染治理問題。 “雙碳”視域下，大力推進光伏發電、風能等新能源在農村水處理中的應用，實現降碳與減污高效協同，不僅對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未來農村水處理技術的發展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