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金喆    每經編輯 文多    

3月5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大力發展托幼一體服務，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

人口發展事關國計民生，和前三年一樣，全國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長戴立忠再次就如何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言。

戴立忠表示，雖然我國現行稅收政策已向育兒家庭傾斜并取得惠民成效，但僅有夫妻雙方獨立申報并繳納的模式可供選擇，對一人“全職育兒”的家庭不夠友好。他建議：逐步探索并建立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計征與申報方式，減輕一方養家、一方顧家模式下的夫妻經濟壓力；充分結合婚育成本增加的現狀，擴大個稅專項扣除范圍，階梯式提高二孩、三孩照護和教育專項附加扣除力度。

全國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長戴立忠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需改革個稅制度

近年來，關于生育的話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大代表為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言，比如全國人大代表張強建議試點“父育假”制度，推動男性育兒責任分擔；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長兼CEO姚勁波建議孕產服務免費，將義務教育延伸至高中。

戴立忠也已經連續四年為這一議題獻計。他表示，我國現行稅收政策已向育兒家庭傾斜并取得惠民成效。2018年，國務院印發《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規定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專項附加扣除。2022年，新增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并于2023年提高上述扣除標準，超過6600萬名納稅人因此受益。

但他也觀察到，近年新生人口數量并未明顯提升。

“我覺得這個（現象）確實要引起重視。”戴立忠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現行制度要求夫妻獨立申報與納稅，而非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在家庭總收入相同但收入結構不同的情況下，會導致總納稅額差異懸殊。

他以年家庭收入相同的兩個家庭舉例。假設A家庭夫妻雙方均參與工作，且年度應納稅所得收入均剛滿6萬元，則家庭收入總和為12萬元；B家庭僅年入12萬元的男方工作，女方則為“全職太太”。

在不考慮任何專項附加扣除的前提下，按現行規定，A家庭（雙職工）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B家庭（單職工）年度納稅金額則上千元，稅負差高達100%。一線城市因平均工資收入水平較高，家庭總體納稅金額差距更明顯。

“要鼓勵形成生育友好型的社會，要鼓勵多生小孩，我覺得稅收制度就要重點改革。”戴立忠說，對大多數家庭而言，以家庭為單位計算可使整體應納稅所得額處于更低的稅率區間，即在家庭總收入相同的情況下降低稅負，也為因照顧子女導致的一方收入高（養家）、一方收入低（顧家）的夫妻緩解經濟壓力，通過減輕“養育負擔”，降低年輕人的“生育焦慮”。

建議根據社會養育成本變化情況擴大個稅抵扣

對于如何真正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戴立忠也進行了深入調研。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數據顯示，我國從孩子出生到18歲的家庭平均育兒成本約50萬元。此外，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采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發現，在生育后的前7年，中國女性個人收入平均下降21.4%。

“如果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無法實質有效地緩解經濟壓力，出生人口下降趨勢將較難扭轉。”戴立忠表示，因此，他建議根據社會養育成本變化情況擴大個稅抵扣，階梯式提高二孩、三孩照護和教育專項附加扣除力度。

例如，對于聘請月嫂、育兒嫂等母嬰護理支出以及兒童年度醫療支出等，可以有相應抵扣標準；同時，根據子女數量設定不同檔次的專項附加扣除額度，如二孩對應的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專項附加扣除標準為3000元、三孩的對應扣除標準為4000元。

戴立忠說，這樣可以確保子女越多，應稅所得額增幅越大，稅收優惠越突出，以收入保障體現對多子女家庭的鼓勵，減輕育齡女性顧慮。

記者注意到，姚勁波也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到，為減輕中低收入家庭負擔，刺激家政消費，建議將雇傭保姆費用按照每年2萬元至3萬元限額抵扣個稅，與現有贍養老人和嬰幼兒照護個稅抵扣形成協同疊加效應。