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長期以來，美國經常利用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轉嫁國內危機，收割世界財富，損害他國經濟金融穩定和民眾福祉。美元霸權已成為威脅世界經濟的重要不穩定因素。尤其是新冠疫情暴發后，美國再次將美元霸權用到極致。有研究指出，僅在一年半時間里，美國就印了200多年來發行的所有美元中的近一半。這種“大水漫灌”導致通脹壓力、動蕩壓力、資產泡沫壓力不斷外溢。美國還將美元霸權變成一種地緣政治武器，頻頻祭出制裁大棒，大搞金融恐怖主義。

在此背景下，多國開始探索去美元化，尋求擺脫美元霸權。俄羅斯出臺與“不友好”國家和地區的“盧布結算令”；印度央行推出國際貿易的盧比結算機制；以色列在歷史上首次將加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同時減持美元和歐元……據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85國以各種方式加入了去美元化的進程。

這種趨勢變化，將對國際政經格局產生什么影響？在這一趨勢演變過程中，人民幣國際化將面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為解答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特邀約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植信投資研究院秘書長鄧志超作出解讀。）

連平（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

鄧志超（植信投資研究院秘書長）

近期，中法完成首單LNG跨境人民幣結算、中巴宣布采用本幣進行貿易結算等一系列類似事件表明，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試圖繞開美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去美元化”風起云涌。本文擬就當前去美元化有哪些具體表現、去美元化進程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去美元化能否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空間以及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等問題展開分析，提出看法。

去美元化運動風起云涌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正在掀起一場去美元化的運動。

目前，不少國家正在考慮或已將美元支付結算改為雙邊本幣支付結算。2022年3月，俄羅斯宣布對不友好國家的天然氣出口采取俄羅斯盧布結算。隨著美國對俄金融制裁加劇，俄羅斯大幅提高了與其他國家貿易的雙邊本幣支付結算力度。俄羅斯與印度采用的盧比盧布兌換機制進行石油貿易，如今已經實行了一年。

今年3月，中國進出口銀行與沙特國家銀行首次人民幣貸款合作落地；中海油與法國道達爾能源通過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平臺，完成了中國國內首單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天然氣（LNG）采購交易；巴西已與中國達成協議，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交易中間貨幣，改以本幣進行貿易結算；東盟十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印尼會議商討，減少對美元等發達國家貨幣的依賴，轉而使用本地貨幣來進行貿易結算……諸如此類美元改本幣的事件陸續發生。

一個時期以來，美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占比快速減小，官方購買美元資產規模持續下降。美元外匯儲備的全球占比與美國經濟的全球占比呈正向關系，即前者隨著后者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然而觀察近年來美元外匯儲備全球占比走勢，卻出現了反常現象。2001年以來，美元外匯儲備全球占比整體呈下行趨勢。這個過程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01年6月的最高點72.71%下降至2011年6月低點的60.47%，同期美國經濟全球占比也從31%快速下行至21%；第二階段從2015年3月的階段性高點66%下降至2022年末的58.33%，達到歷史低點，而美國經濟的全球占比卻出現上升態勢，從21%最高上升至25%，兩者出現明顯背離。很明顯，2000年以來多國央行加快了外匯儲備結構的調整，調降了美元外匯儲備占比。這一點在全球官方購買美國證券資產數據中也能得到佐證。2014年12月以來，官方資本購買美國證券資產由凈流入轉為凈流出，至2022年末，已累計凈流出8002億美元。

據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85國以各種方式加入了去美元化的進程。種種跡象表明，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有意削弱美元在本國對外經貿往來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與本國利益密切相關的領域，即便是英法德這樣的美國盟友，也選擇繞開美元體系。全球性的去美元化進程正在興起。

去美元化的深層原因

是什么導致了當前全球范圍內的去美元化運動？

美元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關鍵貨幣，是“歷史機遇（戰后世界經濟恢復和全球化）+自身經濟實力+美國戰略布局”共同作用的結果。站在這個角度來分析，就不難發現當前去美元化的根本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由美國主導構建的全球政治規則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兩者偏離度逐漸擴大，而美國試圖利用其主導地位拒絕改變，以至于世界范圍內矛盾橫生。美國主導的世界規則，從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轉變為維護美國自身霸權，并導致全球范圍內對美元霸權的擔憂。可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化是國際貨幣體系出現去美元化趨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世界經濟東升西降格局的發展，使得美元國際使用有向美國經濟占比收斂的趨勢。經濟實力是決定本幣國際地位的基礎。二戰后美國以其絕對經濟實力主導了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建，美元得以長期成為國際關鍵貨幣。然而，上世紀80年代過后，新興市場國家崛起，亞洲經濟快速發展，與西方國家危機不斷相對應，逐漸形成“東升西降”的世界經濟格局。1970年，美國經濟全球占比超40%，至2021年末已下降至24%左右；同期亞洲經濟全球占比則從15.09%上升至47.4%，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都出現了經濟史上罕見的增長奇跡。經濟實力對比變化必然帶來對國際秩序改變的訴求。當美國不再是最大的貿易伙伴時，在交易中將本幣兌換成美元，再由美元兌換成對方貨幣，不僅增加了貿易雙方的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還將本國的經貿信息沒有必要地暴露在美元體系中，形成國家金融風險隱患。因此，隨著美國經濟全球占比的下降，國際經濟交易中去美元化持續發展，美元占比必然會在全球支付結算和官方外匯儲備中持續趨于下降。

從美元體系到美元霸權，美元武器化使得美元面臨持續增長的信用危機。不可否認的是，美元體系構建之初，對促進戰后世界經濟恢復和經濟國際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進入2000年之后，隨著西方經濟與其政治制度之間不可調和矛盾的長期發展，爆發了一系列經濟和金融危機。例如2007~2008年的次貸危機和2011年的歐債危機，以及當前美歐正在經歷的滯脹。為避免美國經濟受到更大傷害，美國政府開始轉向民族主義、孤立主義和保守主義，不斷于外交事務中強調“美國優先論”。體現在具體行動中，美國動輒以美元體系行使“長臂管轄”，對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他國實體進行制裁，肆意踐踏美國自己長期掛在嘴邊的所謂公平原則。美元武器化的趨勢在俄烏沖突爆發后更加明顯。2022年至今，在美國主導下，SWIFT將俄羅斯踢出其交易系統；美國和歐盟凍結了俄羅斯官方外匯儲備；凍結并試圖沒收俄羅斯銀行海外資產；限制俄羅斯的對外經貿往來。俄羅斯是全球重要的資源出口國，對俄羅斯“掠奪式”的制裁，使得與俄羅斯有經貿往來的國家紛紛擔憂可能受到牽連，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經濟主體對美元霸權的不滿，同時對美元體系的不信任和擔憂持續增加。各國遂紛紛試圖繞開美元，建立雙邊本幣結算或區域貨幣結算體系。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麻煩。”美國前財長康納利一語道破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真實取向。在“美國優先”政策理念主導下，美聯儲利用美元國際關鍵貨幣地位，隨心所欲地讓全球為美國買單。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美聯儲貨幣政策始終僅僅盯著美國經濟運行，而忽略全球其他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協調需求。更多的時候，美聯儲會選擇“禍水東引”，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緩解美國國內外經濟矛盾。2007~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美國執行量化寬松政策，拯救美國經濟的同時也推升了全球金融資產泡沫；在國際金融危機平息后又大幅收緊貨幣政策，導致國際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動蕩不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深受其害。2020年，當新冠疫情來襲，美聯儲祭出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為2021~2022年的全球通脹埋下伏筆。之后美聯儲又在2022年以歷史罕見的速度和力度加息，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沖擊。當前，美元呈現出“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現狀，美元超發使其對內貶值，體現為通脹具有很強的黏性，美國財政屢屢觸及債務上限。美聯儲貨幣政策大力度緊縮并借助美元國際地位使得美元對外升值。美元對內貶值與對外升值，使得兩者相向收斂壓力越來越大，美元具有很強的貶值傾向，相應地金融風險不斷升高。近日，美國財長耶倫提議直接將美國債務上限由31萬億美元上調至51萬億美元，堪稱史上最激進的政府債務擴張方案。如果此舉最終通過，美元超發力度將更勝過往，美元信用和幣值無疑將一落千丈。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各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減少美元資產，轉而購買黃金。今年1月，世界黃金協會報告顯示，2022年全球黃金需求同比增長18%，達到4741噸，創下自2011年以來最高年度總需求量，而各國央行是市場上購買黃金的主力。多國央行的積極購金行為是國際貨幣體系去美元化的又一重要體現。

美國主導的逆全球化行為抑制了美元的國際使用。在美元國際化過程中，全球化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正是因為國際貿易分工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深化，才持續擴大了國際貨幣的需求，奠定了美元國際關鍵貨幣的地位。近年來美國逆歷史規律而動，開啟逆全球化進程。2018年至今，美國不斷對中國發起貿易摩擦，處心積慮地孤立中國，圖謀形成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國際分工體系；美國制裁俄羅斯，切斷其貿易渠道，嚴重擾亂全球能源體系。在全球化發展時期，美國在軍事、經濟、科技等各方面都具備絕對優勢，加之美元又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全球化符合美國利益。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美國經濟全球占比下降，美國曾經掌握的優勢逐步減弱，這就使得美國推動全球化的意愿大大降低，國內逆全球化思潮興起。美國政府將打壓其他貿易伙伴國、制裁戰略競爭對手等逆全球化舉措作為緩和國內矛盾的重要手段，這必將導致部分國家實施反制，而更多國家對美國和美元的信用產生懷疑和反感，擔心自身利益在美元體系中受損，從而加入去美元化進程。

綜上可見，去美元化并非偶然，而是存在一系列深層次動因。任何事物都是從量變走向質變。上述動因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演繹，逐步對美元形成實質上的去化威脅。去美元化表面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涌動，俄烏沖突后美國對俄金融制裁打破了這種表面上的平靜。在很短的時間內，多國共同發起去美元化行動，很有可能成為去美元化加速過程的開始。然而，美元主導地位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短期來看，美元仍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這是由全球美元交易存量而形成的國際交易使用慣性所決定的。隨著未來一個時期內，世界經濟政治形勢劇烈變化，美元主導地位減弱的態勢可能會階段性加速。總體來看，美元主導地位的變化不會一蹴而就，去美元化會是一個長期的演變過程。

人民幣的機會在哪里

去美元化與人民幣國際化不是直接替代關系，人民幣并不會在去美元化的同時迅速接手國際貨幣體系中出現的空檔。但去美元化的演變過程卻是人民幣國際化難得的發展機遇。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國出于對美元霸權的恐懼和對美元信用的懷疑，將逐步推進去美元化進程，從而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一家獨大的局面，進而走向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格局。在這個過程中，各國美元的需求就會逐漸轉移至其他貨幣。這樣就會給具有堅實經濟交易基礎和良好信用的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帶來更多需求，從而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

一個時期以來，中國貿易規模全球占比與人民幣國際支付全球占比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在當前美元主導貨幣體系時期，這種差距難以被逐步縮小。但去美元化如果加速，全球各國使用美元的意愿下降，人民幣就非常有可能憑借中國的國際貿易體量巨大的優勢，成為雙邊本幣結算中的重要角色。再則，人民幣匯率穩定性良好，中國經濟的確定性強于美國經濟，決定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面應好于美元，幣值穩定將吸引更多國際經濟主體在交易中使用人民幣。因此，從貿易和金融兩個角度來看，去美元化都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巨大的發展空間。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國際貿易中人民幣收付占比有望大幅提升。2021年，貨物貿易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為5.77萬億元，占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的比重為14.7%；服務貿易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為1.09萬億元，占同期服務貿易本外幣跨境收付的比重為24.3%，說明兩者都有較大提升空間。在全球去美元化進程中，美國發起的涉及到全球各國的貿易摩擦還將繼續。而全球多國同時與美國和中國存在緊密的貿易關系。那么就可能出現一種狀態，即這些國家對中美采取平行的政策，繞開美元支付清算體系，直接采用雙邊本幣支付方式。這種方式看似中性，其實是給人民幣使用打開了方便之門。在未來的全球支付結算中，被削弱的是美元，獲益的則是人民幣。鑒于越來越多的國家在雙邊和多邊貿易中使用本幣，而中國又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未來在我國國際貿易中的人民幣使用占比將因此而大幅上升。

當下，全球絕大部分交易指令傳遞由SWIFT系統完成。但SWIFT在美對俄制裁中扮演的偏袒性角色，使得各國對SWIFT的信任感有所降低。隨著中國與各國雙邊本幣交易規模上升，接入人民幣CIPS系統的國際金融機構將越來越多，從而提升CIPS系統的使用頻率。伴隨著CIPS使用頻率的提升，CIPS系統逐漸建立自身信譽，進而取得國際金融市場的信任，越來越多的國際金融機構將會使用CIPS系統，由此提高CIPS的使用效率，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跨境持續使用的發展將推進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進一步擴大。隨著國際貿易支付結算中使用人民幣的占比上升，貿易順差國可能出現人民幣盈余，投資人民幣資產的需求將持續增長。而貿易逆差國因為貿易赤字，有將本國貨幣兌換為人民幣的需求。這些需求可以首先依靠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解決，但更多還是要靠市場化機制來滿足。有需求就會有供給，特別是在離岸這樣一個規則限制較少的市場。離岸人民幣市場就有可能因人民幣貿易結算規模上升而持續增長。在滿足貿易順差國和逆差國對人民幣金融交易的需求后，離岸人民幣存量的累積又會引發對于人民幣資產保值、增值和風險規避的需求，進而促進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豐富，推動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并吸引越來越多的國際金融機構加入其中，從而進一步推進金融領域中的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在金融領域中的發展將有助于提升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大型中資金融機構都將國際化視為自身的戰略目標之一。但總體來看，迄今為止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普遍不高。這其中固然有中資金融機構自身的原因，但受美元體系制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元體系下，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業務主要依托外幣，面對的是美資金融機構的強大競爭壓力。可以說，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發展從開始就面臨很大的困難。而隨著雙邊本幣支付結算的推進，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可能走出另一條全新的路徑，即以人民幣為主要交易幣種的國際化發展路線。中資金融機構在全球的發展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機構網絡布局的支撐。

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以美元為主導的，隨著自身矛盾的愈演愈烈，美國遂將矛盾對外轉移，集中體現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美元武器化上，導致原本國際社會尚可接受的美元體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沖擊，美元信用面臨垮塌。世界各國遂普遍希望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不斷建立的雙邊和多邊本幣支付清算體系即是例證。在這種情況下，以人民幣體系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可以平衡和滿足多國在金融治理權方面的訴求。2022年，IMF進一步提升SDR的人民幣權重至12.28%。在當前去美元化加速背景下，這種訴求將結合貿易和金融需求進一步強化。中國有必要回應這種訴求，將人民幣作為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有效工具之一，人民幣國際化也會因此而獲得動力。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去美元化為人民幣國際化打開了新的空間，中國應該順勢而為，把握機遇，主動進取，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參考美元等貨幣國際化的歷程和當前全球多國開啟去美元化進程，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堅持自身經濟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良好的基本面支撐。國力是決定貨幣是否能夠成為國際貨幣，甚至是主導的國際貨幣最根本的因素。這一點從美元、歐元、日元等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歷程中都得到了最好的詮釋。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面支撐是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是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引力，這種引力的媒介過去需要在人民幣到美元之間相互轉換，更多的是以美元為主，今后媒介中人民幣的成分會越來越多。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世界的“經濟引力”就越大，人民幣就越有發揮的空間，在中外交易中人民幣替代美元的程度就越高。當前，中國堅持將高質量發展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積極擴大內需，中國經濟還將保持穩定發展，這將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合作，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更多的應用場景。美元之所以成為國際關鍵貨幣，與豐富的美元國際交易場景密切相關，更與上世紀美國政府不斷加強美元在重要國際領域中的使用有關，例如石油美元。在去美元化背景下，中國應該積極開展與世界各國經貿往來上使用雙邊本幣的合作。

以政府合作為基礎，建立信任與信心，逐步帶動商業領域的合作，以期在雙邊貿易往來中逐漸替代第三方貨幣的使用，提高人民幣使用的占比。在此過程中，中國應該堅持深化制度型開放，使得中國規則與世界規則相融合，增加交易機會、降低交易成本；拓展對外多元經貿往來，包括利用好RCEP，積極爭取加入CPTPP，推進DEPA，主動為人民幣國際使用創造有利條件；構建雙循環聯動體系，打通人民幣的跨境使用障礙。

三是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貨幣的信用對于貨幣的使用至關重要。一國貨幣只有被廣泛認可，才有可能在國際交易中被使用，在國際儲備中被儲藏。即便在一國國內，本幣被賦予了法定的貨幣地位，但如果沒有嚴格的貨幣紀律，濫發貨幣，就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本幣內在價值就會被削弱。國際貨幣的信用建立更為來之不易，需要貨幣當局長期維持穩健貨幣紀律以穩定幣值。上世紀80年代初期，美聯儲以嚴重的經濟衰退為代價才維持住了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近年來中國央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了有利幣值支撐。在疫情期間，中國央行頂住壓力不搞大水漫灌，相較于美歐的超級量化寬松和財政赤字貨幣化，足以見證中國貨幣紀律的審慎和嚴格。這使得人民幣在外匯市場巨幅波動的背景下顯得格外平穩，同時也凸顯出使用人民幣的優勢。中國只要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財政政策、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就能不斷強化人民幣的國際信用，從而提升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意愿。

四是積極推動境內外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形成與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條件和基礎。在現階段中國資本項目短期內無法完全開放的前提下，發展離岸人民幣全球網絡，豐富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促進離岸人民幣交易，有利于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循環。全球著名的離岸中心有市場自然形成的，也有政策推動而成的。目前，以中國香港、新加坡、倫敦為代表的境外人民幣離岸中心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未來需要依靠人民幣國際交易規模增大，進一步推動這三者乃至更多的城市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近年來中國不斷推動自貿試驗區發展境內離岸金融服務體系，例如倡導上海自貿試驗區發展離岸人民幣交易，鼓勵橫琴、前海發展離岸金融。由此可能形成一批境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而這些中心的作用就是連接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實現人民幣國際國內循環的結合，以此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條新的重要路徑。

五是將人民幣國際化的頂層戰略設計和微觀中資金融機構國際化的戰略轉型相結合。人民幣國際化對經貿往來是一種便利，但對國家而言更是一項重大戰略，需要有積極而審慎的戰略規劃。而人民幣國際化推進的有力抓手之一是中資金融機構，如同美元國際化進程中美國金融機構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美元業務，甚至在出現歐洲美元市場后，美國開立IBF允許美國金融機構于境內開展離岸銀行業務一樣，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戰略應該緊緊圍繞人民幣國際化展開。如果說之前是因為美元體系過于強大，中資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國際業務空間受限，那么隨著全球去美元化的發展，中資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國際業務可能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因此，應將人民幣國際化與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轉型相結合，改變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緩慢與人民幣國際業務需求低的相互制約局面，形成中資金融機構不斷開拓人民幣國際業務，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使之得到國際金融市場廣泛認可，進而帶來更多人民幣國際業務需求的正向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