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劉艷美

圖片來源：福建日報（張九強 攝）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持續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切實提高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切實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下稱《意見》)公布，迅速引發大量關注。

民營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別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難點在民營經濟，社會關注的熱點在民營經濟，未來發展的突破點也在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共識。

何以突破？上述《意見》特別提到，要“不斷創新和發展‘晉江經驗’”。

去年，正值“晉江經驗”提出20周年之際，時任福建省委書記曾撰文提到，“晉江經驗”不僅是對民營經濟從孕育到成長、從發展到壯大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更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深邃思考、積極實踐。傳承弘揚“晉江經驗”，也是進一步激發創新活力、點燃創業激情、掀起創造熱潮，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登上新臺階。

眼下，晉江乃至其所在的泉州，正處于提檔升級的關鍵時期。作為“晉江經驗”的誕生地，泉州是全國民營經濟最早發源地之一，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居萬億城市之首，這也是泉州躋身萬億城市的最大底氣。但同時，一系列內外部因素影響下，泉州也面臨發展“陣痛”，更需要重新在民營經濟當中尋找“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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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座城市民營經濟的規模，增加值是一個較為常用的指標。

圖片來源：新華社

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杭州、寧波和泉州等萬億城市，民營經濟增加值均超過萬億規模。其中，寧波和泉州兩座地級市的民營經濟表現尤為突出，反超了GDP更為靠前的城市。

如果從總量來看，“民營經濟第一城”由重慶以17404.4億元摘得；而常年頭頂這一“頭銜”的深圳，則以微弱差距居于第二。

兩座城市的差異體現在何處？

如果進一步從每萬人市場主體擁有量來比較城市的創業密度，以民營經濟著稱的深圳則以2229.6戶登頂，相比之下，重慶僅有1063.1戶，該指標在已公布相關數據萬億城市中排名靠后。

行業分布則是另一個比較維度。參考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2018年度）“法人單位”數據，兩座城市“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均為企業數最多的兩大行業。緊隨其后，兩座城市企業聚集度最高的三個行業：

深圳分別為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以及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

重慶則是制造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以及住宿和餐飲業。

換句話說，雖然民營經濟規模上重慶占優，但與深圳相比，其發展質量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猜你想看：《再上萬億，“塔尖城市”誰動力更足？》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成都、寧波、泉州的民營經濟增加值一道邁過萬億門檻，將城市競爭的水位抬升至萬億級別。

細看三座城市，規模優勢是推動成都轉身的重要因素。截至去年末，成都市場主體共有364萬戶，在萬億城市中僅次于深圳的394萬戶。

寧波和泉州則是民營經濟制造業帶動城市經濟增長的典型。到2022年底，兩市市場主體數量分別為130.4萬戶和139.7萬戶，不及深圳、重慶的一半，但民營經濟增加值均超過深圳、重慶的56%。平均來看，寧波、泉州兩市的民營企業對全市民營經濟增加值作出的貢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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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進一步對比民營經濟增加值占比，泉州則能展現出爭奪“民營經濟第一城”的更強競爭力。

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民營經濟占GDP比重已超過60%。已公布數據的GDP十強城市中，除杭州以61%的比重位列第一，其余均不及全國平均線。反觀泉州，該指標高達83%，高居萬億城市榜首。緊隨其后的鄭州，該指標剛突破70%，南通則以69.1%的占比居于第三位。

民營經濟在泉州的地位之高，不僅僅體現在增加值上。當地有一種 “88999”的說法，即民營經濟貢獻了泉州八成以上稅收、八成以上地區生產總值、九成以上研發創新、九成以上城鎮勞動就業、九成以上企業數量。

即便在疫情影響下，泉州民營經濟仍然實現進一步上探。對比2020年，泉州民營經濟增加值為8284.08億元，占GDP比重達81.5%，到2022年兩項指標均有明顯提升。

泉州民營經濟為何能有如此表現？

從結構上看，泉州民營經濟并非依賴某一種主導產業的延伸，而是多種產業的“百花齊放”。體現在數據上，到2020年，泉州共形成9個千億產業，不少在全國都擁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

比如，建材家居年產值4584億元，石材進出口量約占全國60%；紡織服裝年產值3428億元，產量約占全國10%；鞋業產值2187億元，運動鞋產量約占全國40%；健康食品年產值1374億元，糖果產量約占全國20%……

追溯這些產業的發展歷程，晉江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觀察切口。回顧晉江發展歷史，民營企業家秉持“敢冒風險、愛拼會贏”的地域文化，發揮“山海亞僑特臺”優勢，靠實業起家，長期專注于“一雙鞋、一片紙、一泡茶、一塊玻璃、一片電池”等，逐漸從小到大、由弱變強。

北京拓維研究院院長王毅曾多次前往晉江調研，他發現，如果深入研究產業發展脈絡，晉江的成功首先還在于民營經濟生態系統的成功建立。

據他分析，“在晉江企業群崛起之后，國內其他區域很難出現一家具有全國影響的運動品牌企業。企業集團通過其內部細致完善的分工協作形成了很高的行業壁壘，維持其不可逾越的競爭優勢地位；且一經形成，就有了自組織、自運行、自我更迭的內在生命力。”得益于企業間的協同優勢，一旦按下“啟動鍵”，晉江民營經濟便走上了自我循環的良性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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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在民營經濟的各類排行中，似乎鮮見泉州身影。

圖片來源：泉州通客戶端（陳起拓 攝）

以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為例，杭州有41家企業入榜，數量為城市首位，其后分別為蘇州、無錫兩座地級市。而泉州僅3家企業入榜，與頭部城市差距較遠。

不僅如此，即便與經濟體量更小的城市相比，泉州也不占優勢。

在民企500強數量排名前十位城市中，有三個并非萬億城市，分別為山東東營、河北邯鄲和浙江紹興。其中，東營和邯鄲兩市均得益于其強勁的支柱產業——

2022年民營企業500強上榜城市前15位 圖片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在東營，民營企業依托石油資源形成優勢產業，上榜的17家企業有15家屬于石化及關聯產業；而在邯鄲，鋼鐵產業格外突出，14家企業中有11家來自當地鋼鐵大縣武安。

兩座城市所獨有的資源優勢令其他城市難以比擬，相較而言，紹興則與泉州有著更類似的產業發展路徑。

在泉州產業起步的上世紀80年代，浙江也拉開民營經濟發展大潮。根據當地媒體記錄，一批紹興人用鄧麗君的歌聲伴奏，掛起了牛仔褲，擺起了地攤；在柯橋區的104國道沿線，到處都是販賣布匹的攤販；在諸暨、上虞、新昌、嵊州，有人養起了珍珠，有人賣起了雨傘，有人做起了醫藥……

以此為基礎，紹興民營經濟逐漸呈現出塊狀發展的特色，包括柯橋的紡織、印染，諸暨的襪業、襯衫、珍珠、五金，上虞的傘業、化工、機電，嵊州的領帶，新昌的醫藥、軸承，越城的家私等，較具規模的塊狀特色經濟近40個。到如今，紹興入圍“500強”的12家民企，也各自脫胎于五金、化工、機電、紡織等領域。

紹興的成長，一個重要助推因素在于產業轉型的速度和力度。

一個典型例子出現在2018年，紹興500強民企數量曾遭遇“腰斬”，從兩年前的25家跌至11家。紹興發改委課題組曾撰文分析提及，數據背后紹興所經歷的行業結構迅速優化，入圍企業的建筑業比重從2016年的56%（14家）下降至2018年的45.5%（5家），機械制造業比重則從16%提高至2018年的27%。

而作為傳統制造業大市，紹興更是選擇向先進制造業方向“攀登”。根據賽迪顧問發布的先進制造業百強市榜單，紹興從2019年的41名躍升至去年的24名，同年泉州僅居于30名。按照當地說法，紹興制造業昔日的“酒缸、醬缸、染缸”，正向今日的“芯片、藥片、刀片電池”轉變。

眼下，新一輪民營經濟發展大幕即將拉開，各個城市也在積極蓄力。比如，民營經濟體量最大的重慶，將2027年的目標定為民營經濟增加值超過2.5萬億、占比超過62%；此前，泉州也提出2025年民營經濟增加值突破1.2萬億、2035年突破2.2萬億。

前路已然明朗，但民營經濟發展仍不乏難題待解。這些民營經濟大市，能否探索出新時代的“晉江經驗”？泉州，又能否再度撐起“民營經濟第一城”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