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段煉    

據@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黨員、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原副主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著名經濟學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2月27日19點31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北京大學已成立治喪工作組，開展相關工作。

曾主持《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

的起草工作

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官網介紹，厲以寧教授，祖籍江蘇儀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留校工作，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厲以寧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國政協常委。

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并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并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厲以寧教授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厲以寧教授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杰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 “孫冶方經濟學獎”、“國家中青年突出貢獻專家證書”、“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個人最高獎）、第十五屆福岡亞洲文化獎——學術研究獎（日本）等。1998年榮獲香港理工大學授予的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他曾多次被邀請到國內外多所大學與科研機構演講。

厲以寧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羅馬—拜占庭經濟史》、《論民營經濟》、《工業化和制度調整—西歐經濟史研究》等。

一直偏愛文學

同學代填志愿考入北大經濟系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厲以寧誕生在南京，家人給他起名以寧，“以”是排行，“寧”指出生于南京。四歲時他隨家庭遷居上海，先后在上海兩所著名的小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厲以寧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學，1943年又隨家遷居到湖南沅陵，以優異成績考上湖南名校雅禮中學。1947年轉入南京金陵大學附中就讀，直到高中畢業。這些名牌小學中學為厲以寧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質基礎。

▲??小學時期和高中時期的厲以寧 圖片來源：北大新聞網

像很多人一樣，他曾經有過一段繾綣的文學夢想。厲以寧一直偏愛文學，曾熟讀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和詩詞；喜愛閱讀外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莫泊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國現代文人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等人的作品。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長期充當國民黨大本營和政治堡壘的南京市得以解放。這一個歷史事件改變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運，包括金陵中學的才子厲以寧。

本來在金陵大學附中，厲以寧以出色的數理化天賦，勤奮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績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深造。他當時選擇了化學工程系。因為他立志做一個化學家，實現工業救國抱負。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學停止了運轉。厲以寧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費合作社擔任了會計。

兩年后他再次參加高考，將目光投向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學趙輝杰代為報名。趙輝杰認為厲以寧選學經濟系最為適合，優勢較大，就替老同學做主，第一志愿填報的是北京大學經濟系。同年7月，厲以寧在長沙應試，8月接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多少學子夢寐以求的北大，拉開了他終生致力的經濟理論學術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來愈覺得趙輝杰代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選擇。” 厲以寧回憶道。

做學生的4年中，他從宿舍到圖書館，從圖書館到老師的辦公室或宿舍，埋頭苦讀，孜孜探索，學問和思想都迅速成長起來。他說：那時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圖書館里度過的。剛上大學不久，厲以寧就在1952年7月的《經濟導報》上公開發表了平生第一篇經濟研究的文章《波蘭經濟新面貌》。平心而論，這篇文章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但顯示了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在學問上的抱負和獨立探索的精神。

大學生活期間，在老師們的影響下，厲以寧的研究目標和領域就明確了下來：探索現代經濟的規律，服務祖國和人民。

“如果說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經濟學方面有所收獲的話，那么這一切都離不開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老師們的教誨，他們是我在經濟學領域內從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厲以寧說。

曾在資料室干了20年編譯工作

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

1955年厲以寧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被經濟系選留。他在系里的資料室從事編譯工作，一干就是20年。

▲??厲以寧和老師趙迺摶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學） 圖片來源：北大新聞網

資料室的20年工作，盡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卻得以在人們頭腦發熱的年代，鎮靜自如地吸收中外經濟學的知識，了解西方經濟學的進展，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它是我大學畢業后的又一個知識積累階段，它使我在大學所學的東西得到了進一步充實，視野進一步拓寬。”

1979年，厲以寧被提升為副教授；1983年，提升為教授。

厲以寧的經濟學講座成為學生們心中北大風度的代表。他講課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數時間他不用講稿，只是在一張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綱，講課時他或站，或坐，或走動，臉上溢出輕松的笑容，眼睛閃閃發光。70年代末以來，幾乎沒有學生沒聽過厲以寧講經濟學的。

在中國自70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協調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觀改革優先派”、“寬松學派”、“經營權主導改革派”、“產權改革派”、“制度學派”等不一而足。這些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也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

關注三次分配

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據人民政協報，厲以寧是我國最早關注三次分配的經濟學家。改革開放伊始，當學界和社會尚處于討論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問題時，厲以寧就開始了對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和思考。

1980年12月，厲以寧在刊發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的《論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一文中談到，在當前的情況下，應當把逐步減少平均主義和貫徹按勞分配放在首位，在提高廣大職工實際收入水平的前提下，盡可能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給予報酬，若干年后某些人的收入可能上升得更快，假定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引起了社會上一部分人的不安，那么國家就應通過適當的調節（如提高累進制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征收遺產稅等）使收入分配差距縮小。收入分配問題的有效解決途徑，歸根結底在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在于技術的不斷創新、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而教育在協調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和經濟效率之間關系方面的主要作用正在于此。

1991年10月，厲以寧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發表的《論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道路》一文中，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并談到了共同富裕與市場機制、政府的收入調節政策之間的關系，認為市場機制對于收入及其分配狀況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從共同富裕和維護社會安定的角度來看，避免收入差距過大是必要的。由于市場在收入調節方面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政府對個人收入的調節是必要的，政府調節不僅包括以征稅方式從高收入者那里取走一部分收入，以縮小人們的收入的差距，還包括以各種方式對低收入戶進行補助、扶植，增加他們的收入或提高他們獲得收入的能力，從而縮小人們收入的差距。在收入分配領域內，“公平”是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相聯系的，“公平”與平均主義是不相容的，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就起著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和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考察，我們不能以實行按勞分配為滿足，效率的提高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仍需在公平與效率并存、協調的基礎上繼續前進。

由此，厲以寧最早提出了影響收入分配的第三種力量——道德力量。他認為，影響收入分配的第一種力量是市場機制，第二種力量是政府的調節，第三種力量是道德力量。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場機制與政府調節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種可以影響收入分配的力量。如果說市場機制的力量主要是對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作用，政府的力量既對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作用，又對收入的再分配發生作用，那么道德力量則對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結果發生作用，即影響已經成為個人可支配收入的使用方向，包括個人間的收入轉移、個人的某種自愿的繳納和捐獻等。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收入分配，與個人的信念、社會責任心或對某種事業的感情有關，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調節行為。而且道德力量作用下的收入分配是完全自愿性的，社會上有這種信念、社會責任心或對某種事業有感情的人越多，個人自愿繳納或捐獻的數額就越多，道德力量對縮小社會上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也就越大。剛開始，社會上可能只有少數人自愿轉移出一部分收入，從而對縮小收入差距的影響很小，但從長期來看，道德力量對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會逐漸、緩慢增大的，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逐漸、緩慢變動的趨勢列為一個有待于研究的課題。

厲以寧認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鼓勵人民共同創造社會財富，保障人民共同分享發展成果，既是執政黨治國理政的目標和追求，也是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的需要，還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一書的最后一篇《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一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中，厲以寧再次談到，相對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而言，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基于道德力量作用的收入再分配。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第三次分配”的捐款數額是逐漸擴大的，中國也有相同的趨勢。第三次分配與倫理、文化息息相關，要將道德的潛力發揮出來，制定好相關鼓勵和引導的制度與政策，完善好相關的法律法規。

厲以寧多次對學生講，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都只是作用于收入分配的過程本身，想要影響已經成為個人可支配收入的這部分收入，就必須鼓勵、引導第三次分配發揮作用。第三次分配可以使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用于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但需要高度注意的是，第三次分配應該是完全自愿性的，不能是“劫富濟貧”，也不能是強制性要求或道德綁架，而應該是一種文化倡導、精神鼓勵和社會引領，以免傷害到一些高收入人群和資本利得者的積極性。基于完全自愿基礎上的第三次分配，對共同富裕而言，是一種很好的途徑。因為共同富裕是一個過程，只能逐步實現，通過三次分配的結合，先富地區可以給后富地區提供發展所需的資金支持，幫助后富地區居民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費能力，而當后富地區的居民消費先富地區的商品時，反過來又可以進一步推動先富地區可持續發展，這樣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健康、協調地發展。

編輯|段煉 杜波

校對|盧祥勇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自@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大新聞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新京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