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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證券時報，2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提名植田和男為下一任日本央行行長。同時，提名內田真一、冰見野良三為新的日本央行副行長。盡管這一提名還需要獲得國會兩院的批準，但考慮到執政聯盟眼下占有的絕對多數席位，相關提名獲批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

從外匯市場的波動中，人們也不難看出市場人士對這一人選的態度——美元兌日元在歐洲時段盤初迅速下跌將近70點，一度刷新日內低位129.80。就在人選宣布前，美元兌日元USD/JPY跌破132，日內跌0.28%。這預示著至少相比于之前的最熱門人選雨宮正佳，人們認為植田和男的鴿派程度要相對不如。

據財聯社，分析人士指出，任命植田和男為新任行長是一個很大的“意外”，也恐怕并不是個最受歡迎的決定。此前，市場一直在衡量取代黑田東彥的多位候選人的政策傾向，以判斷日本央行將以多快的速度退出刺激措施。

一位日本市場人士表示，新行長人選的曝出，似乎支持了人們對日本央行將在不久的將來修改當前大規模貨幣寬松措施的猜測。

如同《三體》小說里科學家面對智子的干擾，絕望地寫下“物理學不存在了”一樣，日本市場的交易員們在當前，也將直面一個令他們感到窒息的未知恐懼：“安倍經濟學”是否還能繼續存在？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日本首位

經濟學家出身的央行行長

據參考消息12日報道，《日本經濟新聞》2月11日報道，日本政府已經決定，由經濟學家、日本銀行(央行)前審議委員植田和男接替黑田東彥出任日本銀行行長。黑田的任期將于4月8日結束。政府計劃在2月14日將央行新行長人選提交國會，經參眾兩院批準后由內閣任命。

植田10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日本銀行的現行政策是適當的，現階段有必要繼續維持量化寬松政策。”

71歲的植田將成為首位經濟學家出身的日本央行行長。一直以來，日本銀行行長一職都由央行內部和財務省出身的官員擔任。植田也是繼宇佐美洵后第二位出任央行行長的民間人士。宇佐美洵曾任職于三菱銀行，于1964年出任央行行長。

植田和男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植田是日本代表性的金融政策研究者，1998年4月由東京大學教授轉任日本銀行審議委員，直到2005年4月卸任。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日本經濟陷入通縮后，植田從理論層面為日本銀行推出零利率政策提供了支撐，也是最熟悉持續至今的量化寬松政策的人士之一。

植田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外界期待身為國際化的經濟學者的植田能夠與其他國家的央行保持順暢溝通。就像美聯儲前主席耶倫和伯南克一樣，全球范圍內由學者出任央行一把手的情況并不罕見。

同門師兄弟曾任

美聯儲主席和歐洲央行行長

據環球時報，這意味著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的又一位門徒將領導一個主要國家的央行。

在擔任美聯儲副主席和以色列央行行長之前，79歲的費希爾曾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經濟學，他是在那里獲得博士學位的。

在他的學生中有大名鼎鼎的本·伯南克，后來成為美聯儲主席，以及馬里奧·德拉吉，曾經的歐洲央行行長，前意大利總理。

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也曾師從于他。澳大利亞央行現任行長菲利普·洛（Philip Lowe）在麻理獲得博士學位時，費舍爾還在那里。洛的前副手蓋伊·德貝爾（Guy Debelle）是費希爾指導的最后一名研究生。

英國央行前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也曾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他在那里與伯南克有一間相鄰的辦公室。

現在，費希爾的另一名學生預計也將加入全球央行領導人的行列，他就是植田和男。

植田和男1980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主要從事學術工作，還在日本央行理事會任職了7年。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周五的一次采訪中表示：“我們可以把他看作是日本的本·伯南克。他和本差不多同時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他的論文導師和本·伯南克是同一位。他專門研究類似的貨幣經濟學領域，有一種溫和的學術風格，但也很果斷。”

71歲的植田和男曾是東京大學的經濟學講師，他在東京大學獲得本科學位，現在是共立女子大學的教授。1998年至2005年，他擔任日本央行理事會成員，當時日本央行首次推出零利率政策，并開始實施量化寬松。

同樣，伯南克在加入美聯儲理事會和后來執掌美聯儲之前，也曾在學術界工作過。

“他有著強大的血統，”財經網絡Tastylive的全球宏觀主管伊利亞•斯皮瓦克（Ilya Spivak）說。“費希爾手下有很多重量級的央行行長。”

對于一位日本央行行長來說，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血統，因為之前的歷任行長通常來自日本央行或財務省的職業官員。

費希爾曾說過，麻省理工學院的重點是“關于現實世界的經濟學”。他在2012年的一次采訪中說：“教師成就了這個地方，但學生也成就了這個地方。你去麻省理工學院的原因之一是你有世界上最好的學生。”對他來說，經濟學是“做一些有用的事情”的工具。

后來，他淡化了自己在伯南克和德拉吉的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全球經濟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打擊時，這兩家機構在美國和歐洲下調了利率并推出了量化寬松計劃。

像他的學生一樣，費希爾不僅學習或教授政策，還經歷了制定政策的過程。他說，上世紀80年代，當他請求幫助提出解決以色列經濟問題的方案時，他染上了“政策迷”。多年后，他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號人物，2005年至2013年擔任以色列央行行長，2014年至2017年擔任美聯儲副主席。

在擔任這些職務之前，他曾為他的日本學生植田和男1980年的論文《貿易流動與匯率的動態相互作用：理論與證據》提供建議。

當時，日本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在美國引發了深刻的政治擔憂。植田和男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一篇論文《日本經常賬戶盈余展望》（Perspectives on japa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中又回到了這個話題，這篇論文由費希爾編輯。現任波士頓聯儲行長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也是這篇論文的評論員之一。

目前日本的通脹率處于40年來的最高水平，但任何放棄日本央行利率目標的舉動都可能破壞市場穩定。

薩默斯在周五的采訪中說：“日本面臨著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我不認為它能夠無限期地保持對收益率的控制。植田先生的技能將會受到考驗。”

日元貶值、通脹加劇

新行長將面臨重重挑戰

據新華社，作為日本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于2013年3月上任，并很快開始大刀闊斧推行超寬松貨幣政策。在這一政策刺激下，日本經濟曾維持了連續多個季度的正增長。

據金融時報，疫情暴發后的3年時間里，由黑田東彥主導的超寬松貨幣政策雖然在克服通貨緊縮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市場功能下降和財政紀律放松等副作用也十分明顯。在去年的最后一次貨幣政策會議上，日本央行已宣布修改收益率曲線控制計劃(YCC)，將收益率目標從正負0.25%上調至正負0.5%左右，以改善市場功能。未來如何在避免對日本經濟和金融市場造成沖擊的同時著手進行政策修正，將成為繼任行長面臨的巨大挑戰。

2022年以來，美聯儲為應對國內高通脹而持續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引發多國央行跟進加息。然而，日本央行受困于國內需求疲軟、經濟復蘇乏力的現實，被迫堅守超寬松貨幣政策，成為目前七國集團(G7)中唯一仍在維持寬松貨幣政策的央行，但這也為日本金融市場穩定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此前，日本長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使得日元匯率弱勢，日元成為全球“套息交易”的首選融資貨幣。投機者以非常低的利率借入日元，兌換成美元購買美國國債，賺取穩定的息差和匯差。尤其是去年，美聯儲激進式加息，使得美國國債收益率飆升，日美利差擴大，套息交易量持續放大，借入日元兌換美元的交易大幅壓低了日元匯率。去年10月下旬，東京外匯市場日元對美元匯率一度跌破150比1，刷新1990年8月以來最低點。

在日元貶值的情況下，日本輸入性通脹進一步加劇。日本財務省本月發布的國際收支統計顯示，2022年，日本經常項目盈余為11.4432萬億日元，比2021年減少47%。受日元大幅貶值和能源價格飆升影響，日本去年進口額為118.1573萬億日元，較2021年增長39.2%，首次突破100萬億日元。雖然出口額上漲至98.1860萬億日元，較2021年增長18.2%，但仍無法阻止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至19.9713萬億日元，創下自1979年有可比數據以來新高，產生經濟負面影響。

而為阻止日元過快貶值，日本去年動用了超9萬億日元干預外匯。日本財務省2月7日發布的文件顯示，2022年三季度，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動用2.8382萬億日元干預外匯。此后，在2022年第四季度再次進行了兩次外匯干預。其中，10月21日干預規模為5.6202萬億日元，10月24日為7296億日元，不過收效甚微。在去年12月日本央行意外上調YCC后，日元終于總體進入緩慢升值通道。但近期受日本央行人事變動等因素影響，日元匯率再次跌向低點。市場分析人士預計，日本與美國貨幣政策顯著分化仍會對日元走勢構成嚴峻挑戰，將加大日本央行匯率干預的難度。

此外，日本當前的通脹風險也在上升，給其實施持續寬松貨幣政策帶來壓力。去年疫情擾動疊加能源危機，日本經濟面臨供需雙重沖擊。今年隨著原材料價格回落，日本投資者信心開始恢復，勞動力市場相對偏緊，去年12月薪資增速創下近20年來高點，若今年3月工會薪資談判超預期，那么日本核心通脹上行風險不可忽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日本經濟調查聲明也表示，日本通脹預測存在極高的不確定性，風險傾向于上行。通脹上行的風險包括匯率貶值的延遲效應、邊境重新開放、輸入性通脹的第二輪效應、財政支持以及高于預期的工資增長等。

“安倍經濟學”能否繼續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幾周，圍繞新行長人選的爭論和爆料，已經引發了日本市場的多次劇烈波動。而這背后的原因顯然也一目了然：接替黑田東彥執掌日本央行帥印之人，很可能將決定著“安倍經濟學”何時會真正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這對于日本經濟和金融市場而言，都是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

在過去十年常常被日本人津津樂道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貨幣寬松、積極財政、結構性改革)，其中，超大規模的無限量貨幣寬松政策，長期以來就一直是“安倍經濟學”的真正內核。

事實上，“安倍經濟學”對貨幣寬松政策的癡迷，從其強調的金融術語中就能可見一斑：全球其他央行采取的不過是QE(量化寬松政策)，而日本央行采取的則是QQE——量化加質化的貨幣寬松政策。

而如果說，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是安倍經濟學的“總設計師”的話，那么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則無疑是這一獨具日本特色經濟政策的關鍵“操盤手”。自2013年3月就任行長以來，黑田東彥已擔任日本央行行長近10年，為日本央行140余年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行長。

也正是黑田東彥的存在，令日本政府哪怕已經經歷了兩輪換屆，“安倍經濟學”的內核卻依然不失。

但如今，隨著安倍晉三已經在去年7月遇刺身亡，黑田東彥也即將在今年4月任滿離職，安倍經濟學“設計師”和“操盤手”的雙雙退場，似乎無一不在昭示著“安倍經濟學”或將徹底“曲終人散”……

這不僅僅是因為央行行長這一職位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也在于行長人選究竟選擇誰，其實就直接表明了當前日本岸田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態度。熟悉全球央行政策的投資者的都知道，日本央行的獨立性在主要央行中向來是較為薄弱的，某種程度上甚至會直接聽命于政府……

在過去十余年的時間里，日本央行推行的超常規貨幣寬松政策，幫助日本經濟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霾，也給當地金融市場注入了一定的活力。然而，全球最為奇葩的寬松政策的長期弊端，如今也已經日益凸顯：零利率乃至負利率政策及其導致的日元貶值，已經成為了日本經濟的“精神鴉片”，既使得政府過度依賴發債、放松財政紀律，也使企業調度資金危機感變弱，喪失創新活力。

編輯|段煉 蓋源源

校對|程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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