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來源：新華社

與20年前相比，如今，一份工作的穩定性是變強了還是變弱了？

媒體上，有關“數字游民”的報道描繪了這樣一幅未來圖景：人們可以不必再專注于同一份工作，只要有足夠的能力，在數字化的助力下，身處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為分散在各中心城市的公司貢獻智慧。

往近了看，“斜杠青年”受到熱捧，靈活就業者被納入公共就業服務范圍，頻繁跳槽成為工作方式，無論從哪看，長期做同一份工作的人似乎變少了。

但在此前出版的《利潤悖論》一書中，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歐洲經濟協會副主席簡·埃克豪特列出了一組異于“體感”的數據顯示，每份工作持續時間出現實際上明顯上升。就業人口換工作的概率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3.8%下降到了今天的2.9%；企業每年更換員工的比例，也從80年代的30%下降到了20%。

作者:簡·埃克豪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2022-12-25

埃克豪特告訴我們，那個在他記憶中，企業因員工忠誠而頒發“金表”的年代似乎又回來了。但新時代的“金表神話”，背后卻隱藏了一個更殘忍的現實：勞動力市場活力下降，令底層勞動力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其最終的結果是，窮人更難擺脫身為“窮人”的命運。

要改變窮人的現狀，就要找到問題的根源。為何社會流動性會變弱？面對這個被不斷叩問的命題，埃克豪特的研究將矛頭直指大型公司——正是由于大公司市場支配力的增強，造成了經濟社會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窮人的“宿命論”，則是其造成的一個可能并不算直接，卻最難以破解的難題。

新型窮人的“誕生”

在論著《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中，利茲大學社會學教授齊格蒙特·鮑曼曾發現一個令人惋惜的現象：窮人正在被社會不斷“異化”。窮人最新被冠以“底層”的稱謂，與過去有機會向上攀登的“下層”相比，他們“被排除在體系之外，沒有任何機會，也無法被重新接納”。

鮑曼描寫了這樣一個“四面楚歌”的“新窮人”形象。他們失去了賴以立身的工作自豪感，面對消費社會對“無能力消費者”的拋棄，還遭受對其不利的社會價值體系“審判”：墮入“底層”是個人選擇問題，是因為“心理或行為上的疾病”。而工作則是社會將一系列壓力傳導給窮人的直接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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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豪特也注意到工作變化對“窮人”的塑造。他發現，各行各業開始出現越來越嚴重的“明星效應”。整個市場都在爭搶最優秀的人才，并且以不成比例的高工資作為籌碼。其結果是，即便是對全世界收入最高的1%人群，其總體薪酬水平的增長主要來自排在前0.01%的人的收入增長。

市場上各式各樣的“錦標賽”越來越多，由此孵化出來的“超級明星”數不勝數，勝者獲取的獎勵比之前更加豐厚，而反過來，資源愈加向由“超級明星”所編織的星系集中，“失敗者”更難被看見——低收入人群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在GDP中所占的份額也不斷下降。

為何只有少數“明星”能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在埃克豪特看來，關鍵在于少數“贏家通吃”的公司占據了市場的主導權，它們將人才之間可能只是很小的能力差異放大，使最賺錢的公司愿意花費一切代價獵尋最出色的高管。

這些公司還創造出了新的工作結構，將原來僅存在于公司內部的收入差距擴散至整個行業：外包。

一次通過電話取得手機維修服務時，埃克豪特接觸到一位高級技術顧問埃琳。她擁有兩所不同大學的學士學位和一所大學的社會學碩士，并且已經成為最高級別的技術顧問。然而，她通過咨詢所獲得的工資僅比美國工資中位數的一半高出一點，成本遠低于手機品牌商為買家更換手機的費用。

由于外包經濟的結構化特征，讓諸如埃琳的工作者失去更換工作的機會。如埃克豪特分析，使用外包服務的企業，可以通過讓多家采購公司彼此競爭，壓低外包服務的價格，并且讓公司總部的“超級明星”和外包公司的“低技能員工”失去相互轉換的渠道，充當兩極分化的“穩定器”。

“巨型”公司的原罪

如今的工作為何會變得難以為繼？提供工作的企業為何能“理所當然”地創造“窮人”？埃克豪特給出的解釋是，部分巨型公司擁有過于強大市場支配力。

過去，以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鮑利命名的“鮑利定律”曾指出，在英國，無論技術如何變革，經濟結構如何調整，勞動收入份額從未產生變化，占GDP的比值穩定維持在2/3左右。然而，埃克豪特發現，自1980年起，鮑利定律似乎失效，這個數字從6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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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的那部分勞動收入去哪了？

他發現，掌握市場支配力的企業，由于擁有暢銷商品而提高售價。售價提升會帶來銷量下降，企業的產量也會隨之降低。企業通過雇傭更少的勞動者，獲得了與過去同樣多的盈利，超額利潤由此被收入囊中。而由于市場支配力普遍存在于各個行業，讓勞動者沒有選擇的余地，只能被迫接受低工資，這被埃克豪特總結為全行業的“水落船低”現象。

提高售價并沒有使企業遭遇競爭者的挑戰，背后正是“市場支配力”在發揮作用。埃克豪特提到了多種市場支配力的來源，其中最主要的兩種，一是不斷增加的合并、并購及其所帶來的企業所有權高度集中化，二是信息時代的科技變革下，先進技術為企業挖掘的“深不見底的護城河”。

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通過科技創新獲取市場支配力，不僅并沒有推動經濟進步，反而帶來了倒退。而通過高薪雇傭“超級明星”，以及進行新一輪創新，企業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尋求發展，而可能僅僅在于加寬現有“護城河”。

由此，勞動者不僅被迫在底薪環境中工作，消費社會下，其還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價格，“享受”企業層出不窮的新商品和服務。

再一次，埃克豪特提到了兩種反直覺的現象。一種發生在線上零售行業，在大多數人看來，以亞馬遜為代表的大型電視柜內企業，通過供應鏈創新大大縮減了消費者和全球貨物的距離，大大提高了全社會的經濟效率。

但埃克豪特認為，在規模經濟為亞馬遜帶來更低的生產成本的同時，消費者并沒有享受到足夠的好處。“盡管企業在掌控了市場支配力的同時，也為消費者提供了較低的價格，但如果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那么這個價格肯定會更低”。

而在大數據領域，消費者的損失更為隱蔽。

以谷歌地圖為例。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能免費使用其提供的服務，似乎完美避免了“消費陷阱”。然而，埃克豪特卻發現，作為“零價格”的條件，用戶提供的個人數據為開發商帶來了大量廣告收入，甚至可能達到應該獲得補貼的程度。而隨著數據的不斷沉淀，企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只會成指數級增長，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對此也無能為力。

鼓勵競爭的療法

按照埃克豪特的分析，如果不善加治理，市場支配力只會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并且會吸納進所有資源，窮人的生存狀況只會更加艱難。

這是一個完全只有巨型企業存在的全景圖。在對埃克豪特的采訪中，他也直言，在目前的狀況下，作為參賽“隊伍”的企業實際上成為了“賽場”的搭建方。強勢的隊伍所在的位置本就比弱勢隊伍高，并且他們的目標不是繼續向上攀登，而是向下掃除競爭者。就連裁判也被強隊所拿捏，盡管是比賽，但毫無競爭可言。

“我們需要一個中立的裁判。”他說。那么，本該作為裁判的政府，處于何種位置？

埃克豪特發現，與原本構想不同的是，一些政府開始自己組建隊伍、或者充當教練。他們意在訓練隊員如何比賽，或者想方設法提升隊員的技術。“這本該是企業所擅長的，應該留給他們來做。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充當管理者，保證比賽的競爭性、參與者擁有平等的入場資格，并且確保創新是比賽的真正目標。”

這也是大部分政府推進反壟斷的基本思路，但失敗者不在少數。特別是在市場支配力已經發酵到一定程度時，監管的存在也可能帶來意料之外的激勵，引導企業利用漏洞去掌控更強大的市場支配力，讓情況反而變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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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數據領域的壟斷問題入手，可能找到一些新的解題思路。

對于大部分企業來說，數據資源已是必須爭奪的強大生產力。在埃克豪特看來，利用巨型企業對數據的“癡迷”，可以引導科技公司為生產數據的用戶進行某種補償。在應用市場競爭足夠激烈的情況下，為了換取數據，企業就會自發地把價格設定在合理范圍內，并提供充足的服務內容或金錢補償。

但這還不是全部。當企業獲取數據后，傾向于增加私密性并據為己有，最終成為建立市場支配力的“護城河”。要填平溝壑，埃克豪特建議政府成立一項制度，強制這些企業將經過匿名處理的大眾數據公之于眾，從而激勵創新。

此外，政府的作用還可以體現在建立監管機制上。他曾提出一種“互操作平臺”的概念，將所有企業都引進這個平臺上，從而打破單個企業的市場支配性。在和我們的對話中，他進一步解釋，并非由政府建立某種實體平臺，而是設置監管機制，讓要素有自由流通的渠道。

在他看來，這種機制可以首先從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開始建立，最佳狀態則是突破國際線、全球適用的行業規范。他也承認，不同國家存在反壟斷治理的水位差。

比如，他提到，在中國，政府對產業能產生更深刻的影響，市場也有望保持更強的競爭性，這樣，市場價格更合理，消費者更受益，同時勞動者也能享受更高的工資水平。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將目光放在整個市場，而非某個單獨企業身上——不需要告訴企業怎么做，只需要定好市場進入標準，在市場中的企業會自行反饋。

無論如何，正如他在書中所說，“像氣候變化一樣，市場支配力早就成為一個全球性難題，各國只有攜手前進才能共渡難關；我們必須拿出和登月一樣的決心，以及和曼哈頓計劃一樣的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