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石雨昕    每經編輯 陳旭    

7月21日，《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文發布。圍繞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決定》從健全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等方面進行了部署。

《決定》明確，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

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執行所長、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呂冰洋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微信采訪時表示，《決定》中關于“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的改革措施主要涉及幾個方面，分別是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為地方附加稅，這幾個方面的改革均有拓展地方稅源作用，具體改革設計值得期待。

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

《決定》明確，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

記者注意到，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后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明確，按照健全地方稅體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將部分在生產（進口）環節征收的現行消費稅品目逐步后移至批發或零售環節征收，拓展地方收入來源，引導地方改善消費環境。

“目前，有少部分商品的消費稅已經在零售環節征收了，比如金銀首飾、鉑金首飾、鉆石及鉆石飾品。”日前，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在征管可控的情況下，將部分消費稅品目的征收環節后移，比如經過論證以后，基于穩妥實施原則，可先從高檔手表、貴重首飾和珠寶玉石等條件成熟的品目進行改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法（征求意見稿）》整理

西南財經大學地方預算審查監督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原院長劉蓉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微信采訪時表示，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將消費稅的征收從生產環節或批發環節移至零售環節，可以增強稅收的透明度，減少逃稅和漏稅現象，提高稅收征管效率。成功實施這一改革需要合理設計稅率，建立健全的稅收征管體系，并配套相關政策，確保稅收征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未來，具體的商品稅目可以考慮消費金額高、稅收貢獻大、流通環節明確且稅收征管便利的商品，如煙草、白酒類商品。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一方面是有助于直接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緩解收支平衡壓力；另一方面，能夠激勵地方政府更大力度促消費，進而推動我國經濟向消費驅動轉型。

劉蓉表示，過去征收消費稅目的在于推動調整消費結構，但未來征收消費稅或主要用于補充地方財力，改善過去地方政府“重生產、輕消費”的現象，這也對地方稅收收入產生深遠影響。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會影響我國稅收收入的區域分布，消費稅收入可能會更集中在發達地區，而制造業和生產密集型地區的消費稅稅收收入可能會降低，原本依賴于生產環節稅收收入的地區產業受到的影響可能略大一些。

對此劉蓉建議，地方政府需要加強對消費環節的稅收管理，確保稅款足額征收，防止稅收流失，并且調整財政預算和支出結構。例如生產型地區可能需要尋找新的稅收來源或削減開支，以應對稅收收入可能減少的情況。而消費型地區需要想方設法促進消費，并且制定稅收征管政策，降低當地居民的稅負痛感。

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

《決定》提出，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

劉蓉表示，增值稅是中央地方共享稅，近年來我國實施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有效緩解企業的資金壓力，企業可以將更多資金投入生產和研發中，促進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但由于產業結構、經濟環境等方面的差異，地區間承擔的退稅負擔與增值稅收入存在不對等的現象，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基層地方政府財政資金不足的情況。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將是解決基層政府配套財力不足的重要舉措。

此外，《決定》提出，研究把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為地方附加稅，授權地方在一定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

劉蓉表示，近年來，隨著異地注冊、異地經營現象日益增多，納稅人所在地由于注冊地和納稅人經營地不一致，客觀上造成各稅務機關理解不同，存在政策執行不統一等問題。因此，授權地方在一定幅度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這有助于稅收公平、縮小城鄉差距。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李旭紅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微信采訪時表示，除了增值稅等主體稅種的收入分享，一些地方的小稅種及附加稅也構成了地方稅的來源，統籌實施地方附加稅，既可以減輕納稅人的遵從成本，優化稅收營商環境，也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地方稅源。

王青表示，需要注意的是，2023年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9.96萬億元，而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達到10.3萬億元。這意味著繼續擴大轉移支付規模的難度已經很大，這也是需要增加地方自主財力的一個原因。

《決定》提出，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清理規范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提升市縣財力同事權相匹配程度。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轉移支付激勵約束機制。

呂冰洋表示，轉移支付的主要功能是平衡地區差距，但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可能會出現逆向激勵作用，這是世界各國在設計轉移支付制度時都不得不面臨的問題。為避免在平衡中產生效率損失，可以考慮將激勵機制融入轉移支付制度設計中，將轉移支付與資金使用效率掛鉤。例如，在設計轉移支付分配公式時，既要使其反映下級政府的財政需求，也要使其反映下級政府發展經濟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努力程度，這使得轉移支付帶有激勵性質。

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決定》提出，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規范稅收優惠政策，完善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支持機制。健全直接稅體系，完善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收政策，實行勞動性所得統一征稅。深化稅收征管改革。

李旭紅表示，新業態的納稅主體、商業模式等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對傳統稅制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提升稅收制度與新興經濟的適配性，有利于促進新興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數字稅收研究所副所長謝波峰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微信采訪時表示，結合傳統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的特點，對傳統經濟形態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以及數字經濟的創新業態研究形成一個更加公平的稅收制度，可以形成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稅收營商環境。

謝波峰表示，目前，我國稅收管理的數字化水平已經具備一定基礎，可以探索數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精細化政策，使之更適合數字經濟企業的經營特征和發展需要，“設計與施工并行”，在稅收管理可支撐的邊界內，最大可能地設計有利于數字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

以稅收制度創新為例，謝波峰表示，一方面，在數字稅收體系的構建中，可以探索建立針對數據要素的“數據稅”，尤其是針對數據富集型的企業，可以通過對“寓治理于稅收之中的數據征稅方案”推動新經濟、新模式的治理。

另一方面，在完善增值稅制度的基礎上，盡量將數字商品和服務適用現行增值稅征收辦法，在數字服務不適宜征收增值稅的情形下，研究數字服務稅征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封面圖片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