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余蕊均 江然 每經編輯 劉艷美

2022年收官在即。最近一個月內，優化防疫措施從“二十條”進一步更新至“新十條”，重新點燃這個寒冬的市場熱情。以廣東、浙江為代表的經濟大省率先出動，帶著招商團、外貿人開始在全球奔走，爭分奪秒搶訂單。

在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看來，這些走出去的人，用行動詮釋了政策，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這些行動率先發生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說明這些地方政府對經濟的關注還是略勝一籌。

“很多地方還在糾結防疫政策，而他們已經沖到海外市場上去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張軍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時表示。

就在“新十條”公布前夕，張軍與姚洋、黃益平、梁建章、管清友、任澤平五位經濟學家聯名提出關于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他在受訪時進一步指出，放開是經濟恢復的必要條件，但還不充分，還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跟上。對每一個微觀主體來講，放開之后，相當于一下子進入到另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中，“明年不見得一定會有一個‘V字型’反彈”。

如何大幅降低放開以后可能帶來的新的不確定性，將是我們當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挑戰。采訪中，“不確定性”被多次提及。在張軍看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風險和不確定性都更大的階段，預期管理變得越來越重要，應該放到宏觀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

在江蘇連云港港集裝箱碼頭，貨輪卸運集裝箱 新華社圖

今年GDP增速預期3.5%左右

宏觀經濟就是這樣，實際數字本身沒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數字跟我們的預期到底有沒有落差。

NBD：2022年即將收官，您對中國經濟全年增速作何判斷？

張軍：無論國際組織還是國內金融機構，目前大家對今年GDP增速在3.5%左右是有基本共識的。當然，實際情況還要看四季度數據。

NBD：您年中時曾判斷，今年如果能達到4.5%或5%的話非常了不得。現在來看，和您當時的預期可能還有1~1.5個百分點的落差。

張軍：是的。其實從三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恢復勢頭，但是很脆弱。進入秋冬以后，疫情蔓延又更加嚴重，特別是四季度，一下子又把整個勢頭拉了下去，這是沒有預料到的。我之前覺得全年增速4%是有可能的，但按照新的趨勢推算來看是不太可能了。

不過，我想全年經濟增長具體是多少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整個市場對今年的整體預期已經比較低。宏觀經濟就是這樣，實際數字本身沒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數字跟我們的預期到底有沒有落差。

如果到今年年底，經濟的實際增長遠低于我們的預期，這個影響會更大。特別是進入三季度后期，我相信無論市場人士還是機構，基本都有共識，那么大家把預期調低之后，可能落差就沒那么大了。

NBD：這是否意味著年初設定的“增長5.5%左右”目標太高了？

張軍：這么多年來，我們習慣于中央政府在年初對全年增長給一個目標，你可以把這個目標看成對全年經濟增長的一個預期。它不是指令性的，只是代表對全年經濟表現的一個希望，也算一個粗略的預測值。

我們看到，以前年初定的增長目標幾乎變成了每年實際增長的“下限”，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增長要遠高于預期目標。也就是說，那時中央政府給定一個全年增長目標，是比較有把握、相對樂觀的，這也反映出那個階段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比較少。

而近年來，每年的實際增長和年初定的增長目標，平均來說兩條線基本是重合的，這就和過去不僅完成目標而且超額完成不一樣了。因為完成得比較吃力，每年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預設的增長目標比上一年還會下調，有時候明確減0.5個百分點，有時候模糊一點，變成“左右”“區間”。這說明我們的經濟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不確定性加大了。

所以，相對過去來講，年初為全年定一個目標，我個人覺得意義已經不是那么大了。

張軍 受訪者供圖

不見得一定會有“V型”反彈

隨著不確定性加大，為全年定一個目標，它的參考價值在逐漸下降。從治理現代化的角度來講，預期管理變得越來越重要。

NBD：您歷來強調要把預期管理放到宏觀政策的中心位置，在不確定性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應該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預期？

張軍：我一直主張，在不確定性加大的情況下，為全年定一個目標，就可能要不斷地修訂，因為每個季度的情況都可能發生變化。像今年，我們一季度情況還可以，沒想到二季度出了問題，二季度的預測值就應該下調。雖然我們也可以把它叫作“目標”，但要理解它實際上是一個參考值。

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是政府給出每個季度的預測值。國際上很多大機構，像IMF、世界銀行，每個季度對我們的經濟也都有預測，悲觀了會下調，稍微樂觀一點，又會上調，不斷地在調整。這個就是預期管理，因為你的預測是發布給市場的，包括投資者、金融機構、企業家，甚至家庭，大家看到預測后心里有數，知道經濟接下來大概會怎么樣，也就減少了市場主體由于情況改變而出現準備不足的情況。

從這個意義上，按季度發布預測，其實是在考慮怎樣讓市場預期不至于大起大落。如果目標一年不能修訂，最后完不成，第二年還得下調，就會顯得很被動，按季度發布就有了調整空間。

所以，我認為中國也許需要一個過渡。2020年，我們沒有制定增長目標，去年和今年還是給了目標，我估計未來還是會給。但我們要知道，隨著不確定性加大，為全年定一個目標，它的參考價值在逐漸下降。從治理現代化的角度來講，預期管理變得越來越重要，需要考慮是不是每個季度給出一個預測值，這對引導市場預期是有好處的。

NBD：這次建議還是提到把明年GDP增速目標設為5%以上。

張軍：6個人建議里還是延續了原來的做法，提了5%的目標。這個5%到底合不合理，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也有經濟學家提出，5%可能會有點誤導，覺得太低了。因為今年如果只增長百分之三點幾，基數就變低了，如果定5%的話，扣掉基數效應，可能明年也就增長百分之三點幾，跟今年比好像沒有真正恢復。

其實考慮到放開后的實際情況和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明年經濟也不見得一定會有一個“V型”反彈。像2021年那樣，從2%突然反彈到8.1%的現象，估計很難重現。根本上取決于我們的宏觀政策是否可能有大的轉變。

明年新一屆政府對經濟應該會有一個整體考慮，有些政策會作出調整，但也可能希望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從今年年底的情況看，外部環境非常不樂觀，并且經歷了這樣一個不平凡的三年，已經形成了“疤痕”，恐怕一下子不太容易完全走出來。所以我們認為，那種強勁的反彈很可能既不可能發生，也沒有必要。

如果明年實際增長能夠跟過去兩三年的平均增長比較接近，就已經很不錯了，不要指望明年會有一個強勁反彈。當然，我們希望5%是下限，但必須充分估計到“疤痕效應”、外部環境惡化的影響，一下子沖到6%以上的增長，可能性不太大。

當務之急是補齊醫療資源

從消費層面上講，供給側情況也許會好一些。但從需求側看，大家還是比較謹慎，需求恢復還需要時間。

NBD：考慮到“疤痕效應”，放開之后經濟活動還是很可能不活躍？

張軍：放開以后，感染人數從持續增加到總量下降，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并不是說放開就萬事大吉了。

放開是不得已，對我們國家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醫療資源怎樣更科學合理配置？怎樣嚴格執行分級診療？現在提出醫聯體要發揮作用，基層醫療要在社區發揮更大作用，而這些都不是現成的，還在摸索過程中。

坦率地講，你現在出門，自我保護意識會更強，對去人多密集的地方，很多人還是比較謹慎的。目前各個地方的進度也有差別，大城市更謹慎，中小城市反而放得更開，但醫療資源正好反過來，這就出現了嚴重錯配，將來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并不認為一放開，消費等各方面就會回來。放開是一個必要條件，不放開的話，經濟恢復是不可能的。但放開并不一定說經濟就會有很大反彈，還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跟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發生醫療擠兌。

NBD：所以當務之急是補齊醫療資源。

張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對每一個微觀主體來講，放開以后，相當于一下子進入到一個更加不確定的環境中，至少在一段時間里是這樣。

從消費層面上講，供給側情況也許會好一些。“新十條”出來后，很多企業可以恢復正常生產，經營成本也會大幅降低，流動障礙也清除掉了。但從需求側看，大家還是比較謹慎，需求恢復還需要時間。

預期變得樂觀，消費就會有明顯改善

最重要的是大幅降低放開以后可能帶來的新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如果降不下來，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就可能會低于我們的預期。

NBD：這次建議中提到放開餐飲、酒店、商場等場所的經濟活動，但并沒有其他更具體的針對消費的建議。

張軍：提放開消費類場所的經濟活動，當然是為了釋放之前被抑制的消費需求。同時我們還加了一個條件，就是希望全國用同一個標準。

當時的主要問題是各地層層加碼，大家標準不統一。所以我們建議能不能給一個最低要求，去餐廳吃飯、去看電影，就看48小時或者72小時核酸，再或者只量體溫，統一標準，促進正常需求恢復。提這個建議的時候，我們也沒想到“新十條”來得這么快。

NBD：您認為“新十條”能迅速刺激居民消費意愿回升嗎？

張軍：放開比不放開，肯定對消費需求有更大拉動，過去很多被抑制的需求會釋放，中小微商家多數會恢復業務，這是很重要的。

我想強調的是，放開是經濟恢復的必要條件，但不充分，還要有其他政策配套。這里面，最重要的是大幅降低放開以后可能帶來的新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如果降不下來，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就可能會低于我們的預期。

NBD：經歷這三年，很多人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明顯下降，消費不振對經濟恢復可能產生什么影響？

張軍：我們講消費受中長期收入的影響，當期的消費支出受到中長期收入預期的影響。過去三年，大量中小微企業受到很大沖擊，中國90%的就業又都在中小微企業，所以，這部分就業人群的收入預期一定是惡化的。在這種情況下，他當期的消費很難改善。如果中小微企業對未來一兩年的經濟有比較好的看法，預期變得謹慎樂觀了，這些人的當期消費就會有明顯變化。

這就很有意思。微觀經濟的個體跟宏觀經濟的總體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每一個人怎么看，會影響宏觀經濟的變化，宏觀經濟變化以后，每個人都看得到，又會改變每個人的預期。應該說，現在處于一個剛剛開始的階段，可能需要幾個月，從微觀到宏觀、從宏觀到微觀，反反復復，說不定到了某個時間段上，突然所有微觀主體的看法比較接近了，形成所謂的共識，大家就都認為經濟又變好了。

我們經常說預期會自我實現，就是這個道理。你相信經濟會變好，你就愿意花錢。如果大家都認為今天應該花更多的錢，經濟就會提前變好。大家都相信什么事情會來，這個事情就會提前到來。

拿出兩三個“討論很久”的重磅政策

我們要做的政策，最好是不需要下面一層一層執行的。這就只能做減法。取消得越多，市場的空間越大，營商環境越好。

NBD：現階段是否應該拿出一些具體刺激舉措？

張軍：其實沒有什么道理要對家庭消費進行什么頂層設計，當然發點錢刺激消費也可以做，只是效果并不明顯。

我的想法是，明年3月份如果能有一些重磅政策出來，對消費、對整個市場會有比較大的正面影響。

所謂重磅政策，就是這些年我們討論比較多，但始終沒有推出來的政策。雖然過去習慣的做法是出臺邊際改善型政策，細水長流，一點一點微調，但考慮到這三年經濟受到較大沖擊，消費者、投資者信心受到較大影響，推出幾個重磅政策，可能會對市場主體連續積累的悲觀看法有比較大的改變。

舉個例子，比如低利率政策。現在利率還是太高，我們可能是全球借錢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當然利率下降會對人民幣貶值構成壓力，這個問題技術上是可以平衡好的。如果利率或融資成本能夠系統性地降下來，大量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就會下降，債務壓力也會變小，對于改善和提升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企業的經營狀況，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過去我們在貨幣上一直傾向于用數量型政策來調控，價格型政策用得比較少。從某種意義上講，走向價格型政策是利率市場化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我認為利率降下來是“一石多鳥”的事情，既減輕了債務壓力，也有助于改善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減少錯配。

另外，重磅政策中應該有一條關于民營企業的。應該明確堅持什么、取消什么，正本清源，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對明年的經濟恢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階條件。

NBD：除了低利率和民營企業，還有哪些屬于重磅政策范疇？

張軍：這個清單上有很多東西，包括房產稅、戶籍制度，討論了很久，但都沒有拍板。如果明年能拿出兩三個來，對整個市場信心的恢復是絕對的利好。至于到底哪幾個政策先出來，還需要政府組織相應的專家進行論證。

我的觀點是，如果出臺很多政策，需要依靠基層執行，這些政策到最后基本上都沒什么效果。你可以去問問開餐館的人，有幾個拿到了紓困補貼。我們要做的政策，最好是不需要下面一層一層執行的。這就只能做減法。換句話說，就是要取消什么政策。取消的越多，市場的空間越大，營商環境越好。如果不斷地補政策，一條接一條補，誰還記得之前的政策？

從治理現代化的角度講，不要總覺得很多事情要靠出臺更多政策才能做到，恰恰相反，大多數情況下把政策“減掉”，不要三令五申讓地方各級政府去執行這個政策，我看就可以了。

治理體系的“靈活性”要局限在極少數領域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的治理手段應該從隨機應變的適應性治理逐步轉向基于規則的治理。因為如果沒有規則，很多政策就不能持續、連續。

NBD：您曾說，政策和體制總在關鍵時候作出適應性改變，是一個經濟體有韌性的表現。但另一方面，保持政策的一致性、連續性是穩預期的最好方式。怎樣平衡政策的“靈活性”和“一致性”？

張軍：靈活性和一致性肯定需要一個平衡。從國家層面講，需要考慮如何應對一些大的沖擊，這種治理需要一定的靈活性，能夠比較快速地作出反應和調整。中國的體制在這方面要比西方做得更好。但是，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的治理手段應該從隨機應變的適應性治理逐步轉向基于規則的治理。因為如果沒有規則，很多政策就不能持續、連續。

比如房地產，政策年年都會調整，為什么？因為房地產市場每年都會出現新問題，一旦把防風險放在第一位，就需要政策有足夠的靈活性來應對市場可能出現的情況。但這樣的話，對市場參與方來講，就面臨一個完全不可預測的政策環境，中長期影響就會很負面。

我們一直說要堅持長期主義，這首先要求我們的政策環境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國家層面上，我們的治理體系需要有一定的靈活性，但這種靈活性要局限在極少數領域，而整個經濟活動依賴的體制、政策環境，應該保持相對穩定和可預測。 NBD：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對政策環境的要求變了。

張軍：是的。比如現階段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但創新是有風險的，不一定成功。所以，這個環境要能夠對失敗有更大的容忍度，有失敗就會有代價，就可能引發一定的風險，不可能讓風險降到零。過去我們往往追求的是不能出現風險，要把風險降到零，這樣的話政策就要足夠靈活，隨時能調整，但這就不利于創新活動的發生。

其實風險是伴隨市場經濟而產生的，不可能被完全控制，但風險是可以預料到的，所以市場主體可以去對沖各類風險。在這方面，規則和制度就顯得很重要。如果治理是基于規則的，市場預期相對會比較穩定，市場的風險就會被分攤掉。我們做任何行業的投資，都知道這個環境不會有朝令夕改的問題。

我之前和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對話時曾問他，“雷曼兄弟倒閉，你有責任嗎？”他說他當時一直在尋找依據出手挽救，但卻沒有找到一條法律支持他這么做，因為雷曼兄弟已經沒有可抵押的資產了，所以美聯儲沒有貸款給它。這就是基于規則。如果他當時去救了雷曼兄弟，等于美聯儲破壞了規則，等到另一家企業要破產時，它也會覺得美聯儲會來救它的。

在整個市場經濟運轉過程中，規則變得越來越重要。規則是穩定的，不會因人而異地調整、改變，對市場主體來說，這個環境就是穩定的、可預期的。市場經濟的特點是優勝劣汰，規則寫在那里，不要輕易破壞，它就會形成良性競爭。

制造業發展朝著六個領域聚焦

現在每一個產業向新領域擴展，其實都是技術先行、靠技術驅動的。產業政策如果能更好地在上游幫助新技術研發、與資本結合，整個產業鏈的擴張就能夠高度市場化了。

NBD：建議提到加大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時，明確點了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鋰電、儲能、自動駕駛、人工智能等六個行業。為什么強調這六個領域？

張軍：制造業現在的整體情況，市場是有共識的。未來制造業發展的趨勢，應該就是朝著我們列舉的六大行業領域聚焦。這六個行業現在開始出現大量專精特新、小巨人和隱形冠軍，作為新型制造業，它們科技含量較高，比較專業，同時也代表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領域。

從北交所上市情況看，這六個領域的上市公司資本滲透率高達80%~90%，基本都是靠PE、VC孵化出來的。幾個行業的發展方向，非常符合國家制定的中長期目標，也是中國制造業可以實現“彎道超車”的賽道。

所以，從金融支持來講，特別是直接融資，要往這幾個方向集聚，把人才、資本、市場的優勢結合起來，繼續加大支持力度。

NBD：現在各地也在積極推動新一輪制造業發展。作為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抓手，產業政策的著力點應該在哪里？

張軍：“產業政策”這個詞沿用了一兩百年，實際做法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過去，產業政策是說某一個產業比較幼稚，通過國家的保護、補貼，讓它慢慢做大做強。

但現在，每一個產業向新領域擴展，其實都是技術先行、靠技術驅動的。產業政策如果能更好地在上游幫助新技術研發、與資本結合，整個產業鏈的擴張就能夠高度市場化了。

可以看到，現在地方政府的支持更多是靠引導基金。你做研發，可以申請政府基金支持，如果想轉化成一家公司，初創階段也可以申請政府補貼。

現在的產業政策其實是幫你理順“從研發到應用到產業化”這樣一個過程，它并不干預你的研發、企業的運作，只是幫你克服一些問題。這和我們以前的理解非常不一樣。

“出海搶訂單”對政策是一個很好的詮釋

這些走出去的商貿團、招商團，象征意義非常重要，也一定會起到很好的效果。很多地方還在糾結防疫政策，而他們已經沖到海外市場上去了，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NBD：最近還有不少地方組織包機，送企業出海搶訂單。但面對外需持續走弱的外部環境，這么做有多大效果？

張軍：這件事我還沒有調查過細節，但我覺得他們至少用行動詮釋了我們的政策。之前外國人可能對中國的防疫政策還不是那么理解，看到這些走出去的商貿團、招商團，對我們的政策優化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象征意義更為重要。

我聽國外朋友說，西方那些長期跟中國保持友善關系的公司也好、商家也好，現在受到一些影響，在商務和貿易方面都不敢挺中國了，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家能夠組團出海，一定會起到很好的效果的。

另外，出海搶單發生在廣東、浙江這些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說明地方政府對經濟的關注還是略勝一籌。很多地方還在糾結防疫政策，而他們已經沖到海外市場上去了，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NBD：在您看來，過去三年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

張軍：我曾說2008年是中國經濟的分水嶺，2008年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市值”被重估，經濟發展也開始更多依托于國內的巨大需求了。因此，消除國內經濟當中存在的大量非效率領域，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導向，包括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要素不能完全流動的問題、服務業的落后和市場準入問題等等，都會影響經濟的長遠發展趨勢。

應該說，抗疫這三年也進一步暴露了很多這方面的問題，反過來也會提醒我們，需要加速改革，解決這些問題。

NBD：看來您對明年充滿期待。

張軍：是的，但我并不是說所有這些問題明年都要一次性解決。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些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用上幾年的時間，加快對體制和治理方式的改革，將中國推進到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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