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黃宗彥    每經編輯 文 多    

3月19日，蘇州工業園區發布了《蘇州工業園區ESG產業發展行動計劃》《蘇州工業園區關于推進ESG發展的若干措施》。這是繼3月4日上海和3月15日北京之后，又一經濟重鎮將或擬將ESG（環境、社會、治理）作為企業、產業乃至地方發展的理念和工具。

從具體內容來看，三城的方案、措施，既各有側重也有共通之處，這與三地各自不同的角色定位和產業配套差異有關。

商道咨詢首席專家、商道學堂校長、商道融綠董事長郭沛源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三城在半個月內密集公開促進ESG發展的政策，應該是巧合。但是，從中可以看到，ESG的影響力逐步從資本市場擴展至城市發展，最終落腳到了更多實體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中。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高級學術顧問、中財綠指首席經濟學家施懿宸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ESG的發展離不開各參與主體的協同，政府部門可以自上而下推進完善ESG相關政策和配套支持政策工具；行業組織層面可以進一步深入挖掘行業ESG指標特性，開展相關行業標準研究；企業層面則需要加強ESG信息披露并不斷提升ESG能力；專業服務機構也需要不斷完善就ESG數據庫、ESG方法學和工具等方面的開發，為市場主體ESG發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三城市推ESG行動計劃

3月初，上海市商務委員會首先發布《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動方案（2024~2026年）》。之后，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于3月15日就《北京市促進環境社會治理（ESG）體系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

如今，蘇州也發布了關于推進ESG理念發展的具體行動計劃和配套政策。

眾所周知，北京、上海均為我國一線城市，而蘇州也是經濟重鎮，三城對于推進ESG理念發展的決心和措施，有非常明顯的風向標作用。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查閱三城公開的具體方案發現，既有共通之處也各有側重。

上海的行動方案具體包括三大行動12項重點措施：企業ESG能力提升行動、ESG市場增效賦能行動和ESG服務體系優化行動。具體分解為12項，包括發揮國有企業ESG帶頭先行作用、支持民營企業積極踐行ESG理念等。

北京的《征求意見稿》中提到六個主要認為：強化ESG信息披露、加強ESG生態體系建設、支持ESG評級體系高水平特色化發展、豐富和深化ESG實踐、推動ESG試點示范、構建科學有效的監管體系。這六個方面又被具體分解為十多項措施。

公開報道顯示，蘇州發布的《蘇州工業園區ESG產業發展行動計劃》明確了優化空間布局、培育經營主體、促進創新發展、深化融合應用、擴大開放合作、營造發展生態六大工程、14項具體任務；此外，《蘇州工業園區關于推進ESG發展的若干措施》有12項核心條款，主要從三個方面支持ESG產業發展。

從材料內容來看，三城均將ESG信息披露與ESG評級作為工作重點，同時提出要構建ESG生態體系，比如引進和培育ESG服務機構、人才培養、設立投資基金、設立ESG學會和協會等。同時，三座城市都將ESG理念置入“雙碳”和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框架之中。

三地ESG文件各有側重

在差異化方面，僅從三城的文件名稱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具體內容的側重。

施懿宸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上海的行動方案強調了涉外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參與，強調ESG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方面，涉外企業和外資企業本身在供應鏈管理上可能面臨更嚴格的ESG要求；另一方面，涉外企業和外資企業作為直接的對外合作窗口，其ESG表現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企業，有助于中國企業“可持續形象”的打造。

“此外，上海的行動方案也強調了ESG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重要性，相較于北京的《征求意見稿》更突出金融機構在生態圈中的作用，從ESG投資視角加強對市場引導，助力ESG生態圈實現良性循環；而北京更加重視中國特色的標準建立，也就是如何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ESG評級體系；蘇州的政策更聚焦于具體產業和項目，并且直接給出獎勵機制。”施懿宸補充道。

值得一提的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北京的《征求意見稿》提到要“建立完善本市ESG信息披露標準體系”。這種因城施策的方式是否適合其他地區借鑒？同一產業在不同地區之間的評級結果是否會展現出差異？

施懿宸認為，北京的《征求意見稿》相信會在現有的國內外標準基礎上進行探索。對于地方化的ESG標準，其優勢是能夠更加突出區域特色，更因地制宜地引導市場主體開展ESG信息披露。但在建立標準的同時，也要關注市場主體面臨的披露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三個城市均提出支持構建ESG生態系統、體系，上海還提出要大力引進一批國內外知名ESG相關專業服務機構落戶。相比之下，國際機構起步較早，且體系更符合歐美等成熟市場。

本土機構如何鏈接國際市場，同時展現自身的競爭力？在施懿宸看來，本土機構的優勢在于，既吸納接軌了國際通用的ESG框架，又充分理解中國本土ESG發展的特點。

施懿宸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這恰恰是國際機構不能比的。國際機構是從全球市場視角進行ESG評估或ESG服務，一方面，可通過引入國際機構，借鑒、吸納成熟經驗，另一方面，也要鼓勵國際機構開展對中國市場的本土化ESG研究，以更好地適應中國市場ESG發展。

ESG影響力擴展到城市

ESG理念的應用場景，主要集中于資本市場。相關的信披、評級、鑒證等，最終都是為了吸引投資者、幫助他們決策。不過，ESG的理念可以套用到任何一個企業、機構上，甚至套用到政府的運營模式之中。

郭沛源表示，三城在半個月內密集發出促進ESG發展的聲音，應該是巧合。但是，從中可以看到，ESG的影響力逐步從資本市場擴展至城市發展，最終落腳到更多實體企業的經營與管理。

郭沛源認為，這也可以理解為ESG由虛向實的一種變化。在資本市場，大家看到的是各種數字，因為經濟活動會轉化為估值、收益率、波動率這些信息；在實體經濟，大家看到的是技術、生產、工廠、工人，是非常具體且有形的。對投資者來說，ESG本身就是生產要素，可以做成產品；對企業管理者來說，ESG本身不是生產要素，而是優化生產要素的催化劑，是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生產的，包括優化融資成本、治理結構、風險管理、產品創新等。

“畢竟，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必要或有能力大力發展金融市場，但所有城市都有必要發展實體經濟。這不單關系到GDP，也關系到就業，還符合‘雙碳’轉型與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要求。照此邏輯，很多地方、很多職能部門，都可以探索出臺促進ESG發展的政策。此類政策創新的想象空間，比綠色金融要大得多。因此，我預計三個城市的文件會產生較好的示范效應，會有更多的地方政府部門跟進。”郭沛源分析稱。

施懿宸建議，ESG的發展離不開政府、行業組織、企業和專業服務機構等參與主體的協同。政府部門可以自上而下推進完善ESG相關政策和配套支持政策工具；行業組織層面可以進一步深入挖掘行業ESG指標特性，開展相關行業標準研究；企業層面則需要加強ESG信息披露并不斷提升ESG能力；專業服務機構也需要不斷完善如ESG數據庫、ESG方法學和工具的開發，更好地為市場主體ESG發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