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畢陸名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時，長期從事律師工作的朱征夫就曾多次在全國“兩會”期間提交關于“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提案。

據紅星新聞2月27日報道，2023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新當選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朱征夫告訴記者，經過修改完善后，今年他將會繼續向大會建議，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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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

朱征夫介紹，我國前科制度除《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除此前科報告制度以外，《法官法》《檢察官法》《公務員法》《教師法》等四十多部法律還規定有前科規范，國務院《導游人員管理條例》《娛樂場所管理條例》《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以及數以百計的規章和其他地方規范性法律文件，甚至還包括例如網約車和外賣行業的“負面清單”“準入門檻”等諸多行業內部規范均有相關規定。

與此同時，前科人員的親屬也在報考崗位時受到諸多限制。《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錄用辦法》《征兵政治審查工作規定》《民用航空背景調查規定》等法規均規定近親屬為前科人員則無法通過政審。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些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涵蓋了除農林牧漁行業以外的幾乎所有職業類別，其中許多規定不分罪行輕重、不管犯罪是故意還是過失，只要有前科就施加各種資格、權利、機會的限制或剝奪，致使許多前科人員因工作權利被剝奪而面臨嚴重生存困難。”朱征夫說。

他認為，現行前科制度侵害公民的勞動權、平等權。為何現行前科制度侵害公民的平等權？朱征夫解釋說，在當今網絡信息時代，前科人員往往會受到來自社會的不平等待遇。某些前科人員在入住賓館時會被警察無故查房，進入廣場或車站等集會場所時，也可能會受到警察的盤問，即使在沒有法律限制的行業工作時，大多數時候可能會因為公司內部“背景調查”而遭到排擠和歧視。

關于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朱征夫介紹，我國《監獄法》第三條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第七十條規定監獄根據罪犯的個人情況，合理組織勞動，使其“學會生產技能，并為釋放后就業創造條件”。如果對前科人員的就業設置諸多限制，導致其就業困難，必然使我國獄政制度教育改造的目的難以實現。

朱征夫認為，建立前科消滅制度更有利于保護公民權利，解放社會生產力。

為此，朱征夫建議，修改《刑法》第100條的前科報告制度，設立與目前刑法輕罪和過失犯罪懲處相配套的前科消滅制度；從法律上消除對前科人員親屬的歧視性待遇；參照建立行政處罰記錄消滅制度。

學者也曾建言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

針對“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一事，《檢察日報》2022年11月25日曾發表題為《強化輕罪立法是刑法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表現，完善配套制度設置提升輕罪治理效能》一文。

文中指出，為確保輕罪的治理模式順利延續，筆者認為，應當降低犯罪帶來的過度標簽效應以及刑罰附隨后果的嚴厲性，讓行為人意識到，只要真心悔過并積極表現，不再危害社會，就有重新回歸的機會；也讓社會公眾認識到，應當為輕罪罪犯回歸社會給予理解和支持。

文中稱，我國并未規定前科消滅制度，雖然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前科報告免除規定，不過前科報告免除并不意味著前科的消滅，并且適用對象僅為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的未成年人。對此，可以考慮增設輕罪前科消滅制度，對犯罪情節輕微且主觀悔改態度明顯、刑罰執行期間表現良好的初犯或偶犯，在經過一定考驗期后，消滅其犯罪前科。前科消滅后，與前科有關的一切法律后果便不復存在。

齊魯晚報2022年2月28日曾發表題為《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有探索價值》的評論。評論指出，前科消滅是指曾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具備法定條件時，抹銷其犯罪記錄，使其復歸社會的不利狀況消失，恢復正常法律地位的制度。應該說，改變“一日行竊，終身為賊”的制度，有利于消除社會矛盾，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讓有前科者經過一定時間后可以告別過去，改惡從善、悔過自新。

法律的最終目的是保護權利，維護社會正常運行，不應是呆板冷冰的，而應是有溫度的。構建輕罪前科消滅制度，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營造向上、向善的社會正能量的有益探索。

具體而言，對于輕型犯罪或過失犯罪的人，可在服刑完畢，消除危害后果一定期限后，沒有再次犯罪的情況下，消除其犯罪前科，讓其就業權正當權利等不再因此受到牽連和限制。進而有效消除對其身份的歧視與偏見，讓其能夠卸掉包袱，走向新生，感受到現代司法制度的文明與理性。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檢察日報、齊魯晚報、紅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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