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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2023年前三季度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指數與宏觀政策展望》（以下簡稱“報告”）發布會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舉行。上述報告指出，前三季度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穩步提升，積極因素累積增多”。宏觀經濟處于總需求與總供給不足相疊加的格局。居民收入與企業盈利狀況的恢復偏緩，制約了內在消費與投資需求的提升。

如何提高消費需求內在動力？如何進一步提升宏觀政策調控效率？《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陳彥斌。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陳彥斌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通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來提升居民消費率

NBD：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偏低，您認為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居民部門消費占比？

陳彥斌：居民消費不足（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偏低）主要是以下幾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增長方式上，我國長期采取高投資高出口促進增長的發展模式，導致居民消費在總需求中的比重偏低。二是收入分配結構上，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偏慢，制約了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張。三是居民住房債務負擔較重，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四是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完善，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較為強烈。

因此，要提升居民消費占比，不能僅依靠貨幣政策降低利率或財政政策降低稅負等舉措，還要加強增長政策、結構政策的配合。

增長政策可以通過推動新技術、新能源、新產業的發展，既能夠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又能夠成為穩定政策短期內擴大內需的主要抓手，更好地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從而擺脫經濟增長與高投資、房地產的依賴，構筑消費與投資的良性互動。結構政策可以通過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能夠有效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債務壓力，從而有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釋放消費需求增長的內在動力。

NBD：報告指出，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有待提高，具體原因為何？

陳彥斌：客觀上看，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央行和財政部等政策執行部門和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本身。第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面臨結構性障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加大力度難以有效帶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第二，實體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相對偏弱，實體經濟回報率偏低削弱了投資尤其是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從而進一步降低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帶動效果。

NBD：如何提升宏觀政策調控效率？

陳彥斌：提升宏觀政策調控效率不僅需要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創新與完善調控方式，還需要增長政策與結構政策的有效協調。

結構政策方面，一是加快構筑收入分配結構與總需求結構的良性循環，通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來提升居民消費率，改善總需求結構。二是改善投資結構，提升生產性投資與民間投資占比，同時要避免房地產投資過快收縮。三是優化債務結構，核心是降低地方政府與居民部門的償債壓力。

增長政策方面，重點是改善資本、勞動、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的流動性，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提升經濟潛在增速。同時，將選擇性產業政策加快調整為功能性產業政策，從根本上改善營商環境與企業投資積極性，提升資本積累質量，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活力。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還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

NBD：根據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如何保障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陳彥斌：保障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可持續性，就要做好政策力度與政策空間的有效銜接。傳統宏觀調控理論往往認為，當政策空間收窄時就需要降低政策力度，這樣容易造成政策的波動性。

根據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應該秉持系統觀念客觀地看待穩定政策空間的收窄。一是，穩定政策的空間并不是越大越好，政策調控的根本目標是消除經濟下行壓力，因此應該在政策力度、政策空間與調控效果之間取得最佳平衡。

二是，要從動態視角和跨周期視角來審視政策空間的變化，不必過于擔憂短期內政策空間的收窄。加大政策力度雖然在短期內會引發政策空間的損耗，但是會推動經濟增長態勢不斷向好，并在長期中重新贏得更充裕的政策空間。秉持系統觀念看待政策力度與空間的關系，有助于更好地保證宏觀政策的穩定性與長期性。

NBD：未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如何？

陳彥斌：雖然今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空間指數有所下降，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多、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征沒有改變。一方面，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本身還存在較大的操作空間，尤其是考慮到我國中央政府杠桿率低、政府資產規模大、外匯儲備充裕等特點，必要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進一步拓寬空間。

另一方面，加強對結構政策與增長政策的運用，使之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穩定政策有效配合，有助于幫助穩定政策分擔調控壓力，相當于為穩定政策進一步創造空間。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力度均應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要著力提高財政支出增速并進一步加快支出進度，從而提升財政政策的整體力度。建議將2023年的預算赤字率提高到4%以上，并且將相關財政資金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在2023年安排支出下去，進一步穩固經濟恢復向好的態勢。

貨幣政策可以在恰當時機結合宏觀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繼續采取降息降準等操作，保證流動性的合理充裕。需要強調的是，基于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在結構政策與增長政策的有效配合下，不需要過度擔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加大力度可能存在的潛在債務或資產泡沫等風險。

NBD：基于報告內容，您對于2024年經濟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有何建議？

陳彥斌：我們建議2024年經濟增速目標設定在5.0%以上較為合適。這主要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當前宏觀經濟處于總需求與總供給不足相疊加的格局，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手段提振微觀主體預期。

二是根據宏觀政策“三策合一”理論，2024年應努力實現0.3%~0.5%的正向產出缺口，以扭轉產出缺口與潛在增速缺口雙雙為負的局面，推動經濟邁向更高水平的動態均衡。理想情況下，2024年經濟增速可達到5.5%左右。這一目標處于潛在增速與潛在增速合理水平之間，通過改善結構層面的問題并加強宏觀政策“三策合一”是可以實現的。不過考慮到全球經濟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將經濟增速目標設定為“5%以上”更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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