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憲

筆者近日在深圳調研，重頭戲是去了一趟比亞迪（SZ002594，股價243.65元，市值7093億元）。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筆者述及企業組織架構對創新效率的保障作用，談到比亞迪以研究院作為企業組織架構的核心，在業界并不多見，并簡要介紹了當時的11家研究院。這個組織架構的邏輯體現了比亞迪“技術為王 創新為本”的發展理念。這次在比亞迪的展廳，筆者重點看了研究院的部分。在排列研究院名稱的展板上，筆者注意到了不包括在原來11家研究院中的“基礎科學研究院”。

參觀后研討座談時，兩位工程師表示，基礎科學研究院是去年成立的。筆者這次調研提綱的第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家科技型企業，比亞迪如何促進從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開發試驗研究與新技術產業化的創新鏈全流程整合？”我們的研討就從成立基礎科學研究院切入，結合著第一個問題展開了。

目前，中國科技型企業的創新鏈延伸到基礎研究的并不多，華為可能是較早的一家。比亞迪成立基礎科學研究院，是將原先分布在各研究院的做基礎科學研究的力量整合到一起，再繼續招聘這方面的人才，做強基礎研究隊伍。由此，進入到調研的第二個問題，“比亞迪對科技型企業做基礎研究的認知與實踐”。討論圍繞著六個字“體制”“技術”和“成本”展開，初步形成了深圳科技型企業率先做基礎研究的三點認識。

首先，深圳科技型企業率先做基礎研究，是其發展邏輯的體現。深圳科技型企業數量較多、占比較高，與深圳先于其他城市較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較早形成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有關。改革開放以來，與北京、上海“大院大所”科技創新模式不同，深圳科技創新需求主要來自市場，也就是來自企業自身。早在2005年，深圳科技局做過一項調研，結果表明，深圳的高科技公司97%都是通過需求導向模式開展創新的，極少有成果轉化方式。這些年過去了，我們看到，深圳崛起了一批各種規模的高科技公司。中國的其他城市當然也有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但不像深圳那么集中。而且，深圳的高科技公司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它們對市場高度敏感，且創新激勵機制完善。城市較早形成的市場經濟體制，科技型企業內部形成的創新研發體制，促成了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模式，乃至將創新鏈延伸至基礎研究。

其次，率先做基礎研究的科技型企業大多已經是行業領袖，它們處于行業的頭部，引領著行業的發展。在發展的實踐中，這些企業深刻地認識到，市場份額是行業地位的基礎，技術領先才是持續引領行業的不竭動力。基礎研究分為純科學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兩個部分。國家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承擔的基礎研究，主要是純科學部分。企業開展基礎研究活動，無疑要受企業自身發展的驅動，多具有明確的應用目的，是創新鏈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技術進步緩慢的年代，企業應用基礎研究的需求十分有限，也就基本不存在企業做應用基礎研究的問題。二戰后，在一些先發國家，出現了科技型企業，以及科技型企業從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積極動向。隨著科學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基礎研究的內涵不斷豐富，應用基礎研究成為基礎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適應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的快節奏和高頻率，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科技型企業做基礎研究是保持技術領先優勢的必然選擇。

第三，企業是營利性組織，必須始終做到利潤最大化，尤其是長期利潤最大化，科技型企業做基礎研究、加大基礎研究投入也必須符合這一基本原則。以往對企業做基礎性研究的懷疑，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認為它會影響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其實，利潤最大化一定程度對應成本最小化，或者說，成本最小化是利潤最大化的前提。這里的成本，既指財務成本，也包括機會成本。從戰略選擇的角度看，這里的成本主要是指機會成本。在企業發展的早期，研發投入主要集中在開發試驗研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當企業發展到高研發、高技術階段，在研發投入中，就將作出A（基礎研究投入）多一些還是B（開發試驗研究投入）多一些的選擇。財務成本每天都在發生，是短期成本，機會成本是中長期成本，與戰略決策息息相關。科技型企業早晚會感知到，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是機會成本最低的選擇，有利于企業的中長期發展，并有可能持續引領行業發展，同時，可以實現更多承擔社會責任的使命。比亞迪、華為等科技型企業的決策者應當是深刻地體悟到這一點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深圳行業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