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經濟新聞 2023-03-07 15:08:18
◎作為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抓手，國內的氣候投融資工作已經啟動，但仍然處在初步階段，挑戰(zhàn)重重，首當其沖的就是量化氣候金融和量化氣候效益。
每經記者 李孟林 每經編輯 高涵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節(jié)能減碳和綠色發(fā)展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關鍵詞。本屆全國政協(xié)新設置環(huán)境資源界別，這是全國政協(xié)自1993年增設經濟界別以來，再次增加新的界別，備受社會各界關注。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今年的工作重點建議，其中“推動發(fā)展方式綠色轉型”“加強城鄉(xiāng)環(huán)境基礎設施建設”等內容成為重要一環(huán)。
無獨有偶，3月6日，在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和成都高新區(qū)管委會共同主辦的“Re:Think 2022智慧城市與韌性未來”會議上，如何加強城市應對氣候變化時的韌性，成為與會嘉賓討論的焦點話題。
會場外，亞洲開發(fā)銀行（亞開行）原首席氣候變化專家、國家氣候中心原副主任呂學都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專訪。呂學都從事氣候變化相關工作已經40余年，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至2010年，他一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一員參與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以及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的審查和批準工作。2010年，呂學都加入亞開行，重點負責碳市場、氣候技術轉讓、氣候投融資等工作，直至2022年退休。
過去幾年的極端天氣事件，讓許多人開始注意到氣候變化給生產生活帶來的真實而深刻的影響，也凸顯出城市在面臨氣候變化時的脆弱性。
呂學都認為，城市規(guī)劃要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至少2℃可能帶來的影響考慮在內，要通過市場手段來吸引更多資金投入到“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上去。作為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抓手，國內的氣候投融資工作已經啟動，但仍然處在初步階段，挑戰(zhàn)重重，首當其沖的就是量化氣候金融及其帶來的氣候效益。
NBD：2022年北半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炎熱夏季，極端高溫在歐亞和北美大陸持續(xù)蔓延，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關注。極端天氣事件給我們的城市建設帶來了哪些經驗和教訓？
圖片來源：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
呂學都：我們過去的城市規(guī)劃建設，其實沒有太多考慮在氣候變化語境下的極端天氣事件。無論是城市排澇，還是沿江沿湖沿海地區(qū)應對洪水或海平面上升或嚴重干旱帶來的影響，常規(guī)的做法可能是以5年一遇、或10或20年一遇標準來做設計，少數可能做到50年一遇標準。
但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是越來越嚴重的氣候變化，目前的全球平均氣溫已經比工業(yè)革命前升溫1.1℃了。在這種情況下的極端天氣已經屢屢打破過去的紀錄，原來的設計標準已經不夠用了。
極端天氣事件近幾年在全世界發(fā)生得越來越多，甚至兩到三天的時間就可以把一年的降雨量都降完，過去的城市規(guī)劃是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的。
因為城市的基礎設施通常要運行好幾十年，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在搞基礎設施工程建設時把全球變暖的因素考慮進去，否則就不足以應對越來越嚴重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了。根據現(xiàn)在的科學認知，宜考慮全球升溫2℃情況下可能發(fā)生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來做規(guī)劃和設計，因為根據現(xiàn)在全世界的各種研究，把升溫控制在1.5℃已經是不太可能了，甚至連2℃的控溫目標都岌岌可危。
當然，這種全球氣候模型的準確性還不是很高的，而區(qū)域氣候預估要做得準確也很困難。
即使政策制定者對氣候變化有清楚的認知，也有科學工具做參考，這仍然涉及到成本問題。比如說一個項目的設計把標準提高到防50年一遇的災害，那相對于20年一遇的標準，就會增加很多成本，即使政府覺得科學家提出的方案很好，也有可能拿不出錢來建設，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問題。
NBD：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之外，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或者減少極端天氣對城市的沖擊嗎？
呂學都：如果硬件設施達不到條件，還可以采取一些軟的措施，做到軟硬結合。比如極端天氣氣候預警系統(tǒng)建設，通過預警，讓公眾提前做好防范，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又例如，在城市規(guī)劃時要留出必要的區(qū)域作為雨洪吸納場所。
在國際上，有一種提法叫“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也可以理解為通常所說的“因地制宜”，即充分利用當地自然條件來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達到最少投入產生最大效益，而不去做過多的人為改變。比如說有一塊低洼地，就把它作為極端暴雨時的一個出口或通道，順其自然。當然政府也可以規(guī)定這塊洼地在沒有暴雨情況下的用途，但是要保證在泄洪時不會造成太大的損失。
2022年7月，英國倫敦、曼徹斯特、約克郡等地18日至19日發(fā)布“極端高溫”紅色警報。
圖片來源：新華社發(fā) 蒂姆·愛爾蘭 攝
NBD：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討論中，以降低排放為主的減緩（mitigation）成為焦點，而幫助人群避免氣候災害傷害的適應（adaptation）工作，得到的關注度和投資額都比較少，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呂學都：減緩氣候變化，現(xiàn)在主要討論的就是“雙碳”（碳達峰、碳中和），這個是比較硬的一個任務，從計量上來講也是容易做到的。例如政府可設定量化的減排考核指標，減排措施產生的減排效果也是立竿見影，減排甚至還可以帶來經濟收益，兌現(xiàn)給投資者。結果就是各種資本投向減排項目，2021年的數據顯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中約90%用于減排。
適應氣候變化，是指減輕或者避免氣候災害帶來的損害，例如修水壩、蓋房子，裝空調等。回顧整個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也可以說是一部與天斗與地斗的歷史，與天地斗本身就是一個適應氣候的過程。當然現(xiàn)在我們使用適應這個術語，指的是適應人為因素導致的過量溫室氣體排放而造成的氣候變化。
適應工作之所以比較難做，主要是有太大的不確定性：很難準確知道一個地方會不會發(fā)生很嚴重的天氣氣候事件，很難告訴決策者怎么做才是最合適的。
另一方面，適應氣候變化投資產出的是巨大的公共效益，投資者自己可能收不到必要的回報。公司也好，個人也好，資金總是有限的，很自然地，大家都更愿意把有限的資金用到能夠產生最顯而易見效益的地方。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兩個方面中，適應應該是更迫切的，因為氣候災害已經發(fā)生、正在發(fā)生，將來還會不斷地增強，因此更應該采取更多的措施來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氣候災害的影響。
NBD：正如您所言，投入適應的資金相比減緩來說，份額要小得多。有哪些有效的機制可以激勵更多資金投入這一領域？
呂學都：如果想用市場手段來激勵投入，就得讓投資者能夠享有投資產生的適應效益。比如說有一片洼地，可通過修大壩、加深護坡，或者是增加排水系統(tǒng)，讓這塊地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也不會受到影響，那么這塊土地的價格就會大幅度增長。這種投資產生的溢出效應，應該歸投資者所擁有。
必須有明確的政策指導，才能夠讓投資者放心投資。通過政策形成市場規(guī)律，投下去有回報，才會有人投。
NBD：2022年8月，生態(tài)環(huán)境部等九部門發(fā)布通知，選取23個地方進行氣候投融資的試點工作，將為全國各地開展低碳發(fā)展與氣候適應戰(zhàn)略轉型積累寶貴經驗。您認為氣候投融資的政策制定上，將面臨哪些挑戰(zhàn)？
呂學都：國內目前在氣候投融資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政策、實施指南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面臨巨量挑戰(zhàn)。特別是在氣候投融資的量化方面，國內目前還沒有建立起系統(tǒng)的指導政策、指南和統(tǒng)計體系，氣候效益數據等基礎信息缺乏。
像《綠色產業(yè)指導目錄》，用年輕人的話來講就是一個顆粒度很粗的目錄。它將綠色產業(yè)劃分為六大類別，30項二級分類以及211項三級分類。只要你投資的項目包含在里面，這些投資都叫綠色金融。氣候金融也是這樣計算，不管項目是減排一萬噸還是十萬噸，投下去的都叫氣候金融。實際上一個減排項目，可能涉及到大量與“減緩氣候變化”無關的部分，但按照目前的做法，是無法區(qū)分的。
而像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多邊銀行，只計算能夠帶來減排或者適應效益的那一部分投資算為氣候投融資，比如投資10個億的項目，可能只有2個億的資金能帶來氣候效益，就只算這2億為氣候金融。這些機構已經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氣候投融資及產生的氣候效益的指南和方法學。
多邊銀行采用統(tǒng)一的方法和原則已經十多年了，但國內目前還缺乏這些指南和方法論。去年生態(tài)環(huán)境部等部門批準23個地方進行氣候投融資試點，試點地區(qū)應該可以放開手腳去做試驗，然后把好的經驗總結起來，為今后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參考。我們國家過去幾十年來很多政策都是這樣通過試點來做的，證明很有效，很期待氣候投融資試點產生很好的實踐經驗。
封面圖片來源：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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