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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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美食之都”的爭奪愈加激烈。

不久前，米其林指南官宣將于今年底至明年初先后揭曉福建和江蘇兩地米其林指南，并在兩省各選擇三個“目的地”。巧的是，其中的蘇州、福州、泉州三市同期發起對“世界美食之都”的進一步沖刺，一場劍指世界一流的美食城市競逐浮出水面。

這還不是全部。近兩年內，包括濟南、臺州、桂林等城市亦紛紛提出爭創“世界美食之都”，一時間，這些或全國知名、或略顯隱形的美食城市一股腦入局，城市有關美食賽道的競爭變得格外擁擠。

世界美食之都是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創意城市網絡中的7個子領域之一，堪稱城市美食屆的“最高榮譽“，每兩年評選一次。

目前，全球共56座世界美食之都，我國有6座，除2011年的成都和2014年的順德外，2019年起的每次評選，中選者均有中國城市，依次為澳門、揚州、淮安和潮州。也因此，不少人對今年的入選者頗為期待。

放在當下，這場比拼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日前，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這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后首個提振消費的重磅政策，也是我國首次專門就服務消費發展作出系統全面的部署。這其中，餐飲住宿消費被放在基礎型消費潛力第一條。

前有淄博、天水靠得食客“得天下”，下一座被美食“帶火”的城市，又將花落誰家？

八大菜系，尚有“虛位”

雖然越來越多的城市已察覺到美食的流量密碼，但要成為被流量砸中的“天選之子”，實屬不易。

總有人不斷復盤淄博和天水的成功之路。有分析認為，淄博的熱度最初來自大學生特種兵旅游的集體選擇，天水更是源自一條自媒體短視頻的突然爆發。最終結論不外乎兩條：在官方推手之外，走紅的“玄學”也同樣重要。

寄望于“天降紫微星”太不可靠，獲得來自權威機構的“背書”，反倒成了一條更顯穩妥的“捷徑”。

被視為全球最權威的美食指南之一，米其林指南自2016年初登中國內地城市、發布初版上海指南后，進駐中國城市的腳步就不斷加速，迄今已先后發布廣州、北京、成都、杭州四市的多版美食指南。如今，米其林更將一次性為6座城市“批發”指南，江蘇的南京、揚州、蘇州，福建的泉州、福州和廈門攜手“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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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米其林指南代表的是歐美游客的選擇，也更偏重于由西方定義的高端餐飲，那么，世界美食之都的稱號則更多是對一座城市美食領域綜合實力的全面認證。

比如，UNESCO為世界美食之都定下8項基礎指標，包括城市中心/地區的發達美食行業，大量傳統餐廳/廚師、傳統烹飪中的特色原材料，未被工業化改造的當地烹飪訣竅、方式和方法，傳統食品市場和產業，美食節、賽事、獎項等活動傳統，對可持續發展的培育和推廣，以及對營養學和生物多樣性的教育課程等，均是考量的重點。

而根據創意城市評選規則，每次一個國家僅能有兩座城市競逐兩個不同的子領域，大大增加了競爭的激烈程度。2014年，揚州就曾惜敗于一同申報世界美食之都的順德，而到了2019年，類似的故事又在揚州和淮安上演。明年即將啟動的新一輪評選，無疑又將拉開新一輪競爭。

全球創意城市網絡中的7個子領域 圖片來源：全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研究與發展聯盟推進辦公室

這一次，誰能先行一步？

不少媒體將鏡頭對準自2016年就開始有所行動的濟南。在中國四大菜系中，川菜、粵菜和淮揚菜均有代表城市“升格”，有的菜系甚至不止一座；相比之下，曾經名聲最大、排行最靠前的魯菜卻一直“缺位”。今年以來，濟南在多份規劃中反復提及爭創世界美食之都，行動力度也不小，有望成為打破魯菜尷尬局面的“種子選手”。

如果放大至“八大菜系”，還有更多“虛位以待”。在近兩年提出參與競逐的部分城市中，臺州是浙江菜的代表，福州、泉州是福建菜的兩大王牌，均有望填補各自菜系中“世界美食之都”的空白。

“美食荒漠”的逆襲

身處美食大國，美食之都的“卷”并不令人意外，但讓這場競賽“卷”出新高度的，是外界口中“美食荒漠”的入局，比如蘇州和杭州二市。

近年來有關“美食荒漠”的討論中，蘇杭二市時常作為上海都市圈的代表被“提名”，特別是杭州，常年與北京一道高居城市“難吃榜”榜首，連帶讓江南一帶具有代表性的本幫菜也招來不少成見。就在不久前，一場網紅自導自演以抨擊西湖醋魚賺取流量的戲碼引發熱議，似乎“黑紅”就要成為這座流量城市的餐飲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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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也有自己的尷尬。在知乎上有關“蘇州為什么被稱為美食荒漠？”的提問下，回答者一面否認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一面提及蘇州美食常常是“僅本地人可見”，外地人卻視而不見。也有人指出，蘇州美食重傳統餐飲、民間小吃，外來高端餐飲落地較少。

面對不利形象，蘇州在今年5月發布《蘇州飲食文化振興計劃》，提出“努力打造世界美食之都”；杭州則在2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中提出“擦亮世界美食名城金字招牌”，并針對杭幫菜高質量發展出臺一系列政策。

提法略有不同，但兩市提升美食顯示度和美譽度的期望是一致的——與其他城市相比，它們更需要靠“美食之都”之名為自己“正名”。

事實上，當米其林發布杭州指南時，就曾引發與在上海、廣州、成都不同的反響。在杭州，少見“外國榜單不懂中餐”的質疑，更多是“竟然是杭州”的驚訝和“終于來了”的期待。而縱觀迄今發出的兩份杭州指南，入榜的既有杭幫菜餐廳，給杭州美食來自國際的肯定；又有臺州菜、紹興菜餐廳，讓杭州美食更添一份匯聚各類浙江菜的多元形象。

更重要的是，它將真正的杭州菜和大眾以為的杭州菜進行了區分。

如不少人分析，以溫婉素雅、獨特香味著稱的杭幫菜，對烹飪食材、工序要求頗高，一道明油亮芡的龍井蝦仁，蝦仁與龍井茶的品質是難關，勾好玻璃芡更是難上加難，然而，真正達到標準的杭州菜餐廳少之又少，食客很難不在只剩酸味的醋魚和回味發苦的龍井蝦仁中來回踩雷。為此，杭州去年還曾“懸賞100萬”尋求杭幫菜標準制定，期望以標準化保護和傳承杭幫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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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問題也需要蘇州作答。在陸文夫的著作《美食家》中，蘇幫菜考究且有格調，令人嘆為觀止的“三套鴨”工序繁復、口味刁鉆，堪稱一絕，他甚至寫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所以能居于天堂之首，恐怕主要是因為它的美食超過了杭州。”

然而，當他晚年與美食家逯耀東談起蘇州菜色時卻說，“世道變得太快，沒有什么可吃了。”按逯耀東所說，“吃喝的境界是環境、氣氛、心情、處境等等組合而成。也就是過去蘇州文人生活中的飲食品味，但現在燈火輝煌的宴會，服務小姐匆匆分食，盤子端上換下，一條松鼠黃魚不見頭尾，也不知色香，更別提其味如何了。”

眼下，米其林即將轉場蘇州，其對蘇州飲食文化特色的挖掘也成為當地所盼。而蘇州打造“世界美食之都”，關鍵更在于找回“蘇味”，進而擦亮“蘇味”、傳播“蘇味”。

經濟大市的“美食經”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作為經濟大市的蘇、杭兩市，對于“美食”的回歸和重拾。

如果回到有關“美食荒地”的討論，不難發現，其集中為經濟發達城市。除杭州之外，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也沒能逃出被貼上“荒漠”標簽的命運。

飲食歷史變遷、主流味型改變、食材可獲得性差異下降……經濟大市“難吃”的原因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類似的：就如蘇州網友的自我評價，由于外來人口加速涌入，改變了城市的美食記憶，增加了對飲食多元化的需求，眾口難調下，負面聲音難免愈加占據上風。

比如，“老北京”口口相傳的鹵煮、爆肚、炒肝，就遭遇了和西湖醋魚類似的命運，被外地人嫌棄食材簡單、做法粗糙，難言“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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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越是要吸引外來人口的城市，越不能沒有美食的加持。

即便如老工業城市淄博，美食“破圈”后也出現變化。數據顯示，2021年淄博的城鎮化率還只有74.63%，2022年勉強提升到74.88%，但到了2023年，淄博的城鎮化率直接提升了0.78%，達到75.66%。在其背后，更多人來到淄博——去年淄博企業數量增長6.2%至19.4萬家，新引入高校畢業生4.3萬。

更不用說，美食還愈加呈現出對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

僅從餐飲收入一項看，去年，全國社消零總額達到47.15萬億元，同比增長7.2%，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2.5%，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而根據中國烹飪協會結合往年數據分析，去年全國餐飲收入更首破5萬億元，增速不僅比上年同期上升26.7個百分點，也領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13.2個百分點。

經濟大市尤為如此。去年以來，杭州多次推動餐飲業發展，有統計顯示，其2021年餐飲業營收居于省會城市第二，市場規模大、景氣度較高；今年2月北京商務局對于打造國際美食之都相關行動方案進行解讀時也提到，北京去年餐飲業收入首次突破1300億元，同比增長32.5%，對社消零額增幅貢獻率達52.8%，展現出強勁發展潛力和良好發展前景。

而到今年上半年，餐飲業面臨進一步提振的節點。一面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觀察，消費整體數據較好，行業分化較大，有關“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的話題熱度較高，一面則是餐飲業增長壓力增加，餐飲收入增速回落至7.9%，環比降速明顯，特別體現在經濟大市上，北京、上海上半年餐飲收入分別下降3.5%、3.6%。

古人云，治大國若烹小鮮。面對當下城市治理的復雜性，將美食作為切口也將有更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