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淡忠奎    每經編輯 劉艷美

改革開放40多年間，我國不僅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也經歷了超大規模的人口轉變。2012年前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開始下降，GDP增速也逐步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效率和潛在增長動力的核心指標，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尤其對于處于中國城市塔尖的“兩萬億俱樂部”而言，能否提升勞動生產率，增強經濟質量優勢，繼續保持快速奔跑姿態，對全國城市都具有借鑒和參考意義。

今天（2月24日），城市進化論、智聯招聘聯合推出《“2萬億俱樂部”勞動人口可持續競爭力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瞄準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蘇州、成都、武漢、杭州9座“2萬億俱樂部”成員（準成員），探析城市經濟增長動能及可持續發展之路。

以勞動生產率為尺，從勞動力供給、經濟增長、產業轉型及人力資本等維度來看，塔尖城市中誰的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更優，誰又有望率先破題高質量發展？

勞動力稀缺性增強 京滬已是“負增長”

作為最具帶動能力的區域增長極，“2萬億俱樂部”城市既是經濟增長排頭兵，也是人口增長主力軍。

十年間，9座城市常住人口均保持穩定增長，其中深圳、廣州、成都常住人口分別增長713.61萬人、597.58萬人、581.89萬人，年均增長率分別達5.35%、3.93%、3.31%，成為最大贏家。

整體而言，塔尖城市人口供給仍然十分旺盛。不過跟規模相比，人口結構或許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9座塔尖城市中，深圳“最年輕”，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僅為3.22%。除此之外，8座城市均已進入老齡化階段，其中重慶、上海已進入深度老齡化（14%），成都、北京也僅一步之遙。

在人口不斷增長的同時，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成為2萬億城市一大隱憂。一方面，社會、家庭養老負擔隨之加重；另一方面，則會造成勞動力短缺。

從人口撫養比來看，9座城市人口撫養比均小于50%，意味著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不過對比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撫養比均有明顯增長，其中蘇州、北京及上海增幅最大。

《報告》研究發現，北京、上海勞動年齡人口已呈現負增長。與此同時，9座城市勞動年齡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均呈下降趨勢。勞動力稀缺性增強，吸引人口流入越發重要。

按照北大經濟學教授周其仁的觀點，經濟聚集甚于人口聚集。從“經濟-人口比”來看，9座城市均大于1，顯示出繼續集聚人口的趨勢。不過縱向對比十余年變化，除重慶外，其余8座城市“經濟-人口比”均呈下降趨勢，其中深圳、廣州、蘇州降幅明顯。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9座城市必須盡快轉變發展方式，積極應對少子老齡化社會的各類風險挑戰。

生產率驅動增長 重慶蘇州“分化”明顯

在“人口紅利”加速消退背景下，經濟發展動能亟待從生產要素驅動的增長，轉變為生產率驅動的增長。

全員勞動生產率（GDP/全部就業人數）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反映勞動“含金量”的重要指標。2020年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1.78萬元/人。作為中國經濟領頭羊，9座城市勞動生產率均高于全國均值，其中北京、上海最高，達到全國平均水平2倍以上。

縱觀九座城市，每一次跨越萬億級臺階時，幾乎都會伴隨勞動生產率的一次“躍升”。

2021年，京滬同時升格為“4萬億”城市，勞動生產率攜手跨過30萬元/人，位居9座城市前列。而同處“2萬億”梯隊的重慶和蘇州，“分化”則尤為明顯——

2017年，重慶GDP突破2萬億時，勞動生產率僅為12.09萬元/人；2020年，蘇州跨越2萬億臺階，同期勞動生產率（26.99萬元/人）是前者兩倍有余。

如同分子與分母，經濟效益與勞動者被分置于分數線兩端，由此產生的便是勞動生產率。彼時，重慶（2017年）就業人口高達1659.33萬人，蘇州（2020年）則僅為747.79萬人。也就是說，同樣經濟體量下，蘇州的勞動含金量更高，重慶則更依賴“人口紅利”下的規模效應。

按照“GDP=勞動生產率×就業人員數”推導，GDP增速受勞動生產率增速和就業人員增速雙重影響。而從就業人員數來看，9座城市幾乎全部出現下滑趨勢，提高勞動生產率增速就顯得十分重要。

當前，“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要高于GDP增長”已成為我國“十四五”重要目標。9座城市中，深圳、蘇州、成都、武漢均提出相應目標：成都、武漢勞動生產率增長目標均高于GDP增長目標，深圳則是唯一勞動生產率增速目標低于GDP增長目標的城市。

產業結構調整提速 “穩制造”成九城共識

過往研究表明，在勞動生產率提高中，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按照“庫茲涅茨式”演進規律，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是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

對于“2萬億俱樂部”而言，“三二一”產業結構是發展大勢所趨。不過從全國層面來看，由于三產勞動生產率整體低于二產，需要警惕“制造業比重快速下滑，服務業比重快速上升”帶來的“逆庫茲涅茨化”。這很可能導致全員勞動生產率不僅沒提高，甚至下降，由此拖累GDP增長。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根據相關規劃，9座城市均提出針對性目標。比如，北京提出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回升至13%左右，力爭達到15%左右；重慶、成都、武漢工業占比分別錨定30%、26%和27%。

“庫茲涅茨”過程同樣發生在產業內部結構調整上。當前，從餐飲、零售等低效的傳統服務業，向金融、信息服務、科技研發等高效的現代服務業轉型，已成為9座城市產業升級的共同追求。

以北京為例，作為典型的“服務業主導型”城市，2010年，北京三產增加值達到1.16萬億元，彼時“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排名二、三位，僅次于金融，占全市GDP比重分別為13.33%、8.78%。

到2020年，北京三產增加值突破3萬億元，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增加值晉升二、三位，分別占全市GDP的15.58%和8.27%，同期“批發和零售業”降至第四位，占GDP比重7.9%，較2010年下降5.43個百分點。這樣的轉型趨勢也呈現在就業人口比重變化中。

《報告》指出，在產業內部調整中能明顯看到，越早越快轉向生產率更高行業的城市，越能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形成更強勁的經濟動能。

人力資本持續提升 深圳成大學生“收割機”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離不開人力資本驅動和支撐。根據《報告》，人力資本包括勞動力的知識、技能、健康狀況等，可視作簡單勞動的“倍乘”，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以及提升勞動生產率的關鍵因素。

基于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資本角度，北京、上海大學文化程度人口規模持續領跑，2020年分別突破900萬、800萬量級，成都、廣州、深圳同為500萬量級，處于第二梯隊。

十年間，深圳不僅創造出經濟奇跡，更在人力資本上完成“絕地反擊”，大學文化程度人口新增323.32萬人，占據常住人口增量近五成，年均增長10.72%，位列九城第一。

從人才流動趨勢看，智聯招聘數據顯示，過去五年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人才“回流”趨勢明顯，其中京滬2022年人才凈流入占比分別達1.65%、1.99%。此外，杭州人才吸引力也較為強勁，人才凈流入占比達到1.37%。

《報告》認為，人才的流動關乎城市吸引力，除了“待遇留人、環境留人、感情留人”外，更關鍵的是要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產業。

從當下城市轉型高度聚焦的五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電路、生物醫藥和數字經濟）來看，2022年9座城市人才簡歷投遞量占比總和，均明顯高于城市提供職位數占比總和，顯示出“塔尖”城市吸引力強勁，對于新興產業人才的聚集效應更加明顯。

以人工智能為例，9座城市提供相關職位數占全國近半（49.20%），但向其投遞簡歷占比總和高達55.08%。除蘇州外，其余城市均出現崗位需求不足的情況。

《報告》指出，一方面，求職需求高度集中，加劇了求職競爭；另一方面，城市新興產業提供崗位不足，也可能造成人才流出。當前，各地均面臨新興產業需求與人才供給不匹配的問題，亟待進一步優化人才結構，使更高質量的勞動力供給結構與更高水平的產業結構相適應，真正釋放“人才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