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宣璋    每經編輯 陳星    

在關系到民生方方面面的話題中，生育、就業無疑是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人口是生產、消費的主體，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2021年末減少85萬人。人們注意到，這是我國60多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

我們該如何應對人口負增長？鼓勵生育、優化生育的政策該從何入手？就業壓力和焦慮怎樣緩解……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分別于2023年3月5日和3月4日在北京開幕。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十三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回答了以上問題。

山東省滕州市舉辦女性專場招聘會 新華社圖

應高度重視人口負增長，但不必過于憂慮

NBD：近期，我國人口負增長的新聞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您怎樣看待和理解這一現象？

王培安：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這是60多年來我國人口規模首次出現負增長。從中長期來看，受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影響，我國人口已進入負增長通道。

低生育率是人口負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人類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的人口過程，是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普遍經歷的人口現象。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很多國家都已經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人口負增長，還有一些人口大國比如印度也將在不久的將來不可避免地經歷人口負增長。

我國人口負增長符合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與世界人口發展的總體態勢相吻合。同時，我國人口規模巨大，人口減少的體量相對于總人口而言，還是相對微弱的，既不會根本性地改變我國經濟社會整體向好的發展態勢，也不會根本性地改變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更不會根本性地改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我們應當高度重視人口負增長現象，但是也不必過于憂慮。

NBD：人口負增長后，勞動力人口會減少，從人口資源的角度出發，該如何確保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當前的政策需要作出哪些調整？

王培安：一方面，人口規模巨大是我國人口的顯著特征。14億多人口規模的巨大體量，對于尚不發達的經濟社會運行基礎和有限的資源環境負擔能力，還是過于龐大。人口規模若能適當少一些，人均資源占有量就會更加寬裕，人均保有量更加寬松。

當然，人口多了不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當前我國老齡少子化問題凸顯，處理好人口規模與結構的關系尤為重要。如果生育水平過低，人口規模下降過快，人口結構性問題就會更加突出。因此需要采取積極措施，優化生育政策，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保持人口規模和結構的長期均衡。

另一方面，人力資源稟賦優勢是我們應對人口負增長的有利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資源總量而不是人口總量更能決定長期經濟發展潛力。未來大國博弈，是高齡少子化背景下人口素質的競爭。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達77.9歲，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歲，比中等收入國家高5.7歲。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54.4%，比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16.5個百分點，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4.3個百分點。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我國創新能力排名第11位，在中高收入經濟體中位列第一。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模型測算顯示，“十四五”時期到205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不斷提高。15~64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男性、女性將分別從2020年的10.80年、10.62年，提高到2035年的12.58年、12.48年。我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年齡人口2000年為4453萬人，占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的5.12%，2020年已超過2.27億，占比達23.54%，2035年、2050年預計分別達到3.29億和3.37億，占比持續提高，預計分別達到36.31%、45.23%。

因此，即便面臨人口負增長的預期，隨著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升，我國人力資源總量仍將在2040年前持續增長，到2050年保持穩定。

NBD：就業方面，中年人的“35歲危機”是近年來關注度非常高的話題，在您看來，如何從人口資源的角度入手，緩解就業焦慮和壓力？

王培安：當前，我國就業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勞動力總量供過于求和結構性短缺并存、人口素質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不匹配。

一方面，企業反映招工難，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一線普通工人也面臨短缺。另一方面，部分高校畢業生等新成長青年群體存在就業難題，去產能等結構調整中產生的大齡失業人員再就業則更加困難。

據調研，隨著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僅北京中關村計算機編程人員的缺口就約10萬人。同時，我國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規模大且大多具有知識、經驗、技能的優勢，發揮余熱和作用的潛力較大。

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國不能再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必須轉向主要依靠勞動力質量驅動經濟發展。加快提升勞動者技能素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源大國、人力資本強國。提升優化就業結構、改善公共服務，形成“人腦紅利”“人才紅利”“健康紅利”。

就個人而言，應當對當前人口發展形勢有客觀充分的認識，從中把握人力資源市場的需求變化，有針對性地提升個人職業發展能力。

解決“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問題

NBD：當前，全國各地紛紛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一些地方取消生育登記對結婚、生育數量的限制等。您認為優化生育政策應從哪幾個方面入手？

王培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圍繞組織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出了一攬子政策措施。實施三孩生育政策，體現了國家指導和家庭自主生育相結合的精神。

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從微觀上講，能夠滿足絕大多數家庭的生育意愿，家庭可以有計劃、負責任地科學自主安排生育時間、生育間隔和生育數量等。從宏觀上看，也較好地體現了我國人口發展的基本國情。

各地積極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研究出臺政策舉措，對于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具有積極意義。

黨的二十屆二中全會強調，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貫徹黨的二十大、二十屆二中全會精神，迫切需要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切實解決群眾“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問題，在家庭發展和生育保障領域加快基本制度框架的頂層設計，實現戰略導向的歷史性轉變、生育支持政策的系統性重塑、人口治理體系的整體性重建。

一要倡導“適齡婚育、優生優育、責任共擔、代際和諧”的新時代婚育文化，繼承和發展“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等傳統文化思想，培育發展支持生育的文化基礎。

二要加強家庭和生育保障制度頂層設計和研究。深入調查分析當代家庭、婚育變化的影響因素。出臺加強家庭生育觀引導、提升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支持、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促進家庭和諧幸福和人的全面發展。

三要突出“起點優先、兒童優先、短板優先”的原則，加強嬰幼兒照護制度設計。加強生育保險研究。推動托育服務、學前教育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研究支持代際看護的嬰幼兒照護津貼制度。加強人口變動對財政可持續影響研究，優化人力資本投入結構，切實減輕家庭“生、養、教”負擔。

四要健全覆蓋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務，促進生殖健康和輔助生殖技術研發應用，支持困難家庭實現生育意愿。

NBD：一些婚育觀念、習俗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人們結婚生育的意愿，您覺得為營造適齡婚育、優生優育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該從哪些角度入手？

王培安：當前，我國正經歷著人口和家庭的雙重變遷，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相互交織，呈現互相強化的趨勢。

近年來，我國年輕一代婚育觀念正在發生改變，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日益明顯。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降至2.62人，較2010年減少了0.48人。西方“去家庭化”文化對我國家庭建設帶來重要影響，大齡單身、同居、丁克等非傳統家庭不斷增加。

家庭觀念變化帶來的延遲婚育、不婚不育，成為我國生育水平下行的重要因素。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的調查顯示，35歲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認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大力倡導構建新時代婚育家庭文化已成為當務之急。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決定》也明確要求，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尊重生育的社會價值，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鼓勵夫妻共擔育兒責任，破除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構建新型婚育文化。

貫徹落實好中央決策部署，要充分發揮新型婚育文化的正向引領作用，加強對青年婚戀觀、家庭觀引導，重塑多子女家庭養育文化，緩解生育焦慮，大力倡導修身齊家、孝悌和睦、代際傳承、重視養育等家庭價值理念，使之成為國民內心尊崇、日常踐行的價值信仰。

充分發揮計生協等群團組織優勢和各類媒體作用，持續推進創建幸福家庭活動，弘揚“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勤儉持家”等傳統美德，倡導“以家庭和睦促進環境和美、鄰里和氣、社區和善、社會和諧”。

實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設工程，通過優秀影視作品、網絡作品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觀念，組織創作一批積極向上的文藝作品，講好新時代美好愛情、和諧家庭、幸福生活的中國故事。在全國開展家庭友好城市、社區、單位創建活動，鼓勵和倡導家庭成員互助、出臺支持家庭養老育兒的政策措施。

以破除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為重點，加強農村地區青年婚戀觀、家庭觀引導，倡導將新型婚育文化內容納入村規民約、自治章程，推進鄉風文明建設。

破解女性因生育受到職場歧視，須從本源著手

NBD：在減少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促進女性平等就業方面，我國目前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王培安：目前在職場上，確實存在著女性由于生育原因受到一些用人單位歧視的現象，女性由于在生育養育過程中承擔了較多的責任，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所以導致用人單位更偏好男性，這使女性在招聘、收入水平、晉升等方面都受到影響。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有，在世界各國都非常普遍。

所以生育政策的調整，客觀上有可能加重女性在職場受到的性別歧視。破解這個問題須從本源著手，建立健全家庭友好的政策體系，改變不平衡的家庭分工。

近年來，各地陸續完善生育假、育兒假等政策舉措，著眼于促進工作家庭平衡，保障女性就業權益。當然，要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實處，讓用人單位支持員工休假、讓女性敢于休假而免受職場歧視。

一是要以經濟、社會等相關政策為先導，促進傳統家庭文化的創新性轉化和繼承，引導家庭內部勞動的性別分工趨于合理，強調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的責任，促進家庭內部性別平等，讓男性主動休假更多參與家庭育兒。

二是要從制度上有效提升男性休育兒假的比例，強調父母共享假期、共擔責任的原則，減輕女性育兒負擔，防止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

三是要加快建設覆蓋“全民”的生育保障制度，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合理分擔機制，推動生育保險“擴面提標”，進一步出臺配套監督和保障機制，研究制定相關稅收減免和補貼政策，對用人單位進行激勵和監管。

四是要探索建立公平普惠的女性帶薪無薪相結合的育兒假、家庭津貼、稅收減免等制度，不斷健全家庭友好的政策體系。

NBD：3歲以下嬰幼兒“育”的問題是影響民眾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國當前0~3歲嬰幼兒入托率很低，原因是什么，怎樣解決？

王培安：無人照料孩子、女性在職業發展和養育子女之間的矛盾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嚴重制約了廣大生育期家庭的實際生育行為。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顯示，61%的一孩母親因為“沒人看孩子”、28%的一孩母親因顧慮“影響工作和事業發展”而不愿生育二孩。

同時，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家庭對養育孩子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攀比”的養育之風逐漸形成，時間投入和經濟投入非常大，家庭育兒成為沉重負擔。同時，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托育服務的剛性需求很大。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家庭數據庫的數據顯示，在經合組織國家，3歲以下兒童接受正規托育服務的比例為34%，我國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僅為5.5%左右。托育問題成為群眾“想生不敢生”的主要障礙。

我認為，解決托育問題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抓建設，抓需求釋放。

一是推動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堅定不移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在居住區、工作區內配套規劃建設普惠微型托育服務機構，鼓勵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帶頭興辦，為城鄉居民提供質量有保障、價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務。

二是國家相關部門和地方要加大投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既補貼建設經費也補貼運營經費，采取公辦民營、民辦公助等方式，鼓勵引導社會力量舉辦普惠型托育機構，把托育服務價格降下來，激發釋放需求，提高建成托位的使用率。

三是要統籌調配學位、托位，鼓勵“托幼一體化”，推動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將2至3歲幼兒托育服務納入以公立機構為主的普惠型學前教育服務體系。此外，還要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計生協等群團組織的重要作用。當前，中國計生協廣泛開展“優生優育進萬家”活動，提供宣傳咨詢和入戶育兒指導，探索嬰幼兒照護服務社會監督機制；實施“向日葵計劃”，建立親子小屋，促進農村兒童早期發展，取得初步成效。

NBD：有人認為互聯網+、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替代了大量的工作崗位，這樣一來似乎沒必要再刺激生育、增加勞動力，您如何看待這類觀點，人工智能等科技的發展，是否會降低人們生育的意愿和必要性？

王培安：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與社會變革深度融合，客觀上成為應對人口負增長的有利因素。

當前，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腦科學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正在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

科技革命不僅可以在體力上替代和輔助人類，而且還可以在腦力上替代和輔助人類，進一步解放人類的手和大腦，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因此，新科技革命可以為我國應對人口負增長提供一個更有利的科技環境。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