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飛 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歷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執行院長、校長助理，上海行為科學學會會長，上海市青聯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指委副主任，中國鐵道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創新創業教育分會理事長，中國管理學會組織與戰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創新創業創造“50人論壇”主席等職。 十、百、萬 2022年10月31日徐飛教授在行知絲路研究院作主旨報告 《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實際上，我之所以選擇上數學專業，除了多年的家庭熏陶和興趣偏好，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徐遲于1978年1月發表的這篇以數學家陳景潤為主人公的報告文學。求學期間自認為自己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大一大二時三千多道吉米多維奇的《數學分析》習題集，二千多道《解析幾何》、《高等代數》、《常微分方程》習題，大三時一千余道《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習題，五百多道《測度論、實變函數與泛函分析》習題，硬是一道道、一本本（習題集）老老實實啃下來。后來，為了完善知識結構，對與自己工作和研究領域相關的經典著作和前沿文獻，更是“惡”補“狂”讀。在我的人生辭典里，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就是“勤奮”，僅以近幾年的春節為例，為了用相對整塊的時間盡快完成研究報告、約稿、最新的專著或教材寫作，每天在電腦前的“凈時間”都在7小時以上，春節尚且如此，平時可想而知。 2015年10月和留學生在一起 這些年來，我和我的學生、弟子及同事分享最多的，是三個“不得少于”的數字，即十（10）、百（100）、萬（10000）。其具體含義是：要學好一門課程，需要閱讀的材料（教材、教參及相關文獻）厚度不得少于10（厘米）；平均每天的閱讀量不得少于100（頁）；而要成為某個領域的行家里手，一般需要投入的時間不得少于10000（小時），也就是丹尼爾·科伊爾著名的“一萬小時定律”。中國商學院的學生和國外相比，閱讀量遠遠不夠。一門課學下來，讀十幾篇文獻和案例就以為很多了，而國外商學院的學生卻要讀海量文獻。以哈佛、沃頓為例，僅一堂課通常學生需要事先閱讀十幾篇文獻和多個案例，每個案例或文獻差不多又有幾十頁，這樣的功夫花下去，收益自然良多。周知，學習是“泡”出來的：理科生“泡”習題集，工科生“泡”實驗室，包括商科和財經在內的文科生“泡”書。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求學是一場艱苦的修行，需要吃得“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苦，受得“為學消得人憔悴”的累。從古至今，聰明人也要下笨功夫，以現在大多數人努力程度之低，遠還輪不到拼天賦。但凡杰出成就者，他們對事業都勤勉專注，無怨無悔，甚或能感受如癡如醉的“心流”。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就是對“時間用在哪里，收獲就在哪里”的最好詮釋。 勤勉不僅在八小時內，還在八小時之外。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個人事業能否成功，能在多大意義上成功取決于八小時外。因為人和人在八小時之內彼此彼此、沒有太大差別，成功人士一般都“成”在別人之前，卻“功”在八小時之外。八小時以外若選擇閱讀思考、學習研修、發展興趣、修心養性，或與靠譜的“高人”交往，與“有料”的行家里手切磋，這樣日積月累下來，若干年后將形成連自己都難以置信的巨大生命力和創造力。“八小時以內求生存，八小時以外求發展”這句話未必正確，但值得細細琢磨其中的某種況味。 讀經典書，學硬核課，做困難事 2017年9月19日徐飛校長接受美國舊金山華語電視臺和《世界日報》聯合訪談，推介中國高鐵及其專著《縱橫“一帶一路”——中國高鐵全球戰略》 當下全社會讀書的情形令人堪憂。互聯網時代普遍的數字化，以及因電子瀏覽器和智能終端的廣泛使用帶來的閱讀媒介多樣化，使得“淺閱讀”大行其道。淺閱讀具有快速(即時性)、快感(娛樂性)、快扔(淺顯性)，以及快餐化、平庸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慣性的淺閱讀一旦形成，很難進入深度思考。雖然閱讀本是十分個人化、個性化的事情，選擇什么內容閱讀是個人自由，采用什么方式讀也是個人權利，更何況“淺閱讀”畢竟也是一種閱讀，不能武斷地加以否認和排斥，但更值得提倡的是沉靜潛心的“深閱讀”，尤其值得推崇的是閱讀經典。周知，但凡稱得上“經”稱得上“典”的，都代表了所在時代的最高智慧，經典是經受住歲月考驗而歷久彌新的人類精華，值得用心去深閱讀。 展言之，經典是人類精神遺產的寶庫和人類文化學術軌跡的里程碑，是書之上品和極品。閱讀經典不僅有助于擴充知識，還有助于知識的專精、廣博和貫通。更重要的是，經典中有對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深刻的洞察，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的世風更敏銳的警覺，對光怪陸離、神奇詭譎的大千世界更透徹的辨析。閱讀經典可以使人思維更細密，視野更開闊，胸襟更博大，使人能在多元中把握主導，在多樣中把握均衡，在多變中把握趨勢，避免在選擇中不知所措，在決斷前迷惘茫然。保持經常性閱讀經典有益于增廣見識，培養智識，知古博今，消弭淺薄、固執與偏見，通曉人間正道。對金融機構、上市公司、行業協會等財經領域的高管、專家、企業家和創業者而言，若能撥冗研讀諸如《國富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市場如何運行：非均衡、創業和發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21世紀資本論》、《窮查理寶典》、《漫步華爾街》、《集體行動的邏輯》、《資本之王》、《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以及馮·諾依曼、摩根斯特恩所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等經典，當大有裨益。 同樣的道理和邏輯，學課程應多學“硬核”的課，而不是好混學分的“水課”；做事應多做“困難”的事，而不是輕松容易的事。人在難與易之間，應自覺選擇“難模式”，甘于、勇于、善于做難的事，做標準高的事，做不會做的事，在事上磨煉，砥礪前行。為什么越硬核的課越值得學，越困難的事越值得做？首先，學硬核的課和做困難的事可以增長“功力”，進而取得真正意義上的進步，有硬核學業/技能/本領的加持，做其它的事就能游刃有余。學硬核的課、做困難的事當然“難”，但“難”是人生的磨刀石，是增長見識、提高能力、磨練心智的利器。其次，做難事是走向成功的關鍵，做難事方能成大業。善行者究其難，如果想變得更優秀，就要愈艱難愈要做，且越困難越有勁。喬布斯曾言：“成功沒有捷徑，必須把卓越轉變成身上的一個特質，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天賦、才能、技巧，才能把其他人甩在后面。”第三，困難的事往往是機會所在，也許還會更容易成功。因為困難的事情讓大眾止步，“做難事”的定位驅趕了平庸者，這正是真正優秀者脫穎而出的機會。做難事的意義和理由還在于，通過做困難的事，還可以打造高標準文化。在高標準文化中，主動選擇做困難的事，有利于提升工作的挑戰度，這不僅體現一種工作精神和卓越追求，還有助于形成可持續的競爭力。 走出舒適區，嘗試人生更多可能性 徐飛著《戰略管理》2021年榮獲全國首屆優秀教材獎，也是戰略管理領域唯一獲獎的教材 從大學起至博士后，我在各學段讀書期間因學業優異、科研能力強而屢獲各種高級別獎項，在同學中有“獲獎專業戶”的美譽。1999年初博士后出站時，上海交大王宗光書記專門請我到她辦公室談話希望我留校。但是，出于對職業生涯初期嘗試人生更多可能性、而不是早早鎖定在一個“賽道”的考量，我選擇去了企業，并在短短三年內實現“三級跳”，即從企業戰略發展部的部門經理，做到公司常務副總裁和集團總裁。2001年4月17日，作為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優秀青年企業家和創業者代表，我還受到了朱镕基總理的親切接見。在企業的這段經歷，使自己能“跳出”教育看教育，并在不經意中更真實客觀地“測試”出自己真正的興趣、志業和比較優勢，因此，2002年6月我聽從內心的召喚，毅然放棄在別人看來風光無比的高薪和高位回到交大，成為交大安泰經管學院EMBA的創始項目主任，由此開啟我在高校第二次創業的職業生涯。盡管薪酬從百萬量級斷崖式降至十萬量級，但自己無怨無悔。從“能留校”到“不留校”再到“回學校”，每一次否定都絕非被動或沖動所致，而是勇于挑戰自我、走出自身舒適區的主動所為。 2013年9月我由上海交大副校長調任西南交大（第65任）校長。這當然是組織行為，但何嘗不是又一次挑戰自我，走出繁華舒適的大上海奔赴西南錦官城進行第三次創業的行動！作為學校掌門人的一校之長，我在秉持堅守西南交大優良傳統和保持強化學校已有特色的前提下，主動推進變革，革故鼎新，帶領師生勇敢走出學校多年的“舒適區”，前瞻性地培育戰略性新興領域和方向，以共創更加美好的未來。我和班子成員一道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以攻堅克難的勇氣直面問題，設法抓住學校突出問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尋求以小搏大的“杠桿解”和綱舉目張的“綱”。六年來我力主推動的變革包括（但不限于）：扎實推進人才強校主戰略、國際化戰略、數字化戰略三大戰略，深入實施工科登峰、理科振興、文科繁榮、生命跨越四大學科行動計劃，切實落實青苗計劃、雛鷹計劃、揚華計劃、鯤鵬計劃四大人才金字塔培育計劃；大力推動教學從“教的范式”向“學的范式”轉變，大力推動“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推薦年度經典閱讀書目為推手，以4.23（世界讀書日）和9.28（孔子誕辰日）等關鍵節點為抓手，常抓不懈地推動全校經典閱讀；淡化專業，強化通識、素質和能力，扎實推進基于寬口徑、厚基礎的通識教育；將一、二課堂拓展為“五課堂”，打造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包括MOOCs、SPOC、云學習、翻轉課堂等虛擬課堂和e-learning學習平臺等在內的“泛在”課堂；嚴把教師的入口關、職稱關和聘期考核關這“三關”，以及職稱評審除了按常規的實體性標準外，另開辟沒有前置條件的程序性評審通道，申請者只需獲得三個“五分之四”的贊成票即可評上相應的職稱，等等。 校訓的力量 如上所述，我先后任職于上海交大和西南交大，2019年7月回滬后在上海財大工作。“飲水思源、愛國榮校”，“精勤求學、敦篤勵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厚德博學、經濟匡時”分別是這三所大學博大精深的校訓。校訓是學校的靈魂，是學校歷史和文化的積淀，是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練，體現學校的辦學傳統，代表其教育理念和校園文化。上海交大的校訓樸實無華、意蘊厚重，它闡明了堅守初心、思源感恩的特質和勇擔使命、赤誠愛國的底色。 上海財大校訓中“厚德”意為品德敦厚，語出《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淮南子·汜論訓》亦謂“故人有厚德，無間其小節”；“博學”為馬寅初教授1934年題詞，意為學識淵博，語出《禮記·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禮記·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厚其德、博其學是高等教育的永恒使命。校訓中的“經濟”包含兩種“詞性”的經濟，一是作為“動詞”的經濟，即經世濟民之意，二是作為“名詞”的經濟，由此體現上財的經濟/財經特色；“匡時”意為匡扶時局。1934年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為上財畢業生題詞“經濟匡時”，寄望上財學子胸懷祖國、志存高遠、服務于國家、奉獻于時代、擔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 “精勤求學，敦篤勵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是西南交大代代相傳的校訓。其中，精勤、敦篤、果毅、忠恕，教導“如何做人”；求學、勵志、力行、任事，闡述“如何做事”。做事先做人，求學，在于精要勤勉而非投機取巧；立志，在于敦厚篤實而非虛幻漂浮；力行，在于果敢堅毅而非躊躇不前；任事，在于忠誠寬恕而非牢騷滿腹。現代社會物質主義、功利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盛行，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職場精英越要時常溫習母校校訓，牢記先賢的教誨：“須知吾人欲成學問，當為第一等學問；欲成事業，當為第一等事業；欲成人才，當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學問、事業、人才，必先砥礪第一等品行”。同時，摒棄心浮氣躁的急功近利，拒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飲水思源、愛國榮校，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厚德博學、經濟匡時，竭力為整個社會注入寧靜與理想的力量。 西南交通大學-利茲學院是經中國教育部批準，由中國西南交通大學與英國利茲大學合作創立的新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學院定位于精英教育，是根據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依托雙方優質教育教學資源，在工程相關領域建立的一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機構。經過近三年的溝通磋商和籌備，2015年10月30日西南交大-利茲學院成立，時任英國首相戴維·威廉·唐納德·卡梅倫（DavidWilliamDonaldCameron）（第53任首相）向西南交大時任校長（第65任校長）徐飛發來賀信。此為賀信全文和譯文： 做“有德的”儒商和“有品的”財經人 新時代的商科教育和財經教育應是有情懷、有溫度、有靈魂、有使命的教育，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得益彰的教育，是理論修養、實踐能力和職業操守有機統一的教育，是注重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教育。當前，社會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化和多樣化，商業價值觀錯位，國家意識、集體意識、擔當意識、市場經濟道德意識淡薄，社會責任感缺失等問題相當普遍。因此，做“有德的”儒商和“有品的”財經人成為時代呼喚和社會期盼。 當下，“儒商”成為一個現象級的熱詞。按照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所言，儒商為企業界的士君子，是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的企業家，也是認同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基本道德倫理，并以儒家核心價值從事企業的知識人。杜先生在將儒商精神導歸源頭活水——“士”的自覺的同時，也賦予了其現代性公共知識分子意義。我之所以在儒商的前面加上“有德的”，旨在更加突出強調企業家的個人品德、操守和修為，更強調企業家的市場經濟道德意識、國家意識、利益相關者意識、擔當意識、綠色環保意識等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更強調企業家對BE、CSR和ESG的踐行。 大體而言，財經人是離錢最近的人。“有品”的財經人之“品”，不僅是人格意義上的人品，還包括行為層次的品質、品格、品味和品位。“有品的”財經人，應具有經世濟民、創新創業的精神，公平競爭、互利共贏的意識，誠實守信、德法兼修的素養。往大里說，應心懷“國之大者”，為國分憂、為社會盡責，彰顯格局、情懷和擔當，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往小里說，則要牢記“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持續修身正心誠意，自重自省自警，慎獨慎微慎初，在任何利益和誘惑面前，頭腦清醒，守住底線，且盡為人之本分，知恩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