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劉旭強    每經編輯 劉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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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國GDP達到61.7萬億元，同比增長5.0%，與全年“5.0%左右”的增長目標基本持平，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延續回升向好態勢。

不過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增多，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等矛盾凸顯。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深化創新驅動發展，深入挖掘內需潛力，不斷增強新動能新優勢，增強經營主體活力，穩定市場預期，增強社會信心，堅定不移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近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城市進化論記者采訪時表示，上半年經濟數據比此前外界推算更好，達成目標十分不易，但同時，完成全年目標存在挑戰，并且宏觀經濟和微觀感受存在“溫差”。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推進各領域重大體制機制改革，以釋放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辟廣闊前景。在管清友看來，回顧我國改革開放45年的經驗，重點在于“放開”和“搞活”，激發個體的積極性和潛力。如今，我們要有“比以前更好的御寒裝備”，以應對“看不見的大象”、走過發展的“十字路口”。

管清友還指出，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效力已經開始減弱，還要考慮政策的“后遺癥”問題，目前我國政策總體趨于審慎，但現在“亟需補充血液”。一種比較理想的策略是，在給地方平臺、商業銀行“放水”之外，主要還是要給中低收入群體、給老百姓發錢，改善人們的信心和預期。

宏觀數字和微觀感受“溫差”較大

城市進化論：如何理解今年上半年國民經濟數據的表現？

管清友：今年全國“兩會”確定2024年完成5%的GDP增速目標時，市場有很多質疑，認為完成目標是有困難的。今天來看，上半年已經完成了目標，比去年底一些人推算的數據更好，這很不容易。對比季度數據，一季度GDP增速5.3%，超出預期，二季度只有4.7%，節奏上相對一季度有所下降，這跟基數、政策、內外部環境變化都有關系。在此基礎上，我認為全年要完成5%的增速目標是有挑戰的。

更應注意的是，當前宏觀數字和微觀感受的“溫差”比較大。宏觀數據和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體感是不一樣的，有很多行業如火如荼，但也有行業還處在努力求生存的狀態。此外，一些社會群體對于收入增長實際體感也不及經濟增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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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進化論：今年上半年，我國外貿增長出現回溫，成為上半年經濟數據的一抹“亮色”。在您看來，接下來我國外貿將如何進一步發展？

管清友：上半年我國出口表現很強，6月份貿易順差創歷史紀錄，但隨之而來各種貿易沖突也越來越多。由于擔心加征關稅，很多企業“搶出口”，趁上半年提早完成訂單。更要看到的是，出口的高增長帶來的普惠性變弱了，對于就業和地方經濟增長的帶動也越來越弱了。

一方面，隨著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貿易摩擦使得不少出口行業勞動密集型產業鏈條騰挪出去。另一方面，由于產業升級以及技術演進，比如“互聯網+”“AI+”，導致大量營收利潤集中在頭部企業。這是產業發展的必然，但同時會導致財富差距越拉越大，全球都面臨這個問題，這涉及到收入分配的體制問題。

同時，隨著我們自身產業升級，過去出口手機、服裝鞋帽，現在開始出口汽車，而且是“換道超車”出口電動汽車，這影響到一些國家的核心產業。比如，生物醫藥制品出口可能比美國同行便宜，如果加征關稅，影響肯定很大，這不但是長期趨勢，短期還直接表現在經濟數據上。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建設和改革，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的合作體系。

推進改革要留意“看不見的大象”

城市進化論：您指出我國正處于發展的“十字路口”。目前處境下，推進改革的總體方向在哪？

管清友：我們常講“十字路口”，過去幾十年間，我們走過的“十字路口”都挺小，“路標”都挺清楚。但是這幾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十字路口”看不太清楚了。我們過去的選擇相當于在熟悉的行業里選擇到上游、中游還是下游，雖然也會讓人撓頭、焦慮，但總體上比較熟悉，不會踩大坑。但是這次是從A行業到B行業、甚至到C行業的選擇，心里難免沒底。

總結改革開放四十五年的經驗，不外乎幾個。首先是放開、搞活，充分發揮每個個體的積極性和潛力，讓大家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同時，光放開、搞活，沒有市場、沒有客戶也不行，要逐漸走入市場經濟、法治、全球化的軌道。此外，要打造市場經濟法治環境和好的營商環境，沒有這樣的環境，再大的市場也白搭。

我們現在這個“十字路口”，無論對于企業、產業還是國家層面，都來到了“無人區”。比如，如何構建新的全球化體系需要談判。我們現在的產能過剩和以往歷次都不一樣，現在的產能過剩是結構性的，我們已經形成了強大的生產能力以及產業生態，產業也在升級，關鍵是需要構建新的國際合作和國際貿易機制。我們目前還可以通過調整貿易結構來應對，中國占全球出口比重依然在上升，東盟取代美國成了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這種方式總有一天會到達“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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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講風險是“黑天鵝”“灰犀牛”，現在其實更像 “看不見的大象”，它表現在很多領域，比如我們已經感受到的氣候變化，極端異常天氣發生頻率增加。它還表現在大國之間未來可能發生的沖突，這意味著我們在企業經營、資產配置方面要有大的調整，抗風險能力、韌性要更強。這給每個行業從業者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城市進化論：消費是另一個需要改革的領域。

管清友：是的。內需提振不是只靠發消費券就能解決，需要重大的體制機制改革?，F在為什么大家不消費？它跟收入、預期、信心有關系。消費怎么提振？這首先涉及到一次分配的問題，就是在政府、企業、居民三大部門中，誰拿得多、誰拿得少的問題。

過去這些年，我國對消費經濟的貢獻始終低于印度等發展中大國，這跟我們的體制有很大關系。要讓居民部門拿走更多一點，道理很簡單，同樣1萬塊錢，直接給你花，一定是比讓其他人替你花，花錢的效率更高。這就需要相對完善的社保、減稅，從政府、企業這兩大部門里頭分給居民部門的更多，這是重大的體制機制改革。

過去這幾十年我們一直在努力，但是總體上突破還不夠，確實比較難，也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一次分配的問題，還包括國資國企改革的問題。三中全會對國企的定位非常明確，《決定》提到，“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這也是需要繼續推進的。

宏觀政策要有助于市場主體活力釋放

城市進化論：《決定》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如何理解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現狀？

管清友：我國宏觀經濟正在面臨重大選擇，傳統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正面臨失靈失效的局面。比如最近降息，對經濟的促進效果并沒有想象明顯。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再搞“放水”？

事實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后，我們經歷過幾次大寬松。第一輪是2009年，第二輪是2012年，這時大家已經發現，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效力開始減弱，增長一個單位GDP所需要的債務越來越多，就像一架機器轉得越來越慢，摩擦力好像越來越大，但是代替這個機器的動力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或者正在轉折過程當中。所以，到2014年又進行了一輪大寬松。

然而，過去這十幾年寬松政策帶來了一系列后遺癥。因此，2020年以后，我們采取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對來說比較保守，沒有走美國“直升機撒錢”路線；而從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開始，我國對金融領域的描述總體來講也是比較嚴肅的，對風險控制和管理強調較多，對創新強調得較少，這是一個大轉折和總的脈絡。

目前，無論是我國對中長期問題的應對策略，還是出臺的短期政策，總體相對沉穩，主要是“固本培元”。今天面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我們比較審慎地做出一些重大決策，我認為是可以理解的。

城市進化論：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在接下來制定經濟政策時，對待“放水”應更加審慎？

管清友：我覺得一方面我們需要休養生息，慢慢恢復信心；另一方面，無論國際局勢變化，還是國內疫情沖擊，以及相關產業政策的影響，現在都“亟需補充血液”。所以我認為比較理想的狀態是，要采取跟傳統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同的政策，不僅給地方平臺、商業銀行“放水”，主要還是要給中低收入群體、給老百姓發錢，同時真正推動收入分配、國有企業、農村土地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重大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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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物價低迷、人們不愿花錢的問題。要防止問題長期化，一旦形成習慣，再想改變人們的行為和心態就會很難。

這個“十字路口”肯定要走，我們也知道會有很多風險和挑戰，必須要比以前有更好的“御寒裝備”，步調、節奏也要把握好。所以不能單純地“放水”，我們實際上是需要結構性改革，改變物價低迷的問題，改變類通縮狀態，改善人們的信心和預期。中國經濟的韌性足夠大，實際上是很有條件實現的。

城市進化論：《決定》提出要“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如何理解這一要求？

管清友：總體來講，宏觀調控要緩，救市要急，要高度重視戰略規劃的作用，更關鍵的是一定不要扼殺市場主體的活力，要有助于市場主體活力的釋放。這不是個物理題或者數學題，很難量化地說比例是多少就可以，實際上是在實踐過程當中，不斷檢驗、結果反推的過程。宏觀政策成功與否需要不斷評估，要有第三方的評估機制，還需要社會監督、媒體監督，這是非常重要的。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城市進化論：民營經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如何理解民營經濟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

管清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當中重要的動力來源?！稕Q定》中關于民營經濟著墨非常多，一是強調必須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原則，這也是回應很多社會議論；二是明確提出“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從法律上明確民營經濟地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對于民營經濟來說是一種政策宣示和信心鼓舞。

當然，從民營經濟發展角度來講，也要客觀看到近年來經濟周期和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困難挑戰，同時，我國經濟發展模式也處在轉變的關鍵時期，因此，民營企業更要積極行動起來，想辦法，找出路，堅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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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進化論：《決定》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

管清友：這涉及幾對關系，一個是國有和民營的關系，一個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個是放開和管住的關系。理想狀態下國有和民營的關系應該是“國民共進”，《決定》對國有經濟的重點領域也作了明確的要求。在促進民營經濟層面，現實中會有一些難題，需要通過包括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等方式逐漸突破。

另一對關系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拿捏好這個關系不容易。二者總體上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關系，總的原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法無禁止即可為，就是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要注意市場失靈問題，也不要過度干預市場。

這還涉及到對公權力的約束問題。三中全會也專門提到依法治國的問題，我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我國經濟體量大了，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多了，要“放得活、管得住”不容易，處理好這個關系還要在實踐當中不斷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