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終于能看乾隆曾使用的金甌永固杯，獨特的質感細膩可見——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當天，故宮博物院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上新”——兩萬件院藏文物高清數字影像全新發布。 中國十大傳世名畫、現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唐韓滉五牛圖》高清地呈現在人們面前，點擊數倍放大按鈕，牛的睫毛清晰可見，骨骼轉折筋肉纏裹，姿態真切生動。 乾隆每逢跨年之際都會使用的金甌永固杯，是清宮內不多見的帝王專用飲酒器，也被清代帝王視為珍貴的祖傳器物。高清放大下，精湛的工藝與獨特的質感細膩可見。 這些陳列于故宮博物院的國寶，打開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的公開網頁，就可隨時隨地高清放大觀摩線下參觀中看不到的細節。 數字化打開全新文物世界，不僅能看，還能沉浸式體驗。 敦煌研究院上新的“數字藏經洞”，是全球首個超時空參與式博物館，公眾不僅可以近距離觀賞洞窟里的壁畫、彩塑和碑文等細節，還可以通過人物角色扮演，“穿越”到4個不同時段，與洪辯法師等8位歷史人物互動，“親歷”藏經洞的前世今生。 所有的過去，皆是未來！因為一座博物館、一處文化遺址而來到一座城，文博因數字化的深度參與“活起來”又“火起來”。 “進宮”拍文物前后六年，《我在故宮修文物》《我在故宮六百年》紀錄片導演、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梁君健發現，“故宮人們”對數字化的心態之開放。 梁君健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大家不能只是守著它，還要讓它參與到每個不同的時代中去。” 文物無聲，甚至注定消亡在時間的長河中，中國一代代文物人們卻在傾心保護為之鑄刻數字編碼，它們以數字虛擬的方式永遠儲存于中華文明的基因庫里，告訴你“何以中國”。 敦煌莫高窟塑像三維數據采集工作現場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丁小勝供圖 數字化采集 為脆弱的莫高窟，建永久保存歷史檔案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活。一千年而始終活著，血脈暢通、呼吸勻停，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生命！”這是余秋雨對敦煌莫高窟的描述。 然而這樣壯闊的生命，卻在不可避免地緩慢消逝。 “敦煌石窟文物非常脆弱，壁畫繪制在泥質地仗上，敦煌研究院采取各種科技手段保護它，留存人類文化瑰寶，延長文物壽命”。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丁小勝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氣候環境，溫濕度變化，都會影響石窟中壁畫、彩塑。自然規律平等地加諸于萬事萬物，莫高窟亦是不可再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在出差時，看到有人在一個很厚的筆記本電腦前看照片，看完后就關上了電腦。“樊院長忍不住問他，你這照片不會丟嗎？對方說，這是數字的東西，這次關上，下次還可以把它打開。樊院長敏銳地感受到，這就是我們一直想要的——永久保存的歷史檔案。”《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一書中了解到敦煌文物數字化的起源。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敦煌研究院的數字化工作現在已有一百多人的專業團隊。 據丁小勝介紹，對敦煌石窟文物的數字化采集，遠不是拍張照那么簡單。“文物在變化，我們現在要盡可能地把所有信息全部獲取下來，這個工作是帶有搶救性的。” 現在，敦煌石窟文物數字化數據采集已從二維拓展到三維。不僅要高保真記錄壁畫信息，還要獲取精準的空間結構信息。目前已經完成了莫高窟290個洞窟的壁畫數字化采集，44身彩塑的三維重建等多元化的文物數字化成果，而這個工作還在繼續。 莫高窟壁畫的數字化采集，遠不是普通公眾想象的拍張照這么簡單的事情。 “敦煌石窟屬于不可移動文物的范疇，從理論上講，在壁面前架設軌道，形成一個壁面平行面，進行逐格逐行分幅拍攝，最后融合處理成一整幅壁畫圖像。但實際上有很多復雜情況，比如有的洞窟空間狹窄，正常設備無法布置，怎么完成采集？”狹窄空間，只是數字化團隊在洞窟數據采集中遇到的挑戰之一，還有被煙熏過的壁畫，曲面或反光的壁畫……“一套技術或設備解決不了所有問題，需要針對不同情況，使用針對性的方法和技術手段來解決。” 數字化呈現 把全流域、全時段的大運河，搬進博物館 一條大運河，千年江南興。作為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里程最長的人工運河，中國大運河孕育了燦爛的運河文明。淌淌流過的運河，猶如“大地的史詩”訴說古往今來。 高科技數字化，把全流域、全時段的大運河搬進博物館成為現實。 “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以下簡稱‘中運博’）雖然有2萬平米的展館，但跟大運河2700公里的長度比起來，所能表現的內容極其有限，因為沿岸有58個遺產點，還有1000多個非遺，要在博物館里面展出是不可能的。但是借用數字化，就能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中運博副館長徐飛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數字化是文博單位發展的一個必然方向。 這個面向公眾開放還不到兩年的博物館，是博物館業界公認的“沉浸式體驗天花板”，也是吸引游客打卡游覽的網紅博物館。 順著各個朝代的船模慢慢前行，觀眾們來到一個被環形銀幕包圍的大型復原古船，站在甲板上，流水嘩啦，兩岸景象游移，猶如身臨其境地行舟于古代大運河之上。這是中運博“運河上的舟楫”一館，徐飛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是博物館中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個館。“25臺投影機營造虛擬現實的效果，周圍的虛擬景象都有嚴格的歷史依據，和一般的娛樂節目有很大的區別。” “現在對于數字化的需求很多人弄顛倒了，成了數字化為依托，然后把我們的歷史文化往上填充，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徐飛指出，“數字化企業要服務于我們的文博場所，而不是文博場所被他們牽著走，必須由我們來主導才行，數字化應該服從于文化歷史的需求。” 橋梁、大型鐵器、巨型石刻……大運河沿岸散布了諸多不可移動的文物和遺址，也通過數字化的手段“搬遷”到了中運博。 徐飛以一號展廳的兩個巨型南朝石刻為例道，“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角度，六朝石刻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是不可以搬遷的。但我們先對它進行三維數據的采集，然后3D打印，最后把它‘輕質搬運’到展廳里。” 所謂的“輕質”，是因為南朝石刻很重，但在3D打印時可以內部空心，“外部由玻璃鋼做成，最外層采用石刻質感裝飾。它所反映的歷史信息和藝術信息幾乎跟六朝石刻沒有太大區別，達到了把歷史文化的信息展現給觀眾的目的。” 在徐飛看來，數字化為文物保護和展覽提供了一個新思路。“數字化產品也能達到宣傳文物本體的作用。最重要的事，減少觀眾接觸文物本體的頻次，對文物保護至關重要。” 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的數字化展覽中運博副館長徐飛供圖 數字化考古 文物缺失的信息，或通過AI在某地找到 三星堆文明鮮明的地方特征，是中華文明早期階段多樣性、豐富性的生動實例。著名先秦史學者李學勤先生曾說：“如果沒有對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 于文物而言，數字化的應用幫它們抵御了自然，也幫它們對抗了時間。在這個方面，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遺址是我國科技考古的領頭軍。 “考古是門科學，不能死腦子，既要動手去發掘保護它，還動手去傳播發揚它。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就開始發展數字化。數字化的應用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便于高清晰記錄和后續反復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三星堆考古發掘總領隊唐飛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圖像是記錄考古最直接的一種方式，三星堆的數字化始于數碼相機代替膠片相機。 “我們考古的所有信息都需要記錄，文物與遺跡是共生關系，所以有些文物剛發掘出來就沒了，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利用數字就能夠很好地把它永久記錄下來。” 隨著畫面像素不斷增大，三星堆遺址對文物的記錄信息越來越清楚，研究者也看到了更多細節。“文物的鑰匙要么在庫房，要么在展覽場。借助數字，全球的文物專家都可以沖破地域和時間的限制，隨時來研究觀摩三星堆文物。”唐飛表示。 時至今日，唐飛還活躍在一線的考古現場，他也曾參與過金沙遺址的挖掘，“數字化是文物的千里眼，更是放大鏡和顯微鏡。” 唐飛以象牙雕刻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舉例道，頭發絲般的雕刻，用肉眼觀察十分平淡，但在“放大鏡”下，就能看到從哪里開始雕刻、雕刻的順序以及雕刻過程中用到的方法。“數字化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文物的鑄造方法、模制方法等，甚至還能看到以前加工制造時留下一些痕跡。” “文物的修復保護和后期研究也需要數字來輔助。”唐飛表示，以前文物修復，首先要把各類碎片一塊塊分類，然后拼起來進行物理加固，比如青銅器碎片，得先融化了再接，這當中難以避開一些危險動作，造成文物的破壞。“數字化下，文物可以進行模擬修復，能直接形成三維圖，指導修復師每一塊碎片的位置關系，進而完成文物的整體修復。” ChatGPT的出現，讓唐飛十分欣喜，他認為AI具備的強大記憶功能將助力文物修復開啟新的里程碑。“如果一個陶器、瓷器碎成30多片，我們很容易就能把它快速拼起來，但如果是3000片、3萬片的時候，我們的記憶力肯定不如AI。因為，每一個碎片的形狀都不一樣，修復師的學習能力也各不相同。” 考古挖掘現場，往往是幾十萬塊無序的碎片散落四處，唐飛直言，“修復師的工作量巨大且工作效率不高。一個熟練的技工，大概需要一周才能拼出一個器物。” 自去年開始，三星堆與科技公司開展了合作，希望使用新一代數字技術，助力考古科研和文物的數字研究，并建立三星堆遺址考古數據數字檔案。 “AI學習能力很強，只要你投喂給它足夠豐富的東西。未來AI將考古現場幾十萬塊的碎片全部掃描后，進行器物的重塑，肯定比人快。”唐飛希望，三星堆遺址的科技考古試驗田，以后也能應用到國內其他文博遺址中，“也許在未來，我們三星堆文物缺失的碎片或信息，通過AI還能在河南某個地方找尋回來。” 三星堆博物館文物保護與修復館清理頂壇人像三星堆遺址供圖 數字化文博 科技和文物不冰冷，文博因人熠熠生輝 數字作舟，文化鑄魂。今年全國兩會，“數字經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被提及。如何筑牢數字底座，讓攜帶著中華文化基因的文物們，通過新的方式煥發活力，是一道屬于文博人的時代命題。 要說數字化的效益，徐飛深有感觸。 中運博打造耗資21億元，讓外界認為“燒錢”才能出精品。徐飛對此并不認同，他表示，重金打造，關鍵看打造出來的博物館會不會有巨大的社會效益，以及這個社會效益打造出來后，能否轉成經濟效益。“今年沒有疫情影響，中運博大概可以有250萬觀眾，粗略估算將給揚州帶來13億元到15億元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收入。” “現在絕大多數博物館免費開放，我覺得是個非常明智的舉措。”徐飛認為，收門票對博物館來講有經濟提升，但對整個城市的經濟未必有太大的帶動。“為了參觀博物館來訪問你們城市的觀眾，成幾何倍數地提高以后，博物館對城市GDP的推動將遠遠大于門票帶來的收入。” 在敦煌研究院的數字化采集團隊中，“80后”“90后”占到80%以上，是一支非常年輕的隊伍。 文物數字化工作，具有科技與藝術、科技與文化高度融合的特性，并不只是單一的技術集成，文物數字化團隊在飽含深情地用“永久保存”人類的文化遺產，“永續利用”數字化成果資源。 文物因人熠熠生輝，非遺和文化也一定要靠人來傳播。 在拍故宮之前，故宮對梁君健而言是旅游景點、是文化遺址。而在他將鏡頭對準守護故宮的文博人之后，故宮在梁君健心中的形象具體而鮮亮了起來。 梁君健深切地感到，故宮是由人組成的，也是由一代代人傳承下來的。故宮的建設者，維護者和研究者，因為他們，賦予了一個靜止建筑的生命力。 在梁君健看來，讀歷史讓我們看到一個個重要時刻，是因為人的故事和人的精神，歷史才有它的價值。“放在時間的長河里，一個個人就是一朵浪花，每條河流不缺任何一朵浪花。但同時，歷史實際上又都是由這些浪花構成的，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都是不可或缺的。” 記者手記 文博人除肩負守護責任，也要探索創新式傳播 今年上半年，上海博物館舉辦了“從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98天的展期，觀展人數超42萬人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天有超過4200人次走進展廳，刷新了中國博物館收費特展的人數紀錄。 近年來，大眾對逛博物館、看文物精品的訴求從未退熱。一票難求、門庭若市成為文博景點的日常。博物館也被越來越多的人列為出游計劃中的必選項。 文博熱折射出現在整體的社會思潮——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對歷史尋根的需求。這一代代看似寂寞的文博人們，肩負著守護文博的責任，也必須探索創新式傳播的問題。這需要堅守，更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