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吳林靜  余蕊均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前幾天的推文中，城叔寫過：城市競爭目標正從“萬億”向“2萬億”進階。

GDP跨越“2萬億”，并不是城市發展的終點，而是邁向“3萬億”的起點。近日，城市進化論將重磅推出《“2萬億俱樂部”勞動人口可持續競爭力報告》，探析城市經濟增長動能及可持續發展之路。

發展不能只盯著總量看，房子想要再修大，四梁八柱得夠穩、夠扎實、夠與時俱進。換言之，“再上一萬億”對經濟動能的質與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發展模式必須盡快向以智力為主的知識密集型轉化。在以科技進步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條件下，人才、資本以及創新力的聚集程度決定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效率與潛力。

在此背景下，我們進一步觀察“塔尖城市”的人才（就業人口）、資本（企業）、創新力（R&D投入），撥開總量“外衣”，透視“2萬億”的基礎實不實、“3萬億”的潛力大不大。

人的聚集

對比2010年、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主要行業門類就業人口比重的變化，我們總結出九座城市就業人口比重增長排名前五的行業（圖一）與減少的行業（圖二）。

隨著城鎮化不斷推進，一產勞動力不斷向二、三產轉移。從“農林牧漁業”來看，各城就業人口比重明顯減少，減少得最多的是重慶（-34.43%）、成都（-19.38%）和武漢（-15.85）。下降比例高是因為基數大，到2020年重慶和成都人口城鎮化率依舊是九城中的最低水平，分別為69.46%和78.77%。

“制造業”就業人口比重除重慶還在增加（2.62%），其余八座城市都是流出。深圳、蘇州、上海、杭州都達到兩位數的減少速度，成都減少幅度最小，只減少2.77%。這種變化與沿海地區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地區去產能、機器換人等整體形勢吻合。

每座城市的勞動力都在向三產聚集，“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幾乎都在增加，控制了人口規模的北京和上海稍有例外。其中，成都和重慶“住宿和餐飲業”就業人口增加比例排進各自前五，人的聚集與兩地社消零結構特征保持一致。

2020年，重慶社消零總額首破萬億，成都站穩8000億，對于兩城而言，“吃”是消費的一大特點。這一年，成渝僅“餐飲”一項消費量占社消零總額比例分別達到13.85%、14.93%。同一時期，上海住宿+餐飲銷售總額僅占比7.40%，汽車銷售則是支撐上海社消零增長的主力軍，占比12%。所以成渝兩地總額雖高，但主要靠的是“人口數量紅利”，“人均社消零”指標在九城中墊底。

值得關注的兩個行業是“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從就業人口增加比重數據來看，北上深和杭州在這兩個行業已經儲備了大量人才；而尤為值得警惕的是重慶，其在這兩個行業的人口增加比例并沒有排進當地前五。

錢的流向

梳理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2018年度）各城市“法人單位”表現，從各行業門類中企業（注：特指“法人單位”，下同）分布數量，也可以觀察企業聚集特點。

從八座城市（武漢數據未披露）企業分布情況看，“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是容納企業數最多的兩大行業，可比性較小。排除這兩大行業后，往下統計各城市企業數量聚集程度最高的三個行業：

比較各城市企業分布比例，“制造、科研、信息”三個行業出現頻次較高，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四座城市的企業，在這幾個行業的聚集程度都能排進前三。作為我國的“文化中心”，北京“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企業也比較多；重慶“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和“住宿和餐飲業”兩個行業的企業數量比較突出；蘇州和成都企業聚集程度比較突出的是“建筑業”。

不過，細看各城市分項數據，以上行業分布企業的絕對數量出現較大差距。比如“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企業，成都有2.24萬家，只有北京的14.5%；又比如“制造業”企業，蘇州有13.58萬家，杭州、重慶只有5萬家左右；還有“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北京、深圳、廣州以7.7萬家、6.43萬家、5.81萬家排名前三，其他城市還是2萬家左右的量級。

創新布局

目前，僅成都、深圳、蘇州公布2021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投入詳情，梳理對比三地R&D經費投入規模、強度與聚集程度，可以測度地方科技創新能力。

從三座城市R&D經費總額和投入強度來看，總量上成都與深圳差距超千億。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與GDP一同飛躍，2017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900億，2018年首次超過1000億元，2020年超過1300億，2021年為1682.15億元，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居國內大中城市前列。

具體到細分行業，據深圳和成都細節數據披露，2021年，深圳在“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行業上就投入934.87億元科研經費，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例55.58%。成都在這一行業上的投入金額僅為35.74億元，占比也只有5.66%。

不斷加大投入，是深圳制造業持續創新并保持領先的密碼。深圳曾在全國率先以立法形式確立每年不低于30%的市級科技研發資金投向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資金的長效機制。2021年，深圳市科技研發資金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投入超過64億元，遠高于30%的比例。

不只是強度、力度亮點，深圳R&D投入產業集中度也高。數據顯示，深圳、蘇州規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分別為74.95%、87.37%。

新賽道切換

“再上一萬億”目標在前，城市經濟急需找到新動能。產業高端與高端產業，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塔尖城市”都在瞄準的重點賽道，城市間的競爭已經白熱化。

以人工智能為例，通過啟信寶企業新增注冊數據和智聯招聘求職/崗位數據，可以看到各城在這一熱門賽道上的市場吸引力、人才號召力。

在人工智能領域，無論研發、制造還是軟件開發環節，廣州都排在“塔尖城市”前列。細分來看，北京研發更強，深圳制造和軟件開發都不錯，上海研發和軟件開發也表現優異。

再看“第二梯隊”城市。蘇州制造業強，人工智能也首先在蘇州制造環節“開花”，2020年、2021年蘇州制造業人工智能企業系注冊量連續激增，過去五年蘇州新增企業（涉及人工智能的制造業企業）總量排名第二。

杭州也是這樣的走勢，2020年突然發力，以每年5000家新增企業的速度，迅速充實人工智能軟件開發環節實力，五年新注冊企業（涉及人工智能的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總量排名第四。

武漢企業“醒”得更晚。2021年在軟件開發、制造兩個環節的人工智能企業才突然增多。

除了企業、資本，還得吸引干事業的人才。

從崗位大數據來看，人工智能領域就業機會高度集中在北京和深圳。兩座城市提供職位數占比（每個城市提供職位數量/全國職位總量）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占全國近1/4。

招聘需求旺盛，則吸才效應顯著。反觀武漢、重慶，人工智能企業提供職位數占比并不高，在“塔尖城市”中處于墊底水平。

對比“簡歷投遞量占比”（每個城市的簡歷投遞量/全國簡歷投遞總量），8座城市簡歷投遞量占比都高于提供職位數占比，其中北京、成都差值最大，意味著崗位“供不應求”，求職競爭激烈。不過，結合兩組數據來看，北京主要原因在于“求”者眾多，成都更大可能則在于“供”者偏少。蘇州是唯一簡歷投遞量占比低于提供職位數占比的城市，顯示對求職者吸引力相對較弱。

人才與產業就像“蛋和雞”的關系，如果產業人才長期被固定在“低端”一檔，就將阻礙產業向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更高環節升級，難以形成新的增長點；若產業一直在中低端徘徊不前，也會對城市集聚人才、優化人才結構形成阻力。

眼下，“塔尖城市”間的競爭愈加激烈，制定“再上一萬億”的目標后，既需要環伺左右，靠創新與速度拼搶發展的資源要素；更需要腳踏實地，基于自身稟賦優化好那塊高質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