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付克友    每經編輯 劉林鵬 宋紅 陳俊杰    

盡管中國經濟面臨疫情的較大沖擊，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原副校長）、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創院院長海聞教授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對2023年的中國經濟表示樂觀，“因為看到最新的政策變化，我覺得GDP增速2023年至少可以達到5%，甚至有望超過6%”。

隨著疫情變化，我國也在不斷調整優化防疫措施，加快經濟全面恢復被擺上更重要的位置。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3年經濟工作，明確要求“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大力提振市場信心”，同時，要求“要堅持真抓實干，激發全社會干事創業活力，讓干部敢為、地方敢闖、企業敢干、群眾敢首創”。

努力拼經濟，打好2022年底“收官戰”，為2023年“開好局”，正在成為各地共同的行動。部分經濟學家也提出了“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

在海聞看來，要想盡快恢復經濟，國內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提升民營企業家和消費者對未來的信心和預期，特別是改善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在政策、金融、行業準入等方面給予平等地位。國際上最大的挑戰，則是真正去實現更大更深的開放。

同時海聞相信，鼓勵和支持產業轉型升級，本身也是對經濟的提振，中國的新興產業健康快速地成長，將拉動經濟更好地發展；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經過幾年調整，炒房的需求暫時已經不大，剛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卻需要鼓勵。這為宏觀政策提供了空間。面對經濟不景氣，海聞認為，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比貨幣政策更加直接有效。

海聞  受訪者供圖

談經濟恢復：

對內提振信心和預期 對外尋求更大更深的開放

NBD：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在您看來，我國經濟當下面臨什么樣的困難？

海聞：中國經濟目前面臨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較困難的局面。2022年中國前三季度GDP增長只有3.1%，與年初全國兩會提出的全年增長5.5%的目標相差甚遠。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10月份的數據是5.5%，前10個月的平均失業率是5.6%。10月份16歲至24歲青年人調查失業率為17.9%，雖然比7月份的19.9%下降了一些，仍處在相當高的狀況。

原因有兩個方面。國內原因正如中央所強調的，主要是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國際原因主要是全球通脹、經濟衰退，以及以中美摩擦為代表的國際關系環境。

造成中國經濟下滑的國內因素中，需求收縮是直接原因，但也是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的結果。

2022年以來，疫情的傳播和某些地方對疫情的過度防控，不僅影響了商品的正常生產和服務業的正常運行，也導致了某些產業鏈的中斷，影響總供給；同時，由于生產下滑，失業率增加，企業和個人收入下降，也嚴重影響消費。2022年前三季度，消費增長只有0.7%，相比疫情前的年平均8%來說，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投資方面也如此，2022年前三季度投資增長只有5.9%（2021年11.5%）。

而投資和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轉弱。2022年前三季度，民間固定投資增速下滑到2%，遠低于國有相關投資增速的10.6%。消費者信心指數從4月份開始一直在87左右徘徊，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92.4。

NBD：面對這樣的困難，一些經濟學家呼吁“放開經濟活動”。怎么理解“放開”？要想盡快恢復經濟，最大的挑戰在哪里？

海聞：我理解“放開”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放棄過度和過時的防疫做法，轉為更加科學、更為人性、更小經濟與社會代價的防疫措施，讓人們可以盡快恢復正常生活和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防疫是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和經濟問題。任何政策的實施，都會有社會和經濟成本，我們需要用最小的代價來實現和保障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

要想盡快恢復經濟，國內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提升民營企業家和消費者對未來的信心和預期。

這一點，光靠增加政府開支和貨幣供給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改善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在政策、金融、行業準入等方面給予其平等地位，鼓勵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在創新創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同時，要依靠民營經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收入，這樣才能盡快恢復消費，從而恢復經濟增長。

至于國際上最大的挑戰，則是如何真正通過更大更深的開放，防止經濟和技術的脫鉤，保持和擴大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合作，維護和促進多邊經貿體系，真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

談民營經濟：

消除對民營企業偏見 對民營企業一視同仁

NBD：的確，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疫情之下承受沖擊也較大。但您為什么特別強調改善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和平等待遇問題？

海聞：關于民營企業的信心和發展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疫情沖擊的問題，還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需要解決，包括社會對民營企業的偏見、體制政策對民營企業發展的限制，以及一些地方營商環境對民營企業的不利。

首先，社會仍然存在對民營企業的偏見，總認為民營企業都是唯利是圖的，沒有社會責任的。這次新冠疫情暴發，公立醫療系統承擔了大量醫治救援工作，就有輿論出來譴責民營醫療系統靠不住。在總結某市防疫工作做得好時，居然也說是因為沒有雇用民營企業做核酸。部分言論把個別人、個別企業的不良行為當作民營企業的總體形象。

其次，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因為不信任，一些重要行業仍然沒有對民營企業開放。一些地方政府的會議，國有企業的領導可以參加，而民營企業代表則不能參加。政府領導參加國有企業的活動不會有問題，若參加民營企業活動則可能不被允許，甚至遭到質疑。銀行貸款也一樣，貸給國有企業的壞賬至多是失誤，貸給民營企業的壞賬則要查一查有什么背后私利。最近幾年，甚至出現一些認為“民營經濟已完成歷史使命，應該退場”的文章。

第三，一些地方的營商環境對民營企業不利。如果地方政府平時沒有服務，需要時請民企“贊助”，監管很“嚴”，執法隨意，且常常隨意變更政策——在這樣的環境下，民營企業很難得到健康發展，一些企業為了生存或者獲取利益，反而滋生出違法行為。

NBD：那么，對于當下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提振民營企業信心，您有什么建議？

海聞：首先，在理論上、體制上、政策上，都要真正理解和重視民營經濟在新時代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新時代我們面對的很多任務和挑戰，包括需求拉動經濟、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創新驅動發展、減緩老齡壓力、加強國際合作與競爭，都離不開民營經濟的發展。

正因為如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

而要切實做到在法律、行業準入、金融投資等方面對民營企業一視同仁，當然也包括監管和社會責任方面的同等要求。各地政府要努力創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這一點、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都做得比較好。2022年是習近平總書記總結提出的“晉江經驗”20周年，晉江民營企業之所以發展得好，主要得益于當地政府始終堅持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和發展的根本方向，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發展經濟，堅持鼓勵企業在頑強拼搏中取勝，堅持以誠信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堅持立足本地優勢和選擇符合自身條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經濟發展，堅持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引導和服務。

晉江當地政府支持民企發展的經驗有“四到”，即“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說到做到，服務周到”，很值得各地政府學習。

談產業升級：

鼓勵和支持產業轉型升級 本身也是對經濟的提振

NBD：目前，一方面需要提振經濟，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產業轉型升級。這兩個目標之間如何平衡？

海聞：提振經濟和產業轉型升級其實并不矛盾。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中等收入階段，在滿足了基本的物資需求后，人們開始追求生活質量，社會的主要矛盾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美好生活不僅包括舒適的生活環境、充分的醫療健康保障、豐富的文化教育資源，也包括高質量高科技的消費品、高智能高效率的服務等。新一代信息產品、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正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鼓勵和支持產業轉型升級，本身也是對經濟的提振。

NBD：您剛才提到的這些新興產業，在產業政策上如何進行支持？

海聞：對于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政府應該更多地給予基礎研發方面的支持，而不是僅僅給予資金上的補貼。要鼓勵教育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合作研發和人才培養。同時，必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保護企業在這些領域的科技創新。要完善資本市場，鼓勵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獲取資金以便更快更好地發展，讓新興產業的企業從一開始就通過市場來提升自身的創新和競爭能力。

只有這樣，中國的新興產業才能健康快速地成長，也拉動經濟更好地發展。

談房產調控：

炒房需求已不大 剛需和改善性需求也較弱

NBD：房地產行業發展對整個經濟影響很大。怎么看房地產行業目前的情況？問題在哪里？

海聞：房地產對于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國家和發達國家來說，都是重要的產業。房地產業的產業鏈很長，從土地、建筑、家具、耐用消費品、餐飲零售、物業管理、甚至到交通等都會涉及到。

目前，發達國家房地產業占GDP的比重都超過10%，美國約14%，中國約7%。這幾年由于中國的調控政策，房地產的投資增長率和占GDP的比重都在下降，2022年前三季度的比重只有6.4%。

中國的房地產經過幾年的調整，炒房的需求暫時已經不大，但剛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目前也比較弱，2022年以來的銷售和投資都是比較明顯的負增長。這既有金融方面的原因，有經濟下滑收入下降的原因，也有疫情嚴重、封控嚴格的原因。如果疫情過去，人口流動正常化，加上經濟逐漸恢復，預計房地產需求在2023年下半年應該有所增長。

不過，房地產需求的改善幅度可能還是會比較弱。因為對于中小城市來說，住房有些過剩，房價還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不少城市還在托住房價，但如果價格沒有調整到位，市場需求量也很難有大增長。對于大城市來說，還有不少限制性的政策，影響有效需求的釋放。

NBD：對于優化地產調控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發展，您有什么建議？

海聞：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對大中型城市房地產政策進行調整，釋放有效的剛需和改善性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支持杠桿相對較低、經營相對穩健的房地產企業，緩解這些企業的流動性壓力，遏制房地產債務風險在企業中的蔓延趨勢。對于本身杠桿率較高、經營問題較多的企業，采取市場化出清的方式，來緩解整個行業需求收縮帶來的經營壓力。我們看到，房企的融資政策，目前已經在朝著積極的方向進行調整。

談宏觀政策：

相比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對經濟刺激更有效

NBD：應對疫情影響，我國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上，也推出了有力的舉措，您怎么評價目前的效果？

海聞：近年來，面對經濟下滑，央行和財政部都在啟動積極措施，希望能刺激經濟增長。在貨幣政策方面，通過降準和降息，2022年前三季度，廣義貨幣M2已經增長了12.1%。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減稅和基建，廣義財政支出已經增長了12.8%。另外，國家在5月份下達了“6個方面33項措施”的一攬子計劃，涉及退稅、鐵路航空專項債、小微貸款在內的累計約12萬億元的刺激措施。可見，貨幣和財政政策已經在不斷發力。

但目前投資和項目進展似乎還不快，經濟恢復得也很緩慢，這里既有從政策出臺到落實項目再到實際生產和消費的“時滯”問題，也有企業和居民對未來預期偏弱信心仍然不足的原因。

NBD：要提振發展信心，放開經濟活動，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上，還有哪些可以提供的“武器”？在這方面，如何形成有效的政策組合？

海聞：還可以進一步加大調控力度來降低企業成本，增強企業對未來收益的預期。比如，進一步降準降息，尤其進一步調降房貸利率來促進住房銷售。我國的存款基準利率也多年未變，也可以通過調降存款基準利率來降低金融機構負債端成本，激勵金融機構降低貸款利率以支持實體經濟。

財政政策方面，可以增加專項債額度，加大對基建、居民消費、醫療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可以增加債務融資力度，或發行特別國債，加大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增加專項債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置換力度，阻斷房地產風險向城投平臺類企業的蔓延。同時，有關部門要監督政府將減稅降費落到實處，尤其是加大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力度，避免經濟、財政越困難而地方政府反而變相“加稅”的情況。

總之，面對經濟不景氣，相比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刺激更加直接有效。在增加財政支出的同時，配以必要的貨幣政策，可以減少政府債務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達到經濟盡快恢復正常增長的目標。

談明年經濟：

預期消費有強烈反彈 GDP增速可達5%以上

NBD：在目前的政策和條件下，對于2023年中國經濟發展有什么預期？

海聞：對于2023年的經濟，我現在持樂觀態度，主要原因是看到了最近防疫政策的轉變。

如果不出現新的更為嚴重的病毒，國家繼續實行更加科學和寬松的防疫政策，2023年尤其2023年下半年的居民消費會出現一個強烈的反彈。而消費的快速增長不僅直接帶動經濟增長，同時也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加居民收入，從而通過乘數效應進一步拉動中國經濟。

2022年出臺的一系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會在2023年產生一定的效果。寬松的貨幣供給會更好地解決流動性問題，甚至會帶來一定的通貨膨脹。輕度的通貨膨脹會在短期對企業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也會促進企業短期商品和服務的供給量，提升對長期投資的樂觀態度。

房地產政策的優化是另外一個利好的因素。近期上海、武漢、南京等地協助和支持房地產企業在資本市場融資、放寬限購范圍、調整房貸政策等措施，有利于提升住房的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也會推動房地產企業的投資。

國際環境方面，雖然歐美國家2023年大概率會經歷經濟衰退或滯脹，也會或多或少影響中國出口，但中國跟西方國家的關系會得到一定的緩解，有利于國際產業鏈的相對穩定，也有利于外商在中國的投資。

NBD：如果要給中國2023年的GDP設置一個增速的話，您愿意給一個什么數字？理由是什么？

海聞：如果一定要給GDP設置一個增速的話，我覺得2023年至少可以達到5%，甚至有望超過6%，會高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2023年增長4.4%的預測。我的主要理由有兩個。

一是中國目前仍處在經濟起飛的歷史階段，還處在城鎮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仍有許多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中國人民致富的愿望和動力仍很強烈，會在各種條件下努力生存和發展。2022年經濟增長放慢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和嚴格的防控措施，這些情況估計2023年不再存在。

二是2022年經濟增速太低，估計略高于3%。從一個較低的不太正常的水平恢復到正常，其同比增長率就會高一些。就如2020年GDP增長2.3%，2021年就高達8.1%。即使2023年GDP增長6%，兩年平均也不到5%，仍低于2020和2021的兩年平均增長率。但無論如何，疫情的結束一定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

記者手記

改革開放同行者、見證者、堅守者

“提振經濟信心和預期，需要更大更深的改革開放”——這是海聞教授最終確認的專訪稿件的題目。“改革開放”四個字力有千鈞。

我反復思考，為什么海聞教授要在這個時候，在這樣一篇稿件中，強調這四個字？因為他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進程的同行者、見證者、堅守者。

作為恢復高考后首批（77級）考進北京大學的下鄉知青、《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頒布后的第一批學士，海聞教授在改革開放的起點，開啟自己的全新航程，從此也與改革開放的進程一路同行。

他是首位自費出國留學的北大畢業生，也是中國打開國門、融入世界的最早那部分見證者。為什么萌生去發達國家留學的想法？因為改革開放了，想登高望遠，看更大的世界。正如他的同學留別賦詩：“世界一何大，登高放眼闊。學成凱旋歸，同唱四化歌。”

這也就不難理解，海聞在獲取美國大學終身教職之后，會毅然決然回國與林毅夫、易綱、張維迎等，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家發展研究院）。當然，也不難理解，他后來以北大副校長身份，南下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負責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工作，并創辦了匯豐商學院和國際法學院。

以改革開放的思維和眼光，進行經濟學研究和教育，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想必是他自始至終、持之以恒的理念。

面對疫情沖擊經濟，以及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海聞教授強調改革開放，不只是情懷使然，更是對發展理念、成功經驗的堅守。從經濟恢復，到民營經濟；從產業升級，到房產調控；從宏觀政策，到明年預期……海聞教授侃侃而談，改革開放是一以貫之的中心思想。

“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就是趕上了改革開放。”海聞教授這樣說過，“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因為改革開放而改變，這段歷史并不遙遠且仍在續寫。”

這是海聞教授和一代人的信念，也是這個時代的信念。

封面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