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奇跡”“漢江奇跡(韓國)”，到“新加坡模式”“中國奇跡”“越南騰飛”……縱觀歷史長河，儒家經濟圈內的經濟體不斷“出圈”創造奇跡，在亞洲乃至世界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耀眼存在。 放眼全球，隨著儒家經濟圈不斷“擴圍”，圈內多個經濟體人口、經濟總量更已在全球占據重要地位。 儒家經濟圈在全球“出圈”之道是什么？其背后蘊含的“儒家思想”，對現代商業文明的重要價值有哪些？在國際環境面臨大變局的時局下，“東方智慧”如何為“解局”帶來助力？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儒家經濟圈及其文化內涵 儒家經濟圈這一概念基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是文化相近、歷史上受中國政治及中華文化影響、過去或現在使用漢字、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為書面語、覆蓋東亞及東南亞部分地區的文化區域，是以儒家文化構建基礎社會的區域的統稱。 儒家經濟圈在地理和人口上與儒家文化圈對應，一般指儒家文化在社會文明體系中占有主導地位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體。儒家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越南和新加坡等八個經濟體。 近年來，學者提出“儒家經濟圈”的概念，主要源于二戰后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地區在經濟上的整體性崛起。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經濟突飛猛進，并迅速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經濟體之一。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間，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四個經濟體迅速崛起，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推進改革開放，經濟總量先后超過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在2010年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近十年，越南經濟發展十分強勁，在一眾東南亞國家中顯得尤為突出。總之，這些年來儒家文化圈的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一個現象級的存在，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八大整體性崛起的經濟體均出自儒家文化圈，儒家經濟圈的概念自然被順勢提出。 通常，在討論經濟長期增長和發展時，人們重點關注資本、勞動、技術、企業家精神、制度這五大要素，文化因素被忽略或未受到充分重視。提出儒家經濟圈概念的最大意義在于，文化是經濟發展最深層次的“使能”因素和最隱秘的成功密碼，是上述五大要素最底層的“元要素”。我們知道，文化是一個國家/地區、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經濟強、民族強。從(思想)文化這一維度審視經濟發展，可以獲得比以往未考慮這一因素時更深刻的洞見。 儒家經濟圈的“出圈”之道 儒家經濟圈內的經濟體不斷“出圈”創造奇跡，其成功之道可從以下七個維度加以解讀。 在文化維度，崇尚“禮”“仁”，注重秩序。儒家思想最基本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性善論”是其推行仁政、實行人本人文人道管理的基礎，圈內國家/地區現代企業管理者充分認識和把握人性，根據人性的特點進行管理。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是“禮”，追求規矩井然的穩定社會形態。禮是一種規則，一種秩序，一切符合規矩的禮，構成了統治的基礎，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保障。 在治理維度，倡導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儒家經濟圈內國家/地區實行相對集權、重視政府作用的發展模式。這種既利用市場的“無形之手”自行調節經濟運行，又注重政府宏觀調控的“有形之手”在必要時進行適當干預的市場經濟模式，同時發揮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各自的比較優勢。 在模式維度，堅守和而不同，秉持兼容并包。儒家經濟圈認同多元文化，主張文明對話與文化和諧，具有寬容性、開放性與協商性。圈內國家/地區普遍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其突出優點是不排他，不定于一尊，對于外來先進科技、文化樣態、發展模式和管理經驗有巨大的包容性。 在教育維度，弘揚尊師重教，主張有教無類。儒家經濟圈的經濟奇跡，離不開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質的勞動力。儒家經濟圈歷來信奉“前人強不如后人強”和“再窮不能窮教育”。同時，圈內經濟體普遍認同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力求教育公平，盡力為青年學子提供相對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條件。 在社會維度，倡導“溫良恭儉讓”，認同“家國同構”。“溫良恭儉讓”，即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態度平和、不極端、非暴力、守規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由認同“家國同構”而產生的強大組織力、動員力，可以轉化為現代工業化大生產中的競爭力。 在決策者維度，注重個人修為，推崇精英主政。儒商信奉“修己以安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管理者注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名利觀，培養良好的職業操守，提高自身管理素質，完善企業家人格品質。儒商理念推崇“義利合一”“士魂商才”，將仁義、人格、修養、情誼等視為行為根底，力圖將《論語》與“算盤”完美融為一體。 在勞動力維度，甘于吃苦耐勞，崇尚勤奮好學。馬克斯·韋伯(MaxWeber)說：“中國人的勤勉與工作能力一向被認為是無與倫比的。”儒家思想教化、熏陶、培養了民眾忍辱負重、吃苦耐勞、務實肯干的民族品格，這些品格和現代大工業生產非常契合。 儒家思想文化對當代經濟發展的價值 支撐儒家經濟圈整體性崛起的儒家思想文化，對當代經濟發展和現代商業文明新形態仍有著重要的價值，本文主要談兩個方面。 一是精神價值和動力價值。儒學是“內圣外王”之學。儒學對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價值，一方面是儒家的“內圣”之學可以為塑造經濟活動中的道德人格和市場倫理提供精神滋養；另一方面，儒家的“外王”之學可以經過闡釋和轉換，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 此外，儒家經濟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特點在于義利兼顧，力求道德培育與經濟發展的統一。今天，這種務實精神不僅可以增進人們的市場參與意識，還可以成為東方經濟發展的動力，由此開創出一條有別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路。 二是文化價值和倫理價值。儒家文化能培育出具有東方特色的企業文化和企業倫理，主要體現在注重人性化管理、強調集體主義、提倡團隊精神、強調秩序和統一、倡導整體思維、強調社會責任和環境價值等方面。 傳統經濟和商業認為“利益驅動”是商業運行的原動力。現代新商業文明則應轉向現代商業的“價值共創共享”，遵循競合、共生、共創、共享、包容、普惠等原則，整體性關切客戶價值、員工價值、股東價值等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同時，秉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原則，注重綠色、低碳、循環、再利用，致力于永續經營和可持續發展，共同維護好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國際大變局需要“東方智慧” 當下，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體系與世界力量對比呈現明顯的“東升西降”態勢。隨著西方現代性愈發暴露出其固有的局限和危害，在北美、西歐、東亞這三大全球最具實力、活力和潛力的區域中，基于對國際地緣政治和世界格局的整體考量，特別是基于高度認可儒家思想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我更看好東亞，儒家經濟圈未來的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亞洲價值觀”(AsianValues)，闡述了東亞經濟發展背后的強勁推力是儒家文化。他指出，從根本上講，亞洲的成功原因歸于具有儒家文化內核的亞洲價值——秩序、紀律、家庭責任感、勤奮工作、集體主義、節儉等。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在20世紀70年代也鄭重預言：世界未來的文明時代就是儒家思想的文明時代，因為儒家忠孝仁義的文明，就是人類最本性的文明。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儒家思想具有超越時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時至今日，先秦儒家倫理思想文化中“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誠信為本”的倫理規范、“以義馭利”的行為準則、“寧儉勿奢”的自律意識、注重永續經營的發展觀點，以及以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為代表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對建設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商業文明新形態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面對大變局時代，儒家經濟圈需要更全面了解、更深入發掘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東方文明歷史，同時，更有效地推動東方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為全球現代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歷久彌新的文化資源和精神動力。儒家文化自身也只有與現代經濟發展相適應，在促進和完善現代經濟發展和現代商業文明新形態中，才能實現自身的現代轉換與興盛。 作者簡介： 徐飛博士，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高級訪問學者，現任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正局級)。歷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執行院長、校長助理，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鐵道學會副理事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創新創業教育分會理事長，全國工商管理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管理學會組織與戰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創新創業創造50人論壇主席，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理事長，上海市行為科學學會會長，上海市管理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全球經濟治理與產業運行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學世界倫理中心(WorldEthicsInstituteBeijing(WEIB)學術委員會委員。出版專著譯著教材20余部，在國內外權威核心期刊以及《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權威媒體發表180余篇論文和文章，其中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