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孫志成 劉艷美 易啟江    

近年來，越南制造業迅速發展并引發廣泛關注。早在今年一季度，越南出口“超越深圳、直追廣東”的話題就曾掀起一波討論。最新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深圳進出口額為2.61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1.53萬億元，增長12.9%。同期越南進出口為5585.2億美元，其中出口2825.2億美元，上漲17.3%。

攝圖網圖

在這波產業轉移過程中，越南會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嗎？這對我國出口產業鏈會造成多大沖擊？

類似的討論，已持續多時。幾年前，外交學院教授施展曾前往越南和廣東展開調研。在隨后出版的《溢出》一書中，他引用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經濟大學經濟與政策研究院院長阮德成的一句經典評價，來概括越南的發展邏輯——“因為我們有廣州”。

對于兩國的“親密關系”，阮德成曾分析稱：“越南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國的經濟聯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較優勢，把自己嵌在一個合理的位置上，搭上中國的順風車發展起來。越南不需要有自己的產業政策，因為有‘廣州’。”

“遷移”次序

對于越南來說，“廣州”的重要性從何而來？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確的是，如施展所說，阮德成所提到的“廣州”，實際上指代的是以廣東為代表的東南沿海省份，這里是越南對華貿易的重要場所。

據施展分析，越南對華貿易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逆差明顯。數據顯示，2017～2018年，越南對中國大陸、韓國、東盟和中國臺灣地區都存在巨額貿易逆差，來自這幾個地方的進口超過越南進口總額2/3。而與此相對的是，越南對美國、歐盟則是巨額貿易順差。

越南都從中國進口些什么？

有數據顯示，越南出口有較大比例是終端產品，而進口則主要是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零部件、半成品等）。一方面，從越南出發，以三星為首的手機出口量位列全球第2名，而電子零部件進口則占越南年進口總額六成多，其中七成來自東亞地區，三成多來自中國，且基本享受零進口稅。

越南統計總局原局長阮碧林曾表示：“越南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農業、加工制造業，我們依賴于來自中國的原材料。”

換句話說，“廣州”首先能給越南提供的，是其作為后備軍進軍“世界工廠”所必需的產業鏈支撐。

施展曾提出一種“產業終局”的概念。自工業發生革命以來，每一個新生的革命性產業，最終都會隨著地區間的各類勢能差向外轉移，這個過程一直持續，直到以某種形態停留下來，形成“終局”。

分次序來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是重化工業產業，“大致是終局于中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是電子技術產業，因為對重化工業有高度依賴性，使中國同樣具有巨大優勢，但部分環節有可能向其他國家轉移；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則是信息技術產業，主導動力是創新，其中，技術創新美國優勢明顯，而商業模式創新又依賴大市場，中國則有一定優勢。

從某種意義上說，制造業目前的遷移邏輯，正處于生產工序的跨國分工階段。在此背景下，粗略衡量產業的技術高低已不合時宜，同一種產業中不同生產工序或環節的技術含量很不一樣，不同工序的增加值也不同。

于越南而言，被轉移的組裝環節，通常是產業生產流程中對供應鏈需求較低、人工成本占比較高的環節，這對應了越南的優勢。但隨著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往越南轉移得越多，對中國供應鏈的需求就越大，二者反而形成了一種深度“嵌合”關系。

制造邏輯

這種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施展構建了一個視野更高的國際政治經濟解釋框架：越南所身處的國際環境，以及大國博弈下的“生存策略”，造成了越南承接產業轉移的結果。

如果回顧過去幾輪產業轉移中承接國的產業發展走向，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如日本、韓國等，構建起包含重化工業在內的“自主經濟體系”；另一類則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將自身產業嵌合在英、美等國的經濟秩序中。

越南選擇的是一種“中間道路”。面對國際環境帶來的“安全焦慮”，越南有動力發展完整工業體系，但要與美國“聯盟”，又必須接受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的約束。據施展總結，越南面臨和日韓相似的處境，卻“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亞、加拿大的路徑”。此種情況下，完整的重化工業體系就很難在越南落腳。

“貿易上嵌合在美國體系中，生產上嵌合在中國體系中”，最終成了越南的路徑。

而即便在承接后兩次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上，越南也存在一個難以短時間內逾越的劣勢——人才。

施展提到英國科學家邁克爾·波蘭尼所說的“隱性知識”，即只能通過師傅言傳身教、個人體悟所積累的經驗性知識。在中國，一批掌握“隱性知識”的技術工人是留下制造業的重要原因。比如，即便只是一個模具的設計，都涉及功能的實現、設計的配合等一系列“非常微妙的東西”，只有經驗豐富的師傅才能拿出巧妙的方案。

在此方面，越南能否超越中國？按照施展的分析，短時間內可能很難。原因是，中國的人才庫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孕育成長的，在外資企業進入后，“使這個高水位人才庫找到出口，奔瀉而下”。

廣東“力量”

而當視角越下沉到人的層面，就越能看到越南制造背后更多的“廣州”印記。

據施展調研，在越南承接的制造業企業中，有一個頗為特別的現象：這些以臺資背景為主的工廠，都有較為類似的人員架構，通常由來自中國大陸的技術工人充當當地的管理層和中層，他們負責管理越南本地人從事流水線作業。由于在當地十分普遍，他們還有一個特別的稱呼，“中國干部”。

為何已進入越南的制造業企業，仍然沒能“離開”中國？一位“中國干部”的解釋是，“越南人的管理能力和技術水平都跟不上，從中國臺灣調人又太貴”，而在制造業遷移過程中培養出來的“中國干部”，恰是最合適擔任此角色的一群人。

而廣東正是“紐帶”和“跳板”。

施展在書中講述了幾個“中國干部”的故事。他們可能成長于四川、湖南等地，甚至第一份工作在內陸其他省市，但在時代洪流下都曾前往廣東打拼。他們既是越南“新移民”，又是中國“小鎮青年”，更是廣東在東南亞的“代言人”。

為什么又是廣東？廣東一直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并通過“三來一補”早一步享受外商投資的紅利。廣東政協網發布的一篇調研報告指出，特別是在1992年后，臺商對廣東的投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

施展展示了一份臺企在東莞的投資數據。其中顯示，在高峰期有超過10000家臺資企業在東莞投資，包括當時全球最大的制鞋代工廠裕元集團。

更值得注意的是臺資企業“撤出”之后的情況——東莞民營經濟出現迅猛成長，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這一趨勢更為明顯。

施展提到，臺資企業進駐，不僅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更盤活了一個更大的供應鏈網絡。裕元集團曾有“制鞋業的黃埔軍校”之稱，盡管已經逐步向東南亞轉移，但培養的大量熟練工人和管理人員，走進了各大鞋廠，還培養、拉動了大量供應商廠家，進一步吸納了被裁掉的工人。

這兩方面，成為日后“中國干部”進入越南的關鍵因素。

施展發現，臺資企業進入大陸時，在經濟和文化環境差異下，曾面臨管理模式的調適和升級需求，在臺企工作的大陸人才也因此有了培養管理“隱性知識”的機會。

后來，企業外遷到越南遇到類似問題。曾有企業照搬大陸調適過的管理方案，毫無意外出現“水土不服”的問題。在越南當地缺乏相應人才的情況下，“中國干部”再次被投以青眼。

“中國干部”不僅有才干，還有資源。施展調研發現，由于越南本地并不具有完整工業門類，只能向海外尋找供應商。而大陸過去所形成的供應商網絡，自然而然再次與遷出的工廠形成連接——樞紐正是“中國干部”。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以人為中心，一張巨大的網已然織就。隨著網絡不斷加粗、拉緊，廣東將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未來也是。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