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石普寧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來源：喜林苑宣傳片截圖

“1984年8月的最后一天，我搭乘西伯利亞鐵路的一列火車在北京下站，開啟了一段嶄新的人生。在這個距離芝加哥千萬里之外的地方，我感覺我找到了家。”

來自美國芝加哥的布萊恩·林登（Brian Linden），是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來到中國留學的外國人，此后又去往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旅行、工作，最終帶著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再次回到中國，定居云南喜洲，致力于保護和修復中國物質文化遺產。

《尋鄉中國》是林登在中國生活的回憶錄，也是一個觀察中國過去40年發展的入口——從1984年來到中國，再到2004年返回中國定居至今，林登在書中詳述了中國如何改變了他的人生，展示著他個人對中國探索、認知、融入的過程以及其間的情感變化。

作者:[美]布萊恩·林登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在成都歷時三天的《尋鄉中國》分享會上，身高超過1米9的林登迎面走來，很難想象他剛在去年迎來花甲，林登說，“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在嘗試向中國人表示一種感謝，一種感恩。我曾經沒有考慮過放棄，到現在也沒有。我已經過60歲了，但我并不想休息。”

和中國相識近40年，林登感到自己有一份責任，要成為一名文化交流的使者，讓更多外國人了解真正的中國。在這本書的后記里他寫道，“從許多方面來講，這本書是一封情書，寫給每天都在沖擊和激勵我的中國文化。”

初識

時間回到80年代初，在來中國之前，林登半工半讀，從事過地毯清潔員、房屋油漆匠、加油站臨時工等職業，一度快要接受拿到學士學位后只能繼續從事清潔地毯工作的現實。

一張掩藏在校園辦公室外公告板上留學中國的招生廣告，悄然改變了他的命運。在遞交申請幾個月后，他收到了這份至今視為“最貴重的禮物”。

用當下時興的話來講，林登可謂最早的一批“旅游特種兵”，只是帶著一個地名，便登上火車開始自己的探索之旅。

1980年代的林登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1984年8月31日，林登抵達北京。在北京站下車時，他已經連續7天沒有洗澡，加上一路上沒怎么吃東西，他比上車時輕了4斤。

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師是一位常駐北京的菲律賓中年外交官。在到北京的火車上，林登學到了三個中文代詞——我、你、他。而他第一次成功使用中文，還要到當年國慶假期在泰山頂上詢問“廁所在哪兒”時。

在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Brian Linden正式成為林登。協助他起名的王老師告訴他，林登意為“在林海中攀登之人”。到學校的第一天，還沒走到宿舍，他先在籃球場完成了一次扣籃，在場的一位男學生用英語喊道：“明天你就是我們隊的了。”

到學校的第二天，他便在校園里受邀參加出演《他從大洋彼岸來》。一開始，林登還以為是某檔真人秀節目在進行惡搞。拍攝電影期間，林登還不會說中文。因此，在念臺詞時，他采用重復喜歡的歌詞來應對。比如，《加州旅館》可以工作5分鐘，而《波西米亞狂想曲》則可以工作7分鐘。

作為一名“旅游特種兵”，林登的一些經歷堪稱傳奇。

這從他1985年的日記便可一窺：室外零下20度以下的環境下，他曾撕下隨身攜帶小說中的書頁在火爐中取暖、在沙漠中遭遇沙塵暴，遇見“救命的海市蜃樓”才得以生還、坐在長城的古烽火臺上，收聽從家鄉芝加哥寄來的棒球比賽錄音……在書中，他也向祖師爺級別的“旅游特種兵”——徐霞客有所致敬。

“為了挑戰自己。我勇敢地選擇了最偏遠的目的地和最艱難的路線。”他在書中寫道，“我年輕時在美國的不安全感在中國的偏遠地區被治愈了，我變成了一個更加自信和睿智的人。”

從另一方面來看，林登的經歷也是一份對彼時中國的樸素記錄。

當他才從北京站出來時，圍觀的人有一份天真無邪的好奇。在站前的路口，他被里三層外三層的人包圍，“幾位大爺摸了摸我的腿毛和下巴上的胡子。”這種因為好奇而帶來的“聚光燈效應”，一直伴隨著他到21世紀初才逐漸消失。

重返

1987年，林登從北京搬去了南京，在南京大學研究院留學期間，遇到了妻子瑾妮。瑾妮是華裔，與林登一見鐘情，二人都癡迷于中國傳統文化與建筑，那也是他們最常聊起的話題。

在南京一年后，林登離開了中國，前往斯坦福大學攻讀東方歷史學博士學位，并開始四處游歷，先后去到了全球上百個國家和地區。

1995年，在位于美國中西部的小鎮多爾縣，林登和瑾妮被當地一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并最終決定在此處開辦一座畫廊，以展示包括中國文化遺產在內的亞洲藝術與文化，“如果我們能夠有效傳遞中國豐富多元的文化，我們的畫廊將會獲得成功。”

但事與愿違，即便有相對豐富的藏品和活動，“當地的公眾還是沒有來，我感覺可能有一點失望。”林登特意強調，從生意上來講，畫廊的客戶分布于全美，運營上并非失敗，失敗的是他“靈魂中的一種初心”，即最初的教育目標。

林登坦言，“我們自己國家的驕傲和自滿情緒讓我們感到困擾。”這種困擾有時以偏見的面目出現，有時則直接指向林登本人。他認為，自己有責任以更有效的方式講述中國的故事。在此背景下，林登一家回到中國，“尋找第二次新的開始。”

林登說，當決定回到中國開展項目時，他感到這個項目“必須要靠自己，不要投資商”。原因無他，因為這件事對他來講太“個人化（personal）”。

2005年，林登一家來到大理，并與一座位于大理北部的喜洲的古建——楊品相宅結緣。林登寫道，這座古建讓他“陣陣發冷，渾身起雞皮疙瘩”，他在其中流連許久，以至于忘記了吃飯的時間。當天晚上，一個文化交流中心的雛形便浮現在林登腦海中。

喜林苑第一個項目：喜洲楊品相宅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經過前期必要的手續以及近兩年的修繕后，喜林苑終于在2008年5月1日迎來開業慶典。個中艱辛很難用一言兩語而概之：就在開業慶典前三天，喜林苑仍處于停電缺水的狀態。而第一批入住的客人更是早在抵達喜林苑之前、落地機場不到1小時便遭遇問題……

然而，正式投入運營之后的喜林苑取得的成績，無疑是值得書寫的。

比如，自2010年以來，這里接到了數百個田野項目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學生。此外，在一次電影夏令營中，兩位本地高中白族女生制作的紀錄片被提交給了“紐約青年電影節”，兩位女孩還因此在半年后去到了活動現場并舉辦了展映和交流活動。

很難說清，林登是憑借什么讓一切辦妥。或許是一些幸運，或許是一些自信，也或許是如豬八戒一樣的樂觀主義精神——順帶一提，林登是豬八戒的忠實粉絲。事實上，一直到2021年以后，作為文化交流中心的喜林苑才有了“分所”，一家在云南沙溪，另一家則在蘇州容春堂。

“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們的團隊，”當被問及如何兼顧三家“分所”的運營時，林登指向我們。他的意思是希望能夠引入更多的人才并逐漸壯大其團隊，“我希望可以培訓一個非常好的團隊，然后他們也可以一直發展。”

定居

“我一定要說，非常感謝我的讀者，”談到讀者對于《尋鄉中國》的反饋時，林登表示，“我需要這樣的鼓勵，有的時候我的情緒會受到影響。但是，當聽到中國的讀者說非常感謝我在傳播中國的故事時，我感覺我的方向還是對的。”

在寫到自己與中國幾十年來的交往中，林登坦承自己得出的結論常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些誤解是正常和良性互動的表現，也促使我不斷調整對中國的認識。”事實上，“這些誤解并沒有使我遠離中國，反而鼓勵我更深入地探究我們彼此之間的差別。”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民間交流的魅力正蘊含在一切盡在不言中。無需多言，無需多做，一來一回的交流自然會在互動中體現。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自從定居喜洲以來，林登一家四口都生活在這里，自己也成為了當地村民口中的“喜洲村長”。

2017年，林登的母親跨越重洋來到大理，“母親在喜洲和我們度過了三個星期，她終于理解了為什么我的生活現在已和中國密不可分。”

而剛過花甲之年的他，認為自己還可以在民間交流上出不少力。“我還沒到一個非常愿意回憶過去，然后得到某種榮譽感的時候”，他告訴我們，“我一直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還是要往前。”

換句話說，通過寫作與分享，林登更像是一位行者在收拾行囊，并為下一次的再出發做好準備。

喜林苑社區活動與在地旅行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在此輪分享會的唯一一天空閑日，林登特意選在沒有去過的宜賓停留，“在一個我從未去過的城市停留一晚，自由地散步和探索。”他在朋友圈中寫道。而在宜賓，他也在實踐著自己的民間交流，并在當晚乘車回去的路上，“和出租車師傅成了新朋友。”

近40年過去，林登深刻感受到身處中國，周圍人思維的變化，“我們現在不僅是對未來很包容，對世界很包容，對于我們5000年的歷史也越來越包容。”他告訴我們，在自己還想做的很多事情中，無論如何呈現，其中“必須有文化交流”，誠如他在書中后記所言，“我們的跨文化之旅還遠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