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杜蔚 丁舟洋    每經編輯 宋紅 梁梟 陳俊杰 劉林鵬    

“為人類盜取火種的普羅米修斯，是光明的化身，也可以是死神的化身。”克里斯托弗·諾蘭在電影《奧本海默》開篇就引入的這句話，引人深思，不僅打動了無數觀眾，也打動了奧斯卡金像獎的評委。

在美國洛杉磯好萊塢杜比劇院舉行的第96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奧本海默》橫掃奧斯卡，獲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創配樂、最佳攝影、最佳剪輯7項奧斯卡大獎。

今年54歲的諾蘭，終于憑借《奧本海默》收獲奧斯卡最佳導演這項大獎。諾蘭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表示：“特別感謝凱·伯德和馬丁·舍溫25年的艱辛付出才有了這本書，感謝制片人把這本書放到我手里。”

《奧本海默》的成功，離不開影片背后的原著傳記《美國的普羅米修斯：J.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勝利與悲劇》（以下簡稱《奧本海默傳》）。這部奧本海默最完整的傳記，凝聚了作者凱·伯德和馬丁·舍溫的心血與智慧。而且，凱·伯德還是《奧本海默》的編劇。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凱·伯德，聽他講述在傳記寫作中以及與諾蘭合作的趣事。凱·伯德還談到了人類在面臨一個個新的“奧本海默”時刻時，該如何自處（注：以下專訪內容以自述形式展開）。

希望諾蘭電影的成功教會好萊塢拍嚴肅電影

我是偏心的，我非常希望電影《奧本海默》能多獲得幾個奧斯卡獎項。

這部電影不僅包括關于二戰和眾多科學家的那段往事，更重要的是它用藝術的方式向我們闡述了當下：我們應該怎樣理解俄烏沖突等發生在眼前的事件？《奧本海默》的故事提醒我們：我們仍生活在原子彈的陰影中，全世界仍生活在一個由奧本海默開創的時代里。

“當你有一個理想的時候，小心它實現的那一天”——因為它或許會非常可怕，遠遠超乎你的預料。核武器的威力遠超奧本海默事先的計算，在廣島、長崎造成的傷亡也是預想的好幾倍。更棘手的不是原子彈本身的鏈式反應，而是它在政治、外交、社會等層面引發的復雜催化，這不是一個物理學家能控制的，他的“夢想”在達成的那一刻變為噩夢。

諾蘭利用“時間魔法”，將影片的對話、場景相互串聯并形成呼應。影片中有這樣一幕：原子彈爆炸前的短暫消音為后續的震耳欲聾埋下伏筆，蘑菇云則從明艷耀眼變成漆黑一團，這出人意料又令人恐懼的威力讓奧本海默心有余悸，他傾注心血的洛斯阿拉莫斯基地變成他想飛快逃離的煉獄……

實際上，后來已有種種歷史證據證明，日本在二戰中投降的原因不止美軍向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原子彈。但這段歷史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是一個復雜神秘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認為是那兩顆原子彈終結了戰爭。

讓我欣慰的是，諾蘭在電影中加入了這樣一句臺詞——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先后爆炸后，奧本海默將頭轉向愛德華·泰勒，他說：“你知道嗎？愛德華，我剛剛從華盛頓的簡報中得知，日本距離投降有多近。我們用這種武器對付了一個基本被擊敗的敵人，我對此感到非常困擾。”

雖然，這只是電影《奧本海默》講述的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但能讓觀眾體會到歷史的復雜。

所以我希望諾蘭電影的成功，能教給好萊塢和世界各地的電影人如何制作嚴肅電影。電影人有責任去拍真實的人類故事和復雜的歷史，而不僅僅是超級動作英雄。

為之付出25年的馬丁沒看到這一切是最大遺憾

電影《奧本海默》上映后，我收到了來自世界多地的邀請：我前往美國洛杉磯，探訪炸彈的制造地；去英國牛津大學，參與一場關于核武器的辯論；訪問中國，與影迷會面；還去了意大利、印度等地。

在牛津大學，我參與了一場關于核武器的辯論。我明確表示，反對使用核武器。正如奧本海默所說，核武器是恐怖的武器、是侵略者的武器。爭論的焦點是關于核威懾是否成功。我的觀點是：雖然我們已經與原子彈一起生活了超過75年，但這只是時間海洋中的一滴水，核武器仍然非常危險，我們應該擺脫它們并禁止它們，而不是依靠它們來進行威懾。我的論點很有說服力，最終我以140票對90票贏得了辯論。

對任何傳記作家來說，“奧本海默”都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主題。和我一起寫作的伙伴馬丁·舍溫從1980年便開始了奧本海默傳記的寫作工作。他走訪了150多位奧本海默生前的親友、同事等，付出了25年的心血。

馬丁曾告訴我，他的研究存在一些漏洞，還給了我幾箱資料。但當我開始篩選相關資料時，我才意識到，馬丁的研究細致入微，涉及范圍很廣，幾乎沒有任何空白。

我最大的遺憾是，馬丁·舍溫已經不在我們的身邊了，他沒有機會來看這部電影，以及和大家分享寫作的過程。

《奧本海默傳》在2005年出版，我和馬丁因此獲得了普利策獎，但這仍是一本小眾讀物，它靜靜躺在書架上16年。直到2021年的秋天，我接到了諾蘭的電話：“我想和你聊聊這本書。”

2021年3月，諾蘭的一位制片人給了他《奧本海默傳》這本書，諾蘭讀完后就告訴制片人，他有興趣拍這部電影。然后諾蘭又讀了一遍書，仔細做了筆記，甚至寫了200多頁的初稿劇本。2021年9月，諾蘭聯系我，我們開了三個小時的會。與諾蘭分別后，我迫不及待地回到馬丁身邊，那時84歲的馬丁已是肺癌晚期，不能飛來紐約參加這次會面。我告訴馬丁，我認為諾蘭對這本書的理解是非常全面的。兩周后，馬丁去世了。

幾個月后，我又接到了諾蘭的電話，他把180多頁的劇本遞給我，讓我坐在酒店的房間里讀：“你想讀多久，就讀多久。”

這是一個忠實于原著的改編劇本，我看到了源于書中的對話和場景。我給這個非常精彩的劇本提出幾個小建議。之后，諾蘭只花了57天就完成了拍攝，剪輯則花了一年的時間，這是一部絕妙的作品，既是屏幕上的藝術，也是嚴肅的歷史。

被稱為美國“原子彈之父”是奧本海默的悲劇命運

對于原子彈的研發，奧本海默早就痛苦地意識到，如果成功了，它將被用于整個城市，大多數受害者會是無辜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因為原子彈的使用不針對具體的軍事目標，它的爆炸將摧毀整座城市，成千上萬的無辜者會犧牲，但奧本海默別無選擇。

因為當時德國也快要研發出原子彈了，奧本海默了解能力極強的德國物理學家海森伯。如果法西斯陣營的科學家在制造核武器的競賽中處于領先地位，那么希特勒就會用它贏得戰爭。所以奧本海默知道他必須這樣做，雖然他對美國擁有原子彈后將引發的悲劇深感憂慮。

永遠被稱為美國“原子彈之父”，是奧本海默的悲劇命運。他不想成為一種恐怖武器的“父親”，但這是他的宿命。

對奧本海默而言，原子彈不僅毀滅了世界，也毀滅了他的個人生活。1945年他成為美國最著名的科學家，被視為民族英雄。他的照片也登上了《時代》和《新聞周刊》等雜志的封面，他獲得了極大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他開始向公眾告知原子彈的危險，他在公開場合演講時提到“我的雙手沾滿鮮血”；他致力于遏制核威脅，奮勇地將人們從核彈文化的歧途上引開。然而科學家的良知，與當時的美蘇冷戰大背景格格不入。奧本海默深陷政治斗爭的旋渦，他堅持想以某種方式把從“魔瓶”中放出來的“核妖怪”塞回去，但與他作對的政治勢力想的卻是“決心把奧本海默裝進瓶子，扔到海里去”。

9年后，奧本海默在秘密法庭的安全聽證會上接受審判并被羞辱，他對美國的忠誠也遭到了質疑。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被撤銷，那場聽證會的記錄也被泄露給了外界。奧本海默的私生活被曝光，他被污蔑成間諜，最終含冤而死，60年后才得到正名。

《奧本海默傳》的寫作帶來巨大成就感

《奧本海默傳》的寫作，無疑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但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書籍是一項糟糕的“生意”。

《奧本海默傳》在美國平裝本的價格為18~20美元，作者得到的版稅是7%，也就是說每賣出一本書，作者只能拿到很少的收入。因此，書的銷量必須非常非常大，作者才能靠書籍獲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的書，能賣出4萬本，但對于美國3.3億人口來講，這4萬本無足輕重。圖書出版一直是一項艱巨的業務，長期以非常少的利潤在運行，我相信在中國情況也類似，愿意看紙質書的人并不多。

我曾是一名薪水很低的記者，在做了10年的記者之后，我想寫一本書。如果沒有我的妻子蘇珊，我不可能做到這一切。她有不錯的工作，她非常支持我，她付房租、付生活費支撐了我的夢想。

我的上一本書是關于吉米·卡特的《總統》（The President），寫作花了6年時間，完成時我感覺非常疲倦。其實，當作家是一個孤獨的旅程，你必須獨自一人坐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把想表達的故事寫在紙上。所以我寫書的策略是，一天一天地去做。我每天只寫3個小時，但我每一天都在寫，包括圣誕節和所有的節假日，寫作最重要的就是堅持。

盡管我非常厭倦作家的孤獨生活，但不得不說，在寫完《總統》大約6個月后，我就開始感到無聊了。我覺得必須寫一本新書了。一個好的作家是一個沉迷于寫作、沉迷于講故事的人。因此當你找到感興趣的人或話題并癡迷于此后，就能驅動你去了解和表達有關你感興趣的人或話題的故事。

在寫完《奧本海默傳》之后，我和馬丁最初給書起名叫“Opie”（奧比），就是奧本海默名字的昵稱，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可愛的名字，很短也很好聽，想嘗試一下。當這本書準備送進印刷廠時，編輯打來電話告訴我們，營銷人員說他們絕不可能賣出一本名叫《奧比》的書，只給我們兩天重新想出一個不同的書名。

那天晚上我快睡著了，蘇珊忽然轉向我，她說，“你為什么不把這本書叫作‘普羅米修斯’呢？”我轉過身來說，“不，我不這么認為，這太復雜了。‘普羅米修斯’晦澀難懂，很多人并不記得這個希臘神話中的悲劇故事。”

而第二天一大早，馬丁給我打來電話，非常興奮地說：“昨晚我和我們的朋友、另一位傳記作者羅納德·斯蒂爾出去吃飯，羅納德建議取名為‘美國的普羅米修斯’。”馬丁也認為這是個好標題，我同意了。

蘇珊和羅納德沒有交流過，但在同一天晚上，他們都想出了這個書名。麻煩的是我了，我聽了羅納德的，卻沒有聽我老婆的（笑）。但無論如何，蘇珊為此感到非常自豪。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書名。因盜取火種，交給人類，普羅米修斯受到宙斯的懲罰。奧本海默也是如此，他將原子彈之火帶到人間，從此終生受到拷問與折磨。

人工智能就是人類的“奧本海默時刻”

誠然，正如哲學家黑格爾所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不會從歷史中學到教訓”。但我想，奧本海默會爭辯說，人類是脆弱的，他們犯了許多同樣的錯誤，但我們依然能夠從歷史中學到東西。

比如，諾蘭的電影說服了數以百萬計看過這部電影的人思考這段歷史，閱讀《奧本海默傳》，并從中有所體悟。我來中國與讀者交流，讓我驚訝的是，大量青少年讀者讀了這本書，這非常鼓舞人心。他們以前也許不知道奧本海默是誰，只是隱約將他的名字與原子彈聯系在一起。因為這部電影，他們能在年輕時了解這段歷史。等他們長大后，當他們能夠做出一些選擇時，他們會思考，會站在人類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不僅僅考慮眼前的利益。

奧本海默的命題永遠不會過時，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社區中，這里充斥著科學技術、計算機和人工智能，背后的科學家在所有的突破中都會面臨各自的“奧本海默時刻”。

技術發展得太快了，我們周圍的世界也在飛速變化。我爺爺奶奶出生在一個沒有汽車的世界里，而我們現在有火箭、飛船，還有可以與之對話的計算機。可以預見的是，未來10年到30年里，世界變化將更快。不過，我們在使用新技術時都會面臨一個選擇——在人類發展與技術進步之間發生沖突時怎么辦？我們需要有良知、關心人類命運的科學家站出來向公眾解釋一切。

現在，人工智能就是人類的“奧本海默時刻”。人工智能的創造者之一薩姆·奧爾特曼曾說，這是一個時刻，我們正處于這種新型科學、人工智能的新革命的開端，我們像奧本海默一樣擁有“核武器”。

我們現在應該考慮：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如何馴服它以及如何讓它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融入社會，還需要制定有關隱私的規則。盡管我們無法阻止科學狂奔，就像人們無法阻止原子彈的發明一樣，但我們可以學會調節它，并找到恰當的方式與之共處。

解釋復雜是科學家的職責，對于我們普通公眾，我們需要擁有理解復雜的能力，這需要大家多讀書。現在，大家一刷短視頻就停不下來，一天可以輕輕松松花幾個小時在短視頻上，但花一兩個小時拿起書閱讀，被認為是一項艱苦的工作。

在我20多歲時，有電視但沒有互聯網、短視頻，讀書是一種最便宜的娛樂。現在，電腦、手機、平板……所有屏幕都在搶你的時間。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算法的“信息繭房”里，你無法得到超出你的認知范圍的信息。書籍在傳達大型、復雜故事以及歷史和情感方面，要比短視頻有效得多，但你必須坐下來獨自完成閱讀，就像作者必須坐下來獨自寫作一樣。

我們的生活并非一定要受科技裹挾。諾蘭沒有智能手機，甚至不用電子郵件，更不要說刷短視頻了。他關注新技術，也并非不會上網，他只是不想被刷手機的慣性帶著走，導致自己的時間和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

諾蘭癡迷于探索“空間與時間”，他的作品大多是關于這個大主題的。不用智能手機的諾蘭，卻拍出了《記憶碎片》《盜夢空間》《星際穿越》《敦刻爾克》《奧本海默》這些極具想象力和科技硬核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