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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他長期以來對就業轉型、人民幣匯率、糧食安全等問題進行過專題研究，出版過《經濟學原理（中國版）》等專業經濟學理論教材，也曾被評為“北京大學十佳教師”。

他也是英文雜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創始主編，曾赴美國哈佛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英國發展研究院訪問研究。

如何實現國民經濟復蘇？盧鋒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進行了深度解讀：

1?不宜制定過高增速目標

2?GDP增速回升將改善就業

3?消費復蘇不會立竿見影

4?消費重啟是經濟重點

5?切實解決民營經濟困難

6?國內通脹形勢會發生新變化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3年經濟工作，當中提到要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大力提振市場信心。

前段時間，姚洋、任澤平等六名學者聯名發聲，提出放開經濟活動的七條建議，包括近期把放開經濟活動放在優先位置、建議將2023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5%以上等。

國民經濟復蘇擺到一個十分重要且意義優先的位置，我們需直視就業市場、通脹形勢、消費服務業復蘇等系列因政策變化所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也需思考問題背后的邏輯演繹及與政策調整變化的適應張力。

12月5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探討上述建議的邏輯、原因以及未來需要注意的問題。

接受采訪時，盧鋒教授表示，提振消費是穩增長的基礎，不過消費復蘇不會以立竿見影的方式響應疫情防控等方面政策調整，從各國疫情防控模式轉型與經濟運行關系看，政策調整初期感染人數大幅增加，消費者擔心感染風險仍可能減少外出抑制消費，需經過一段調試適應時期后新政策環境有利于消費的重啟效果才能逐步充分釋放。

GDP潛在增速應該是高于5%

NBD：姚洋等學者建議將明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5%以上，對比2019年6.1%的GDP增速和今年前三季度3%的GDP增速，“5%”是介于二者之間。能不能這樣理解，在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維持均衡的理想模型里，5%其實是今年中國經濟的潛在GDP增長率？

盧鋒：潛在增長率是指在基本要素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經濟增速，或在不發生顯著通貨膨脹前提下能實現的可持續的合意增速。學界對其概念定義沒有很多爭議，但是對一個經濟體特定時段潛在增速識別或未來潛在增速預測這類經驗問題上，由于所用模型或關鍵參數假設不同，不同學者研究結果通常并不一致，有時差別還挺大。

就目前我國潛在增速而言，從國內學界近年十余項相關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估測結果看，低位估計認為在5.5%左右，高位估測觀點認為仍有7%甚至8%，估計結果較多分布在6%上下。作為個人看法，我認為目前我國GDP潛在增速應高于5%，今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應該是大幅低于潛在增速。

我理解上述政策建議明年政府以5%作為GDP增長目標，不一定表示幾位專家認為目前經濟潛在增速就是5%，更是強調明年需要有一個顯著提升的增長目標在政策層面更有效推動下一步經濟復蘇。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3%，從目前可得的高頻數據看，全年經濟增速或在3.2%-3.3%上下，較大幅低于5.5%目標。給定這個背景明年要達到5%應是一個相當積極的目標。

NBD：2019年之前，我們國家每年的GDP增速通常維持在6%以上。為什么不把這個目標定到6%？

盧鋒：對此可從不同角度討論。首先學界和決策層對GDP潛在增速是否仍有6%存在分歧，不少學者或傾向于較低估計數。其次明年經濟復蘇具有多方面有利條件，但是無論在疫情政策轉型階段性波動調試壓力方面，還是在外部環境變化潛在消極影響方面，也存在較多不確定性，顯然不宜制定過高增速目標。

另外從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傳統特點看，制定未來增長目標時會審慎考慮各方面情況，尤其重視留有余地，從審慎原則看官方把明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在6%可能性較小。當然現在離明年兩會前決策層最后拍板增長目標還有一段時間，其間我國疫情和經濟形勢動態演變情況，對明年增長目標厘定仍可能產生不同方向并難以預知的影響。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NBD：經濟學奧肯定律認為就業形勢與GDP增速變化存在顯著聯系，您提到中國奧肯關系存在一些特點。如明年GDP增速能回升到5%，對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形勢會有哪些影響？

盧鋒：就業形勢與宏觀增長之間存在互動關系，這既是經濟學常識，也是我們能感受的經驗。疫情期環境對宏觀波動影響勞動力市場提供了一個特殊觀察案例。近年我國就業形勢面臨新困難，顯然不是勞動力市場本身突然發生特別問題，例如像當年知青回城或國企改制直接沖擊勞動力市場那樣，而主要由于疫情環境引發宏觀經濟減速和波動，傳導為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當然，失業壓力也會反轉增加宏觀經濟增長的困難。

宏觀波動影響就業是一般規律，對成熟發達經濟體突出表現為宏觀波動與失業率顯著聯系，成為經濟學奧肯定律所強調的關系。但是上述規律在不同經濟體展開方式有別。我國在體制轉型特定階段城鄉勞動力市場仍有分隔甚至歧視因素，結果宏觀波動與失業率沒有顯著關系，而是與農業勞動力轉移存在密切聯系，由此派生我國奧肯關系呈現不同于教科書模型的國情特點。

然而隨著我國改革推進拓展，加上相關統計指標體制趨于健全改進，近十年前后我國奧肯關系發生階段性變化，城鎮調查失業率以及其它城鎮勞動力市場指標，從不同側面都對宏觀經濟波動發生反應。基于對近年相關情況觀察，有理由相信如果明年經濟增速能復蘇回升到5%，應能在農民工轉移、城鎮調查失業率、新增城鎮就業以及凈增城鎮就業系列指標上得到識別和響應，彰顯經濟運行和民生的改善。

明年的消費市場有望好轉

NBD：過去市場里面有很多企業受疫情影響比較大，比如旅游、餐飲等。另外還有一些行業處于困境之中，例如教培、地產等。如果明年GDP增速達到5%，這些領域的市場能恢復到疫情前的何種程度？

盧鋒：假設明年GDP增速能在疫情防控和其它政策調整助推下回升到5%上下，那么很多與經濟增速回落低位相聯系的經濟活動特別是消費需求，有望得到不同程度的重啟和復蘇，比如說去餐館聚餐，去旅行度假，去做文體娛樂活動等等，就會得到復蘇或恢復。

當然，消費復蘇不會以立竿見影的方式響應疫情防控等方面政策調整，從各國疫情防控模式轉型與經濟運行關系看，政策調整初期感染人數大幅增加，消費者擔心感染風險仍可能減少外出抑制消費，需經過一段調試適應時期后新政策環境有利于消費重啟效果才能逐步充分釋放。如何應對明年一季度調試期可能發生的局部異常和顛簸，對我們是一個嚴峻考驗。

另外不同行業復蘇程度會有差異。比如有的消費和經濟活動難以顯著恢復，比如2021年在“雙減”中重手整頓中遭遇重創的K12教培行業，由于相關監管政策比較嚴厲并且某些方面幾乎沒有通融性，因而相關經濟和消費活動難以回到監管風暴發生之前規模。

NBD：您之前講過，從2022年情況看，疫情傳播力以及防控方針對經濟運行而言是一個根本變量。現在政策出現改變，經濟活動會有哪些變化？

盧鋒：近三年我國實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疫情防控措施取得重大成就，隨著疫情傳染性和致病性強弱組合發生趨勢性變化，繼續堅持強勢防控果斷清零措施在可持續性與成本有效性上面臨新矛盾新問題。特別是奧密克戎病毒變異株大規模流行并成為新冠流行占絕對支配地位變異株以來，傳播力大幅度上升但是致病性和重病率進一步下降，進一步增加了優化調整既有疫情防控方針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最近決策層依據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原則對原有疫情防控政策進行必要調整，是保證我國經濟后續持續復蘇發展的要務急務所在。我們看到，最近國內資本市場以及外匯市場也對上述政策調整做出了積極響應。不過上面提到，肯定疫情政策調整必要性同時，也要關注這個轉型過程會經歷的新困難，社會應對大面積感染能力將面臨考驗。但是我們別無選擇而只能順應規律，依托我國體制優勢戰勝困難。

NBD：從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長特點看，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比較大，而消費比較疲軟。從10月的宏觀經濟數據看，出口增速又出現拐點。接下來，會不會出現出口和消費雙雙疲軟的狀況？

盧鋒：投資和出口增長較快而消費弱，是近三年來疫情環境下我國宏觀增長的相對穩定特點。強勢疫情防控對供給提供較好保護，加上國外一度需求增長和供不應求，為疫情期我國出口超預期增長提供支持。在投資領域，雖房地產投資萎縮，但工業和出口較快增長拉動制造業投資，加上基建投資受政策推動表現不俗，整體投資表現較好。比較突出問題在于隨著新冠病毒變異株傳播力趨勢性增強，嚴格執行嚴防固守疫情防控政策所設定的社交距離措施，對消費活動和第三產業帶來影響持續增加，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難以承受之重。

疫情期近三年我國GDP增量中的外需貢獻率平均高達25%-30%，在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不過隨著美西方應對通脹實施緊縮政策帶動經濟減速以及全球增長趨緩，今年10月和11月用美元衡量的我國出口已經進入同比負增長區間，明年這個趨勢可能進一步展開，近年順差驅動增長難以為繼。全面看過度依賴外需本身存在問題，十幾年前轉型就謀劃改變。通過調整疫情防控和其它政策重啟消費，確實是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的必然選擇。

NBD：您提過一個觀點，在一個成熟經濟體的第三產業比例比較高，因而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發展，會伴隨第三產業較快增長。近年我國第三產業受到疫情沖擊，這對產業結構調整會有哪些長遠影響？

盧鋒：從數據看，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比例通常在七成到八成上下而發展中國家較低，該指標提升通常表現為經濟成長的結構指標之一。例如我國2010年三產占比值為44%并低于二產占比，此后十年持續上升2019年達到54.3%，年均提升約1個百分點，體現結構轉型調整規律作用。

疫情期消費增長受阻對這個過程按下暫停鍵：2022年上半年該指標值為54.2%，與2019年比較略有回落。二產占比逆勢增長，從2020年37.8%上升到今年上半年40.2%。如明年我國消費增長能得到重啟，上述結構轉型規律會使得第三產業較快增長和占比提升重新成為現實。當然三產占比回歸趨勢的具體軌跡有待觀察。

NBD：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消費信心層面，如何給出政策刺激去提高老百姓的邊際消費傾向，讓他們愿意去消費？

盧鋒：邊際消費傾向衡量特定時期居民收入邊際增量中有多大比例用于現期消費。近來消費相對萎縮與消費邊際傾向下降同時發生，不是由于后者導致前者，而是疫情環境下消費因受限制相對下降幅度超過收入，在數據上表現為消費傾向下降。換言之，并非因為公眾心理變動導致消費增長乏力，后者主要是疫情環境抑制消費的結果，屬于疫情宏觀經濟學范疇的特殊經驗現象。

今年出現的公眾儲蓄傾向上升，居民提前償還房貸等異常現象，也有類似背景原因。出現上述現象，不是因為人們收入增長或心理因素變化，而是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同時消費萎縮更多，加上人們對未來收入增長預期走低，導致儲蓄增加現象產生。另外疫情沖擊與經濟不景氣環境下資產價格低迷，其它投資預期回報低于房貸成本，使得部分居民提前償還房貸主動收縮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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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有些政策建議是對新能源、鋰電出臺更有利的支持政策。這兩年，新能源等行業的市場需求好，資本回報率也高。既然已經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市場機制，是否有必要繼續對它們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

盧鋒：經過多年歷練成長，其中包括政府多年來對新能源行業提供的各種補貼支持，近年我國新能源與電動汽車行業全面發力，國內產銷量和出口都出現超常增長，成為疫情時期我國經濟活力和韌性的重要亮點。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從2009年《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啟動中央財政資金補貼實施新能源汽車示范工程以來，到有關部門決定2023年取消新能源補貼取消并正常繳納購置稅，經歷了十幾年補貼支持發展過程。一般而言，早期必要的產業政策扶持等到行業自生能力提升后需及時有序退出，避免特定產業結構干預過于持久扭曲市場運行機制。

NBD：疫情期間，鋼鐵等產業也進入一個下行困難時期，你贊成對它們給予更多的逆周期支持嗎？

盧鋒：改革時期我國鋼鐵業經過上世紀90年代歷練、新世紀初年崛起、十八大以后去產能和結構調整的整合，多年前已成長為比較成熟并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行業。疫情期鋼鐵業經歷擴張與收縮交替的階段性波動，不過總體情況顯著好于諸多需求導向的接觸性經濟部門。對鋼鐵這類經過多輪周期波動和結構調整歷練的行業，實施超越市場規則的特殊產業政策需更加審慎，避免好不容易形成的市場競爭規則預期被軟預算約束預期所取代。

逆周期調控是宏觀政策概念，如通過貨幣、財政政策松緊實施的調控，在我國還包括通過項目審批核準、發債和信貸融資支持、配套提供資本金等手段推進基礎設施投資等準財政手段。不過通常不包含針對特定競爭性行業的補貼扶持或打壓限制。區分逆周期宏調與競爭性部門產業政策，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通貨膨脹形勢面臨變數

NBD：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底經濟出現“倒V型”走勢，政策背景經歷從邊際收緊到再度放松的變化。明年政策邊際調整會不會重復此前“倒V型”的經濟走勢？

盧鋒：2020年下半年我國經濟強勁反彈，3、4季度增速分別達到4.8%和6.4%，2021年1季度更是沖高到18.3%，但是此后增長動力不足，3、4季度經濟增速分別跌落到4.9%和4.0%低位，形成“倒V型”走勢。進一步觀察可見，這個增長形態派生條件相當特殊，很難想象具有可復制性。下一步經濟和政策環境不同，重復上述“倒V型”走勢可能性不大。

2020年我國較早取得疫情防控成效，生產供給較快恢復加上出口需求增長推動經濟快速復蘇，促成2020年下半年到次年初經濟強勁反彈。后來經濟回落偏快并再次面臨下行壓力，則是多重復雜因素作用結果：包括新冠病毒變異株導致疫情形勢持久化和復雜化，2021年“6%以上”增長目標約束性較弱，大規模積極宏觀政策退出偏快與邊際收緊作用，還有2021年若干行業加大監管力度影響等等。明年經濟走勢和政策環境難以再現上述結構特征。

NBD：建議里面提到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但政策措施由政府制定和推進，二者該如何平衡和協調？

盧鋒：近年疫情流行期，民營經濟面臨困難和壓力較大有多方面原因：例如很多民營經濟是中小微企業，更多屬于服務業，相對而言受市場影響比較大。從信貸、利潤、營收、資產負債表等方面看，疫情流行對民營經濟造成更大沖擊。

若干行業加大監管力度，有助于行業長期健康發展，不過短期也會帶來調整壓力，從實際情況看民營經濟承受壓力也更大一些。另外受現實疫情和經濟形勢以及輿情環境影響，部分民營企業家對未來發展預期走弱與安全感不高。

高層用“56789”充分肯定民營企業重要地位，如何切實解決民營經濟現實困難，提振預期并激活潛能和創造力，是我國經濟發展前景關鍵因素之一。從現實情況看，與時俱進務實調整疫情防控政策無疑是對民企紓困的急務要務；加強必要行業監管需更重視法治原則與程序透明度，避免對市場主體預期造成不利影響；另外還需針對現實問題深化改革化解深層體制機制問題。

NBD：回到經濟復蘇的問題，消費需求和擴大再生產的行為都會拉動采購，這對通貨膨脹和大宗商品價格會有什么影響？

盧鋒：隨著國內疫情防控政策快速調整，我國經濟有望進入后疫情時期新階段；而美西方抗通脹緊縮政策作用下，其經濟減速和衰退風險大概率會增加，全球經濟明年有望面臨更大下行壓力。在這個背景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和國內通脹形勢可能會有新特點。

受疫情流行對供求不對稱沖擊及美西方超強刺激政策影響，加上俄烏沖突地緣政治危機助推，2021年以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強勁大幅飆升，成為美西方國家嚴重通脹的重要推手之一。但是今年3月特別是下半年以來，部分主要大宗商品價格顯著回落。

明年我國經濟有望進入復蘇軌道，由此在邊際上增加對大宗商品需求，但是全球經濟走弱前景會抑制大宗商品需求和價格，二者比較后者作用可能會大一些。除非發生新的超預期變化，后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更可能延續近期走勢向其長期趨勢水平收斂，再現俄烏沖突后價格飆升局面的可能性較小。

用消費物價衡量的國內通脹形勢則存在較多變數。與近年美西方及部分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發生嚴重通脹形勢不同，疫情期我國雖因進口價格抬升等因素推動工業品出廠價一度飆升，然而由于居民消費受壓抑與房地產業受重創導致內需疲弱，供大于求格局決定了國內CPI通脹總體上波瀾不驚。具體看數據，近三年CPI均值反而顯著低于疫情前水平。

目前我國疫情防控模式正經歷轉型，明年重點行業監管有望逐步趨于常態化，宏觀政策會繼續保持積極態勢，在新的政策環境下前幾年特殊通脹形成機制會發生實質性變化。這并非意味著馬上會面臨顯著通脹壓力。相反，在疫情防控方針轉型初期，由于存在冗余供給能力，加上消費需求會在過渡期后逐步釋放，因而明年初更可能維持低通脹環境。但是通脹機制轉變終究會在新的內外條件下展現其影響，使中期通脹形勢出現有別于前三年的新特質。

圖片來源：攝圖網-500847675

NBD：對推動國民經濟盡快進入持續復蘇軌道，您還有其它的經濟政策建議嗎？

盧鋒：過去三年我國疫情防控與經濟增長取得多方面成就，下一步需在總結經驗基礎上改進完善相關政策，奪取疫情防控最后勝利并推動我國經濟進入更好成長的新階段。

要總結疫情期宏觀調控與重點行業監管實踐的豐富經驗，在宏觀政策方面更加強化逆周期調控并提升其成效，以逆周期調控優先原則安排逆周期與跨周期調控關系，更好地發揮逆周期調控對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另外引入必要監管需要兼顧法治原則與程序合理，實施必要監管規則時重視維護市場主體預期穩定。需評估近年重點行業監管風暴實施成效，在總結經驗和鞏固成效基礎上向常態化監管過渡。

就推動國民經濟盡快進入持續復蘇軌道而言，走出早先防疫至上模式并推進目前疫情防控政策轉型確實是重中之重。目前當務之急是要應對轉型過渡期公眾大規模感染可能帶來的一次性沖擊，緊急動員和儲備足夠資源應對相關需求可能出現的急劇飆升，提升社會公眾與經濟系統應對沖擊能力并平穩渡過顛簸期。相信依托我國體制優勢，一定能成功應對正在逼近的新挑戰，使得我國經濟和社會走出三年疫情陰影迎來更美好未來。

 

記者|胥帥

編輯|劉林鵬 宋紅 楊夏

統籌編輯|易啟江

視覺|蔡沛君

視頻|張軼

排版|楊夏‍‍‍

記者手記：要用嚴謹的經濟學常識去理解現實

同盧鋒教授對話，聊到了消費市場、就業形勢、產業政策以及通貨膨脹等諸多議題。

從準備采訪到采訪期間，再到最后寫稿，盧鋒教授一直保持一貫的語言和邏輯規范，對經濟學術語的精準表達保持極高的要求。

我一直都不贊同一個觀點，為大眾而寫的文章，表達方式應該深入淺出。在搭建經濟學家和大眾溝通的橋梁過程中，專業語言向通俗語言讓步，對概念精準性進行模糊化的“降維”處理。

但這很容易轉為一種庸俗且未經思考的理解，還帶出一大堆缺乏內涵且空洞的時髦新詞。內卷的專業名詞特指農業經濟中，過密勞動力投入造成的邊際回報遞減。但將它濫用并與激烈競爭等同時，內卷就便失去了專業術語的概念意義。

只要不是晦澀，或者帶有炫技和詭辯的專業表達，大眾還是能讀懂，也應該讀懂。

連續且嚴謹的邏輯推演不會出現思維跳躍，才能對未來某個時點的階段做出合理預判。

令人印象深刻的觀點并不是消費市場復蘇、就業市場形勢好轉以及GDP目標應該設在5%，而是文中反復提及的過渡期。

特殊醫藥產品的供給緊張、快遞配送運力緊張……在暢想明年美好的藍圖之前，我們必須先應對社會在這段時期面臨的挑戰。

代表作品：

新能源產業鏈，誰為誰打工？

瘋狂的石頭：鋰價歷史新高后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