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林姿辰    每經編輯 梁梟    

2021年9月，王亞寧卸下FDA臨床定量藥理學審評部部長的職務，加入新藥研發的企業端。當時，一家處于臨床階段的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向他拋出橄欖枝；3年后，王亞寧再次出現在大眾視野，身份已經轉變為上海瑞寧康生物醫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希望為國產新藥研發、出海、審評上市提供專業咨詢服務。

2021年被業內人士視作行業資本寒冬的開端。當越來越多的Biotech走上談判桌，希望通過轉讓自研管線增厚現金流時，它們是否熟悉游戲規則？能否與跨國藥企（MNC）平等對話？

王亞寧認為答案是否定的。12月6日，由成都傳媒集團指導、每日經濟新聞主辦、四川省醫藥行業協會作為支持單位的“2024生物醫藥大會”在成都舉行，王亞寧對《每日經濟新聞》表示，“過去很多項目是被賤賣掉了”，國內至少有一半或多于一半的企業不具備與跨國藥企談判的能力。

上海瑞寧康生物醫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創始人及CEO、前FDA定量藥理部部長王亞寧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中國Biotech在BD時缺乏自信，頭部藥企也交過“學費”

在回國之前，王亞寧在FDA工作了18年。在臨床定量藥理部飛速發展過程中，他從初級審評員一路晉升到部長，期間的審評工作覆蓋了所有疾病領域，參與過撤銷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瘧疾藥物氯喹和羥基氯喹治療新冠的授權，也頂住壓力推動阿爾茲海默病爭議藥物Aducanumab（阿杜卡瑪單抗）上市，被國際資深定量藥理專家Bob Powell教授稱作“臨床藥理領域的邁克爾·喬丹”。

但真正加入一家初創Biotech，挑起CEO的擔子后，王亞寧發現自己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融資。醫藥魔方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創新藥一級市場融資金額為869億元，2021年為877億元，2022年下降到433億元，2023年進一步降為309億元。

為了增加自身現金流，越來越多的創新藥企業瞄準海外市場，尋求BD（商務拓展）的機會。但王亞寧注意到，很多初創Biotech在與跨國藥企談判時缺乏自信，導致產品估值上不去，最終被賤賣，連頭部藥企也交過“學費”。

例如，今年1月GSK以10億美元的首付款和4億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宣布收購AiolosBio，后者唯一核心管線是去年8月從恒瑞醫藥引進的，當時的首付款僅為2500萬元。

“在談判過程中，我最大的一個感受是代表企業去跟對方談判的這個人很重要，如果他們自己去談判，甚至帶著一個翻譯去談判，這個價值是談不上去的。”王亞寧認為，很多小企業的心態是自研產品被大藥廠看中是自己的榮幸，所以很容易被對方給出低估的價格導致產品賤賣。

不過，近年來也有幾筆BD交易給王亞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2年5月、7月、12月，默沙東分別以13.63億美元（包括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3500萬美元首付款和9億美元里程碑款、1.75億美元首付款和93億美元里程碑款，從科倫博泰引進TROP2 ADC藥物SKB264、Claudin 18.2 ADC藥物SKB315和7款早期ADC產品的全球權益；2023年12月，百利天恒將抗體偶聯藥物（ADC）BL-B01D1的中國大陸外全球權益授權給百時美施貴寶，潛在總交易額最多將達到84億美元；今年11月，恩沐生物與GSK針對一種臨床階段靶向CD3/CD19/CD20三抗藥物達成協議，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合計超過8.5億美元。

“在全國范圍內，成都產生了多個非常成功的BD案例，交易額也相當可觀。現在很多企業愿意選擇成都作為注冊地或者主要研發地，可見這個大環境確實是挺好的。”王亞寧說。

中美藥物監管方差異較大 留得青山在，不怕賣“青苗”

“在資本寒冬下，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產品包裝得更具差異性，推銷給MNC。即便現在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但還有更多企業處于掙扎的過程中，BD甚至可能是他們活下去的唯一渠道。”

過去3年，王亞寧接觸過不少初創企業，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Biotech面臨的共同問題。例如，在資本寒冬里，推進產品時應該優選First-in-class（同類第一）還是Fast-follow（快速跟隨），哪一種產品更容易得到MNC的青睞、達成高額BD交易？在監管溝通過程中，中國的CDE（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和美國的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要求有何不同？

以臨床試驗為例，王亞寧表示中美藥物監管機構的標準存在相當大的區別，比如美國很多疾病領域要求新藥進行兩個三期試驗，但中國基本上只要求一個三期試驗，主要原因是國內真正的First-in-class（同類首創）藥物比較少；再比如藥物申報IND（新藥臨床試驗申請）時，美國主要關注臨床前動物試驗的安全性數據，對有效性數據的審查較為寬松，但國內的要求會更高。

遺憾的是，多數國內Biotech無法跨越信息差，不可避免地給美國FDA留下了“偷工減料”的印象。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企業沒經驗，對相關反饋的解讀有誤，按照自己猜測的方向做完試驗交上數據，并不能滿足監管要求；二是錢的問題，想少做些工作，但有些東西是少做不了的，反而給FDA留下了很差的印象，未來還要花相當一段時間扭轉。”

王亞寧建議，為了提高產品在美國申報上市的成功率和臨床研發的效率，當新藥研發進入臨床研發階段，國內Biotech除了要得到中國CDE的認可，還要和FDA進行及時溝通。另外，對于潛在BD機會，企業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要害怕把處于臨床初期的“青苗”賣出，預支了未來的希望。

王亞寧認為，BD本質上是一種雙贏的形式。如果不把項目的海外權益賣出去，目前很多中國藥企并不具備自己把產品做到國際市場的能力。有了MNC的加持，不僅能快速推進國外市場，國內市場也會得到更大的關注，更重要的是，由于目前國內創新藥市場定價偏低（有時是海外定價的幾十分之一），如果藥企只開發中國市場，會損失掉全球價值。

“那些因為沒錢，不得已賣掉早期項目的企業，可能確實存在這個（預支希望）問題。但如果企業有持續創新的能力，通過BD先把現有的好的青苗賣出去，換來資金活下去，將來還能夠持續創新，就不需要太擔心，”王亞寧說，“現在最緊要的任務是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