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憲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初始條件的不同，中國科技創新形成了兩種模式。其一，科研機構主導的創新模式；其二，企業主導的創新模式。前者以“大院大所”云集的長三角地區，尤其是上海，為代表，科技創新需求主要來自政府主管科技或與科技有關的機構；后者以珠三角的深圳為代表，科技創新需求主要來自市場，也就是來自企業自身。前者，創新的過程是科學發展的過程；后者，創新的過程是企業家試錯的過程。這兩個有著較大差異的過程，哪個更加符合創新的本義呢？

創新首先是一個出自經濟學的概念，專指企業家重組生產要素的行為。隨著科技創新日益活躍，科學家的發現和工程師的發明都被概括為創新。至此，創新有了狹義和廣義之分，企業家創新是狹義的創新，包括發現和發明在內的科技創新，是廣義的創新。基于經濟活動的過程，創新是由企業家主導的，科學家、工程師是人力資本，是生產要素。所以，沿著這一邏輯，得到的結論是，企業（家）是科技創新的主體。也就是說，創新的過程是企業家試錯的過程，更接近創新的本義。

在改革開放起步的時候，中國沒有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企業家，也就不存在企業家主導的創新過程。在長三角、京津冀等地區，不存在市場主體，但存在“大院大所”，出現科研機構主導的創新模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珠三角，尤其是在深圳，少有“大院大所”，但在特區體制的驅動下，較早于其他城市出現了一批民營市場主體。這些市場主體在經歷了貿易-生產-技術（貿工技）過程后，產生了巨大的研發創新需求，以華為為代表的一批科技型企業的成長就是經典案例。

數據表明，企業是深圳研發創新的主力軍。長期以來，在深圳有4個90%以上的說法，即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來自于企業。2021年，在深圳市全社會R&D經費投入中，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其他（主要為三甲醫院）等四個執行主體的R&D經費分別為1582.44億元、61.98億元、35.20億元、2.54億元，占全市R&D經費的比重分別為94.0%、3.7%、2.1%、0.2%。與上年相比，企業占比提高0.8個百分。2021年，上海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的比重超過60%。一個90%以上，一個超過60%，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兩種創新模式的區別。

“4個90%以上”，決定了深圳的科技成果絕大部分在企業內部實現產業化，不需要經過所謂的成果轉化。早在2005年，深圳科技局作了一項調研，結果表明，深圳的高科技公司（華為、比亞迪、邁瑞等應在此列）97%都是通過需求導向模式開展創新的，極少有通過成果轉化方式開展創新的。這些年過去了，可以看到，深圳崛起了一批各種規模的高科技公司。中國的其他城市當然也有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但不像深圳那么集中。而且，深圳的高科技公司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深圳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創新和產業生態，產生了一批創新和新興產業集群。以深圳為代表的企業主導的自主創新模式，有著高于其他創新模式的創新效率。2021年，反映城市技術創新能力的每萬人授權專利數量，深圳在GDP總量超過5000億元以上的54個城市中位居第一，就是一個證明。以經濟學家的觀點，創新效率決定著創新成果的高質量和創新活動的可持續。

有專家在比較長三角和珠三角創新模式時指出，長三角是目前為止國內創新水平、創新能力、城市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遠超珠三角。同時，長三角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強勁、創新要素最完備的跨省域創新區。他認為，在長三角城市群中，有像上海這樣的核心經濟中心、科學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也有合肥、南京這樣的科學中心，還有像蘇州、無錫、寧波、臺州這樣的產業中心。的確，長三角的創新模式有著自身的特點和優勢。首先，長三角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遠多于珠三角，上海遠多于深圳，這是不爭的事實。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背景下，高水平大學和研究機構對城市產業發展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深圳比中國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加重視好大學的建設。其次，長三角中心區發展水平相對均衡，上海的發展腹地遠大于深圳，所以，上海及長三角其他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形成了更大范圍的分工協同發展格局。正在規劃中的深圳都市圈、廣州都市圈將進一步優化珠三角的空間結構，并逐步突破粵港澳大灣區“9+2”的地域范圍，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再次，長三角形成了知識引領性的增長，大學創造的知識成為一個地區增長的引擎。一如上述，高水平大學對城市經濟和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計都不會過高的。專家認為，大學要為解決創新的最后一米作出貢獻，形成知識從點到線到面的拓展過程。這個過程在長三角形成的能力、強度是很高的。筆者認為，企業創造的技術同樣是地區增長的引擎。在珠三角，企業研發機構在解決創新的最后一米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不僅4個90%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而且，在深圳的全部基礎研究經費中，企業基礎研究經費79.84億元，占比為65%，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且為全國企業基礎研究經費總量的47.9%，這可能對深圳創新模式的特點，給出了更加有力的注解。

長三角（上海）和珠三角（深圳）兩種創新模式各有所長，也難免有各自的不足。從大道理講，它們之間應該彼此借鑒、互相學習，但毋庸諱言，這兩種模式形成的歷史背景不同，成長的客觀條件不同，它們都在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有些東西是難以借鑒，很難學習的。這本來很正常，不應該褒此貶彼，抑或相反。筆者相信，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國的這兩種創新模式將出現相向而行的趨勢，共同為創新驅動和新興產業發展作出各自的貢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